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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udn (儒侠), 信区: MSE11       
标  题: 从《中国农村经济热点问题研究》课上归来
发信站: BBS 听涛站 (Thu Jun 10 21:48:29 2004), 转信

下午还在犹豫，最后一节课了，去还是不去。终于去了，觉得不虚此行。今天不是老师
讲课，是学生讲。有许多观点，甚好。
先说一数据：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1：2.65：38.70。
接下来发一篇文章，是经管学院二字班一位同学写的。我对其中大体的框架不是很赞同，
但是文章里边提出了很多精到的见解，供大家参考，兹列如下：
1.“三农问题”首重农业还是农民；
2.农民家庭与不怎么体恤农民的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直接对话，少缓冲地带；
3.是在经济发展中求政治稳定，还是在政治稳定中求经济发展。（这是他文章的主旨）
4.增加农民收入是手段，不是目标。（赞成）
5.村民实行自主选举而不是民主选举。（赞成，他的用语精当）
……


以下是他的文章，供大家参考阅读：


我对“三农”问题的思考


    时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谓盛况空前。不同风格的文章各陈高见：
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
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
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
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总之，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忧心忡忡者有之，
慷慨涕泣者有之，亲身实践者有之，真是令人感动。然而对现实几乎没有
什么大的作用，其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本溯源，寻微探幽，
非我的能力所及，这里仅提出我的不同的观点。

     三农”问题的症结，国家认为“农业”为先。事实上，国家重视
“三农”问题也缘于农业出了问题，良田荒置，粮食减产，因而对
国家的粮食安全感到担忧。现在多数学者，也是站在“农业”的立场
上研究“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发展多种经营、
对农产品深加工、革新落后的生产方式等等。大家执著于此，我想不外
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这样可以解燃眉之急，还有些人以为只要农业发展
起来了，农民富起来了，农村就稳定了，“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因为这种办法容易得到政策支持，短期也容易出成果，还有些人，
很希望借鉴西方农业的发展方式，在理论上乃至实践上有所创新。

     我认为站在“农业”的角度研究“三农”问题是缘木求鱼：基本方
向错误，不可能会有理想的结果。另外，着眼于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值得
商榷的：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那么，目标是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立足于农民问题来研究。理由很简单，
所有经济行为、社会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人的行为。我们只有研究人的
思想，才能理解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当然，这里我开启了一个古老的
争论：唯物论和唯心论。我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思想观念，
当然是正确的，但它应该是指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几百年。而在中短
期，应该是人的思想观念指导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如果立足于农民问题来看“三农”问题，我们马上要问：中国的
农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本来，中国的农民是社会中最稳定的阶层，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呢？
中国的社会是很奇怪的。农民虽然始终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历史
上从来不是主流社会的成员。整个农民阶层在组织上是比较松散的。
我们知道，一个阶层组织松散通常意味着其成员没有共同的利益，没
有精神、文化、价值观上的认同感。按说，农民阶层的素质低，认同
感差，社会的稳定性应该比较差。但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那种反
反复复的动荡，也没有像现在出现那么多的恶性事件，其实应归功于
农村的乡绅和宗族治理制度。

    这种制度根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认为，自然生物有一种本能：
贤其贤而亲其亲，孔夫子用“仁”“义”引导这种本能，用“礼”来
规范它，用“孝”来实行它。一提到乡绅和宗族，大家马上会想起解
放前“打到土豪劣绅”的口号。其实那些乡绅已经变质了，主要是五
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所谓乡绅早就成了地方上的恶霸，没有道
德的约束了。农村乡绅和宗族治理的制度缓冲了国家（统治集团）和
农民直接的矛盾冲突。乡绅和宗族能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大家知
道，很多朝代的基层政权都只到县一级，以下主要由里长负责上传下
达的工作，农村的管理主要是乡绅和宗族。同时它也能博得家族成员
的信任，因为两者利益休戚相关。在这种乡绅和宗族治理的制度下，
农民生活、精神上有归属感。农村的社会弹性很强，比较稳定。

   现在农村自从建国初期，特别是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家族的亲缘
关系逐渐冷淡，农民主要依靠小家庭来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打个比
方说，就像是一叶孤舟漂泊于万里汪洋一样。物质资料既难以保障，
精神上的归属感也荡然无存。农民在生活和精神上缺乏安全感。而我
们国家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对此做出较大的补救，农村社会保
障体系的建立遥遥无期，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其实不过是句口号。

    农民直接面对的是乡镇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乡镇政府虽然机构
“庞大”，但它主要依靠村委会来进行日常管理，比如催缴税费、基
础设施建设的费用、以及计划生育罚款。村委会则一般由农村的“强
人”们组成。乡镇政府也希望那些有“能耐”的强人们管理好农村，
别出乱子。农民家庭与不怎么体恤农民的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直接对话，
因此矛盾冲突层出不穷。因为两者的利益、观念不同，没有认同感，
中间也没有缓冲的东西。而在这种对抗中，势单力薄的农民自然处于
弱势。其实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村干部工作十分粗暴，威
胁打骂不足为奇，以前敢扒房子，现在又牵走猪、羊，搬走家具，卸
走大门……

    与此相对的是，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又不能领导农民致富，不能使
农民得到一些好处。农民的经济状况很糟。不少农村家庭，平安无事
的年景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灾害，或者家里出了事情，比如
老人生病等，就要靠借债度日。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我不举例子了。

    于是逻辑就很简单了：你不能给我什么东西，光是拿我的、要我
的、吃我的、喝我的，而且不给你还打人骂人，这还有王法吗？或者
用正式一点的话说，经济上不能造福农民，政治上还进行压迫，这是
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所谓农民问题，就是农民个体在生活、精神上孤立无助。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长此以往，执政党在农村行政的正义性将面临
考验。这其实也是“三农”问题最根本的东西。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在经济发展中
求政治稳定，二是在政治稳定中求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走的、或者说正在试图走的是第一条路，在发展中求稳
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现有的基层政治体制下，力图发展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以为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了，观念也就更新了，再改
革基层政治体制就水到渠成了。这条路存在以下的难题。

    首先，在现在国际形势下，中国要和平崛起，要实现民族的伟大
复兴，面临着内忧外患。经济体制改革、科技创新、民主法制建设以
及大国战略、台湾问题、领土争端、能源安全等等都够费劲的，国家
重点项目的投资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种多事之秋，国家致力于发
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处理这样繁杂、艰巨而成效甚微的“三农”
问题，实在是很值得权衡。另外，中国农民那么多，文化素质又低，
经济状况又差，想在短期解决“三农”问题，建立全面小康社会，
也是不现实的。

    其次，增加农民收入。现在，有些人对农民的能力和主动性怀有
天真的乐观，主张废除户籍制度，放开农民，让他们自己搞。我想，
这会造成两个恶果。一是极少一部分农民，他们本来就有一定的财富
积累，有知识、技能，门路广，确实能够在这种政策下获得很大的利
益，而大多数农民，几乎一无所有，他们构成农民队伍的主体，他们
怎么办？公平竞争是好事情，可是由于初始禀赋的差距，在农村进一
步拉大贫富差距怎么办？如果农村本身形成贫富悬殊，而现在的农村
又没有乡绅和宗族来制衡这种贫富悬殊，农村会怎么样？有人会说，
一部分人富起来好啊，能给大家起到榜样作用，或者富起来的人能领
导大家共同致富。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二是农民阶层盲目无计划无节制地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形
成民工潮。有人说，民工潮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
的必然产物，我深不以为然。我更相信民工潮是由于农民在农村实在
混不下去了，不得已出来转转。对于民工潮，利弊大家都耳熟能详。
利在于：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城市、为第二三产业提供了大量
的廉价劳动力，也给家乡带回了资金、技术、信息、新观念。弊在于：
给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巨大压力，农业发展的后劲不足，给执行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另外，我想还有两个弊病：
一是给城市其他阶层造成了很大冲击，影响了他们的利益。这种城乡人
的争斗早晚必定出现。二是一些农民寄生在城市，逐渐沉淀下来，会形
成像民国年间在上海的那种以流氓、赌徒、乞丐、小偷、娼妓和杀人越
货者组成的次生社会群体和秘密会社。

    再次，关于农民减负。农民减负的成本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
那么这个财政缺口将来怎么办？可见，单纯地依靠财政的力量减负不是
办法，而是需要在精简臃肿的基层政权组织上下功夫。

     由以上的论述，在经济发展中求政治稳定的路，往往只能解燃眉之
急，它能否达到经济发展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政治稳定了。

    那么从政治稳定中求发展的路又怎么样呢？也就是在政治上尽力安定
农民，然后量力而行地发展经济。最根本目的是保持农村的稳定。最重要
的措施是调整乡镇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代之以在政治、价值观上能够和农
民有认同感的农村组织。我说，这条路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相对于前一
条，它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是在实行初期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且，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农村政治都是走的这一条路。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国都走
这条路呢？我想，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太平盛世的时候，统
治者不能意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不详谈了，有兴趣
的同学可以参看何清涟写的《人口：中国的悬剑》。

    如何从政治上安定农民呢？
    回归乡绅和宗族治理的制度虽然有这种趋向，但是成为现实比较困难。
儒家文化构造、并在中国封建时代运行的家族和政权的双轨制度没有了，
民族传统文化丢得一干二净。政府和宗族相互怀疑：政府担心家族势力无
法无天，家规大于国法，农村恶霸横行，一发不可收拾；而家族往往以保
护成员的面目和政府对抗，以为法不责众。大家注意到，从八十年代起，
宗族势力在湖北、湖南、安徽、福建等地复兴。现在我们那边农村，也开
始有家族活动的迹象。多数人都觉得，加入宗族，过日子就有依靠了。
1991年出现了震惊南粤的“黎村事件”，家族势力与地方政权抗衡，农村
基层政权由家族强人执掌，政府的各项政策被视如无物，如此长达两年多。
政府一定清醒地意识到，它在农村，不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乏善可陈，而
宗族这种小团体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错：在政治上通过血缘关系团结农民，
并对抗基层政府；在经济上，拒缴税费。这对政府保证对农民的影响力构
成严重的威胁。

    最近农民组织化的呼声很高。我以为这是一条可行的路。我觉得，
农民组织化应该是双重的组织化，即经济组织化和政治组织化，而且政
治组织化更重要，这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借用家族、血缘关系来维系。这
种农民组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为村社自治，近似于村民民主选举。
我认为主要有两层困难要克服。第一层就是保证选举的自主性，杜绝上
级政府的干预；第二层就是保证选举出来的领头人能够有所作为。现在
集体资产几乎不存在，如果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也只能做些收税的活
儿，而不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带动村社致富，那么选举的意义就不大了。
有学者提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发挥完全了，我
觉得有道理。

    国家设立乡镇一级政府弊端很大。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批判。简
单地说，行政权力和农民过分近距离地接触，只要发生矛盾冲突，就是
农民与官员的冲突，其上再没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机构。我们的政府要做
纠纷的裁判者，给农民以公平、公正的形象，而不是参与纠纷者！！这
就要减少和农民的接触。因此，乡镇基层政府恐怕是将来改革的重点。
有人会问：这些既得利益的人怎么安排？我想长痛不如短痛，趁现在中
央权威还在，加紧行动。如何缓和行政力量与农民的直接冲突并保证国
家对农民的影响力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于民工，我觉得还是就地转移为主，辅以有计划地转移向城市。大
量廉价农民工的供给，必然降低企业技术革新的动力，而仅仅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恐怕不是强国之道。还有人提议，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搞技术要求
不高的大型工程，来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如修铁路、公路、植树造林等，
我觉得有道理，古人也是这么办的。

 
    现在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对立。那些发展经济学的模型恐怕不能解
决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口太多了，问题也太复杂了。现在的城市，我觉得
像一杯急需澄清的水，现在的农村还像一盆混浊的水，我们是要把它们掺
和在一起在澄清呢，还是先想办法澄清那一杯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如果选择后者，怎样保证那只盆足够结实，就要看政府和学者们的智慧了。

    我想发一点感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乃至法家都从人性这个角度
入手来解决问题，现在的经济学则从数理逻辑的角度入手。当今社会的运行
法则，遂以所谓“数理逻辑”作为它形而上的层面。我不否定之，但其缺陷
显而易见：个人对自己的认知逐渐迷惘，社会作为整体的意识逐渐淡薄。政
府应该多从人文方面理解中国的问题，而不要迷信于那种经济技术。


    最后，我想说的是，计划生育的国策一定要坚持！！我们虽然会因此而
付出痛苦的代价。当初，如果不是我们错批了一个人，而多生了几亿人的话，
现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也不会这么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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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儒侠。晓其义者可为吾友，行其事者乃为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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