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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学术的意味 ——学习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论上的评语及批注
发信站: 听涛站 (Sat Apr 21 08:45:32 2001), 转信

    我校人文学院教授葛兆光在《光明日报》“我与清华”栏目上撰文《学术
的意味 ——学习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论文上的评语及批注》，文章如下：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多年，曾在中文、历史两系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论
文。在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若干种三四十年代的毕业论文，上面有陈先生的评语
和批注，也还可以看到一些陈先生指导过的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不仅可以看到陈
先生学问的广博与态度的严谨，更可从中体会在陈寅恪先生心目中的学术的意味。

　　近来，学界谈论学术，多标举陈先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多提及《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求本国
学术之独立”，但是，是否同时也应当注意，学术之独立，需要有一套自足的研究
规范与方法？学术唯有成为一个严肃的行为，形成一套严格的方法，具有一个独立
的评价系统，学术才具有更独立的意味，它才能摆脱行政、传媒和其他各种学术之
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年来政治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直接干预学术研究的取向和思路，
但是市场以及市场化的传媒却总是越俎代庖，诱使学术趋向于哗众取宠，与一些不
负责任的传媒一道制造新闻，近年来学术界的堕落和混乱，与此不无关系，仅我所
看到的，如某人关于殷商人即印第安人祖先的大胆论述，殷商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
的传奇性故事，媒体宣传得极其热闹的骊城和古罗马军团的报道，关于“伊甸园
在云南”的报道，关于《孙子兵法》82篇的新发现等等，以及各种稀奇的学术发现，
例如河图洛书为外星人地图、某自学成才者破译石鼓文、用数学方法释读古文字、
周易是一本日记等等。当学术界本身无法对成果加以正确估价，总是需要依赖上级、
传媒、权威或洋人来肯定的时候，学术如何可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又如何可能拥有独立自由的精神与人格？

　　下面是有关陈寅恪先生的两个例子。

　　在民国二十五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
评语是：

　　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
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
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寅恪廿五年六月十六日

　　而在同年清华大学国文系刘钟明的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前面，陈先生的
评语是：

　　本论文范围甚狭，故所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近年清华国文
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
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又本论
文题“有关”二字略嫌不妥，若能改易尤佳。　　
寅恪廿五年六月十六日

　　对比两篇评语，可以看出，陈先生虽然不经常在论文中正面讨论学术研究的规
范与方法，但在他对学生的毕业论文的种种要求中，却可以看到他关于学术研究的
思路，我体会，其中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对研究所涉及的文献资料之搜集与解读。其中，首先指的是基本文献，
张以诚的论文讨论的是一个制度史的问题，但是对于历史文献却并没有特别充分地
掌握，所以在文章中陈先生曾经几次对他的依据提出质疑，有几条批语都是针对他
在文献上的疏漏，而对于刘钟明的论文，由于它前有唐诗文篇目，各节有注释，文
末有引用书目，陈先生则相当称赞他“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其次指的是前人的
研究论著，是否标举前人论著，这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的道德原则，而且关系到一
个研究史的问题，只有一一标举前人研究，才可以看出这一课题研究的前后过程，
才可能判断这一研究的价值，刘钟明的研究中，一一列举了铃木虎雄、沙畹、伯希
和以及《云南旅平学会季刊》中所载的《滇南旧事》，故亦得到陈先生的高度评价。

　　第二是对研究主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对于刘钟明论文的评语中有一句
话相当有深意，即“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
有制限，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显然这并不仅是说材料
不足，而是对这个课题意义的惋惜，很多人都误以为陈先生只讲考据，注重资料，
其实陈先生的考据，其课题的选择常常是有深意的，所谓“完备”和“系统”是指
对一个历史现象的充分解释，而历史解释常常是需要在一个总体的思想框架中才能
得出的，云南历史不在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区域中，所以这一精细的研究就没有涵盖
中国文化和历史现象的普遍意义，因此课题的意义也就稍有欠缺。

　　第三是论文文体与思想表达。在清华大学现存的毕业论文中，除了上述两篇外，
还有一篇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王忠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安史之乱前后文
学演变问题》，很多人读后都会有一种感觉，不仅对文学史研究中关注民族（羯胡
与内地交通）、风气（任侠尚武）、政治（氏族意识与社会意识）与地域（藩镇与
仕进）等历史因素很像陈先生研究思路，即其文献徵引、写作文体和推论形式都与
陈先生的论著很像。也许有人会认为，论文写作不必拘泥形式，但是从陈先生略为
固执的形式要求中（如繁体竖排、如标点、如引文），我感觉这里也有一定的意思，
比如历史研究是否应当首先是事实的归纳和清理？事实清理之后，是否需要过多的
理论叙述？理论叙述是否可以像太史公一样“寓褒贬于叙事”？用现代汉语进行的
理论叙述是否会遮蔽古代的历史？也许陈先生的形式不一定可以普遍适用于现代论
文，但这里是否也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义？

　　1996年1月，据说为了某个相当有影响的青年科学家的剽窃和作伪，有37个院士
联合写了《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强调论文作者应有的荣誉和责任，也
强调“避免行政干预”，更提出了一些评价学术成果的非正常因素的普遍存在，这
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可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反应，这令人很悲哀。更令
人悲哀的是人文学科，由于它的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更容易成为假冒伪劣的领域，
也容易被一些“伪科学”式的评价机制所入侵，以致于形成南郭先生式的滥竽充数。
可是，如果要制止这种情况的泛滥，就要从教育开始。作为教师，在指导学生的时
候，他的审查标准、他的价值评价以及他自己的研究趣向，实际上已经向学生传递
了关于学术的看法，现在进入学术界的一批又一批新学人，是否能够薪火相传，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先生，陈先生对于弟子有时似乎过于苛刻的要求，我们时有耳闻，
但是这种严厉的要求，不也是在捍卫一种学术的边界么？

   《光明日报》 4月20日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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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cyanoly 于 Apr 21 08:46:54 修改本文．[FROM: 匿名天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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