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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Iverson ( ★☆张毅☆★), 信区: MSE11       
标  题: 2004中国社会的冲突与和谐之二：新力量 新权利(1)
发信站: BBS 听涛站 (Mon Dec 27 21:35:43 2004), 站内


中国新闻周刊 20041224 

　　新力量 新权利

　　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每一个阶层和群体都在申张自己的权利，试图在当前和
未来的社会中，争得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

　　但是，每一群人争取自己利益的目标和能力是不同的。对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来
说，他们渴望的是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不致让弱者更弱；而对于另
一群人来说，他们要求的是与其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地位相当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以
使强者更强。

　　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任何正当的诉求和主张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建立
一个公正合理的规则，才能避免使这场权利之争成为零和游戏，才能使各个阶层实
现共赢共荣，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

　　农民工：一个新阶层的权利主张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由年初持续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增多的罢工：农民
工，一个新兴的阶层，正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弈

　　入时的装束，满脸的青春，照片上的女工和城里姑娘没什么两样。“她们还总
要教我怎么打扮呢”，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笑
了。

　　已经被学者定义为一个新阶层的农民工，期待的不仅是外表上的“进城”，他
们最为渴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按照学者的描述，他们寻求的是国民待遇
。

　　这个群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数据，
已有9900万人之众。

　　在2004年，他们留给城里人的印象，不再仅仅是流落街头寻找工作的身影，扛
着行李四处张望的眼神，给社会治安带来的隐忧。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由年初持续
至年末的民工荒，到下半年来渐似增多的罢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城市和资方博
弈，一次次重申自己的权利。

　　用脚投票

　　20年来城市人对于民工潮的记忆如此之深刻，以至2004年年初传出“缺工”消
息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下半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才确认：“民
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珠三角、闽
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估计缺工达10%，仅珠三角即有近200万人的
缺口。

　　这份报告还承认：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
、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

　　到年中时，民工荒已影响到很多工厂的开工。珠三角不少企业不敢接订单，有
的企业开始考虑迁厂到内地。各地政府也行动起来，联合企业去外地招工。

　　同样在珠三角，此起彼伏的农民工罢工，也被刘开明博士观察到。仅媒体公开
报道的，今年深圳两三千人以上的罢工事件，即不下三宗。

　　用脚投票，只是权益一种缺乏制度化渠道来申张时的无奈选择。应该看到的是
，在其中已隐现了拥有近亿成员的农民工阶层的集体行动力。

　　新阶层的崛起

　　刘开明做记者的时候，曾采访过深圳致丽玩具厂的大火。84名女工当场烧死,但
当时很少有媒体报道，那是1993年11月19日。8年后的2001年11月，深圳宝洋公司5
6名女工的搜身名誉案却引发一阵大讨论，企业的韩国老板出面道歉。

　　和沉默的上一代不同，2004年的农民工已经在使用手机传递信息，更加懂得如
何保护自身权益。刘开明说，新一代出外打工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留在当地
的，如今还有不少中专生和大专生。

　　他们向城市要求的，不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与其对社会贡献相当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权利。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指出，这个阶层表现出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
的特点。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在利益诉求方面
，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
，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 

　　他们的诉求，他们的主张 

　　应该说，这些很低的要求远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虽然在总理的过问下，工资
可以比以前更及时地拿到；在民工荒的压力下，浙江、广东、山东等地都开始调高
最低工资标准。但基本的权利格局尚没有改变：由于过去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直表
现为绝对的无限供给，形成了绝对的“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但是，农民工通过
用脚投票的方式，开始获得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

　　这些基于切身利益的反复争取，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过去的20年间，“
农民工”的出现和壮大，已经推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进行，
比如他们的进城，不仅加速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走势，也对最终打破铁板一块
的户籍制度给予了最有力的一击。

　　而现在，在政府的推动下，工资集体谈判的萌芽，工会和其他自治组织的发展
，已使一些地方的农民工开始获得工资谈判权。他们争取权益的任何努力，均可望
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2004年第一次出现“民工荒”是继1984年第一批农民工出现、1989年第一次“
民工潮”之后的重大转折。“农民工”已从一个惶恐进城的庞大“外来工”群体，
成为一个植根于城市的新兴阶层。

　　他们不希望永远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而希望融入社会的主河道。(本刊记者/刘
英丽)

　　有产者：以权利抵抗权力

　　即使有了宪法为后盾，私有财产仍然常常难敌权力之手的侵袭，有产者维权之
路仍然艰辛

　　2004年影响中国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可能是保护私有财产被写入了宪法。

　　“但是宪法的条文，并不意味着对私产保护能够落到实处。要了解一个国家(保
护私产)的实际状况，不能不去看宪法的承诺在现实中落实与否。” 北大法律系的
贺卫方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纸文件侵夺私产

　　从2003年起，陕北15个县的5500余口民营油井，被政府以一纸文件以很低的补
偿价强行收走。据学者估算，这笔财富价值70亿元以上。它们原来的主人，是陕北
6万余农民和数百民营企业家。

　　上书、上访，均告无效。民营投资者们决定，以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私有
财产。他们计划状告陕西省三级政府行政侵权。而鼓舞他们的，正是保护私产被写
入了宪法。

　　但是，司法管道在现实中仍然处处遇阻。《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报道投资者组
建的诉讼代理组织，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阻挠。这一阻挠至今延续。

　　11月18日，首都师范大学郭海燕教授赴陕西调查陕北油田事件，并开办讲座宣
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在开始之前，当地官员居然把会场的大门锁了。提前进场的群众出不来，我
和其他群众进不去。最后我只能在会场的楼梯上完成了这次讲座。”郭教授说。

　　保护私产首责在政府

　　陕北油田事件，被学界称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由此具有了样本意义。
保育钧、杜钢建、顾海兵等学者曾经为此两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年8月，北京学者们还专门在人民大会堂讨论陕北油田事件，几乎一致认为陕
北地方政府对于油田的回收违反了《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在点评赔偿比例的时候说：“今年修宪中明确提出征收
要给予补偿，而没有了‘相应的’或者是‘适当的’这些字眼。可以理解为，国家
需要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造成多少损失，就实际补偿多少。”

　　北京学者，天下谷文化研究所所长杨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十年，
二十年，中国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时代。但是到了今天，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积
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人的权利也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得以成长起来。所以到今天一
个以权利为中心的时代到来了。”

　　与陕北油田事件性质类似的，还有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已经非常突出的城市拆迁
问题、农村征地问题。在很多这样的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门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剥
夺或侵蚀了公民财产。

　　官员需补“保护私产课”

　　“私有财产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政府。”经济学家晓亮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


　　“在一个政府权力得不到限制的地方，私有财产保护就是一句空话。”贺卫方
说，“《宪法》保护私有财产，不应该是个孤零零的条款。”这个条文，需要在其
他法律的配套，司法的实践，和政府的行政中落到实在处。可以看到，随着《行政
许可法》、《民法典》、《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一个保护
私产的法律体系正在形成；但是，在司法和行政实践中，均亟待官员们补上保护私
产这一课。否则，一纸红头文件侵夺私产的事，仍然难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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