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E11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Iverson ( ★☆张毅☆★), 信区: MSE11       
标  题: 窃国者的谋士们（二）
发信站: BBS 听涛站 (Thu Mar 31 17:11:59 2005), 转信


8、有权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我们就不敢为大众说话吗？！

　　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如何私有化则是另一个问题。
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国家、资本和公众三方；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大众的问题：国家
和国企管理人不过是公众财产的保管人、管理人（而且并非由大众自主选择的代理
人！）因此，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不应该只看到国家
和资本而无视社会，而是应该向公众作出简单明了的说明--国有资产就是大众的财
产。

　　只要有了这个前提，公众可能理直气壮地发问：在讨论财产的归属时，凭什么
将将真正的主人--大众排斥在外？

　　今天，"大众"两个字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确是久违了--权力听不得它，资本见
不的它；而原本应该对权力和资本说"我不效劳！"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不能从大众那
里得到利益而将其忘得一干二净……

　　没有了大众的位置，没有了大众的利益，还有社会的立足之地吗？

　　可我们这儿至今还叫着"社会主义"国家呵！

　　记得1995年时，笔者在《南方周末》主持新扩版的"世界经济"版工作。在这个
版的创刊号（1996年元月）上，我集中编辑了三篇有关捷克"大众私有化"的文章，
希望引起刚刚在谈论这个问题的中国人关注。为此，笔者访问了捷克有关官员，还
专访了波兰负责经济转型的副总理、经济学家萨道夫斯基。我想在以后的时间里，
在自己的版面上将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国的非国有过程所有过的"大众私有化"
全面地展示给《南方周末》的读者，以帮助中国人从这些国家私有化的经验教训中
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可就在出报前，主编左方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赶紧准备稿件，以替代那三篇
中的两篇。

　　当时已是深夜，我诧异地问，"哪两篇有问题？"

　　左方回答："不是具体的那一篇，而是放在一起就成了问题。"

　　于是，只留下了一篇--而且是最简单的一篇。

　　这个要求不是左方而是一位主管《南方周末》的上级负责人提出来的。因为一
般重要的稿件都要报到他那里终审；何况是这个版面的创刊号。

　　我那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夭折了。

　　已经十年了，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在各类官的面前谈论"大众"和私有化的关
系，会不会还有深夜打来的电话？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大众"这个词是不能
在教授学者面前提及的--那句咄咄逼人的"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的质问
，不就是2004年说出来的吗？！

　　在这里，笔者要旗帜鲜明地宣称：市场经济不等于绝对的私有化，中国的政治
经济前景也并非如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庞大的资
本家阶层的形成。尽管他们避讳资本家这个词，尽管他们躲躲闪闪地将资本家称之
为民营企业家，但他们为这个新兴阶层的呐喊却从不避讳：

　　为富豪非法的原始积累开脱--所谓无论在哪儿第一桶金无不是肮脏的，所以不
能、也不必追究；

　　为资本家进一步壮大而鼓动他们向公众的资产下手；

　　为提高资本家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地位而不遗余力地呼吁……

　　今天，资本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的基础和"党"的发展对象，难道不是这些
专家学者的理论在起作用吗？

　　

　　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益低下、管理层贪污腐败的现象；但需
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不可治愈的绝症吗？是不是解决国企问
题除了出售、派发，政府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是不是唯有资本家才是中国国有企
业的救星？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回答十分明确：如果不将国有企业变成私营企业，如果
不将国企官员变成资本家，国企就要倒闭；甚至说，"再过几年就是白送也没人敢要
了"！

　　为了表示国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清华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将国有资产比
喻成一根冰棍。他说，现在天热，"放不住，要么吃了，要么化了"；

　　因为国有企业马上就要像冰棍那样化掉，所以形势紧迫，所以这位教授说，"我
非常反对的一点是过于把公平的问题理论化、哲学化，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
公平等等，我觉得没用。如果这么讨论的话，这个事没法儿办，我们得找出一个能
办的办法"；他还说，"什么机会公平、起点公平，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见
2004年09月20日 新浪财经：《国有资产就好比是大热天里的一根冰棍》）

　　看得出来，这位教授对公平的讨论既反对也反感，因为那样，瓜分国有资产的
事就"没法儿办"了！

　　不讨论公平，他们讨论什么？

　　讨论如何赶紧将冰棍吃掉。

　　这位清华的经济学教授说了三个办法：

　　"一个是少数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是一人来一口，第三个是谁也不吃让他化掉
"

　　不用说，首先要排除的是让冰棍白白化掉；第二个选择，每人来一口，也不该
考虑，因为冰棍没有了却谁的饥渴也不能解决；那么，当然是少数人把它吃掉最好
，虽说不公平，但至少解了一部分人的燥热（发财的焦燥和狂热）……

　　不愧为经济学教授，表述得又生动又准确啊！

　　让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心急火燎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太高
，必须下大决心"国退民进"搞私有化（他们始终不公开提私有化，而说转制、说民
营化、说国退民进）；二是国企的形势危急，如果继续保存下去，不是将来白送都
没有人敢要，就是像热天的冰棍，最后谁也得不到。

　　先看第一个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
重只有36.1％；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没有确切的数据，一般估计为1/3左右。"（
《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7月18日）

　　这是2002年的数据，这几年，国有经济的比重肯定还要少于上述数据。

　　中国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搞私有化，就已经使国有经济的比重从毛泽东时代的几
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几，这不能不让人吃惊。改革前，波兰的国有经济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是81%，远远低于改革前捷克的97%和俄罗斯的96%。然而，就
是这么个国有经济并不算最高的波兰，尽管经历了轰轰烈烈、令世界瞩目的私有化
运动，但截至1995年底，波兰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还占有40%左右的份额，仍高于
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连这百分之三十都不能容忍、不愿放
过呢？

　　退一步讲，就算这个比例还是偏高，是不是高得成了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迫切到等不及国家出台成熟的转制法令，迫切到不问代价、不计血本的方
式卖掉或分掉的地步？

　　还有一个问题：国企是不是一支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

　　回答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那些个被郎咸平反对、被主流经济学家支持，要实
行"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恰恰是这些年发展迅速的优质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是就
要化掉冰棍；另外，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报表，无论是老牌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
最近二十年新建的大型国企，这些年还是有不俗的表现（像上海宝钢股份公司税收
由2002年的38亿飙升到到2003年的72亿），反而是那些不断重组、转制的企业，倒
是陷阱多多，让中国股民吃尽了苦头。

　　一般来说，纳税最能代表一个企业的实力和效益，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纳税额
逐年增加：据中央电视台2004年11月8日的新闻报道，"2004年1-8月，186家大中型
国有企业共完成税收3203亿元，同比增长45.6%"

　　可见国企不仅不是一支正在融化的冰棍，反而是正在增值；相反，那些经济总
量逐年扩大并已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在税收上却有很大差距。根据国税总
局2004年的统计排名："2003年，全国100强纳税企业，民营企业无一上榜。山西海
鑫国际钢铁公司以2亿元的纳税额排名民营企业纳税总额第一，其次是长沙远大和吉
利汽车。而刚刚评选出的民营企业500强前10位的联想控股、复星集团、江苏沙钢集
团、东方集团和万向集团等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民营企业纳税100强之中。这多少令人
感到意外"（《谁在为中国创造税收？》《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15日）

　　当然，纳税少，并不就等于民营企业没有赚到钱。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同
一期文章中，就对"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之所以出现"财富巨人与纳税巨人的差距"作
了分析。文章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量与纳税程度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从网
络上众多的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研修班（继帮助富人挣钱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开
始帮助富人省钱了！）火热招生的状况也不难看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少企
业把不应花费的力气用在了研究纳税筹划空间、规避纳税风险上。"（同上）

　　不过，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也退一步，就算这百分之三十的国有经济，真的
比不上私营企业，真的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言，是一只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必须
按我们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尽快地"国退民进"，我们也必须向他们提出质问：这"国
退民进"的"民"字，该如何解释？

　　以我们的学术权威所指，这"民"，当然是指民营企业家的民，那么，"国退民进
"，其实质是公有制退、私有制进；社会主义退，资本主义进；大众退，资本家进…
…

　　这种结果如何，我们无需假设，只要看看那些被私人承包、或已经转制了的学
校（叫民办公制）、医院、剧院电影院就知道了。退出国有后，这些地方的设施虽
然阔气了，服务质量也提高了，但这些变化与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难怪一些学
校要叫"贵族学校"!）

　　上海一家老电影院，走向市场后，票价从原来的二角五分，到四五十元，最近
涨到一百元。因为将放映厅营造成了"头等舱"和"情侣软卧"了……

　　中国的国企如果都按这种方式一路"退"下去，恐怕以后能在中国用水、用电、
取暖，上学、看医生，上剧场、看电影，去博物馆、逛公园，去海滩、爬青山，过
桥梁、上高速，都只能是富人的享受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钱的一步步紧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
。最近旅游景点的涨价风频频吹来，看一看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
成为大众负担不起的奢侈--颐和园门票要涨到80元（80年代还是一角钱啊！）故宫
要涨到100元，而去长城看看要交纳80元钱（不算古长城，就是明长城也有六七百年
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费的？）；一些有文化特色城镇也开始收取进庄费、进城
费；连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的海滩、海岛也封锁起来，开始收取海滩费、海岛费…
…

　　2004年12月，北京刚刚开过旅游景点涨价听证会没几天，厦门市宣布：拟对该
市的居住区"鼓浪屿"收取"上岛费"。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对于岛上居住的1.8万
住户及他们的岛外亲友，则必须事先申报、留下指纹，以后上岛"需凭指纹出入"。


　　消息发出后，网上骂声一片。一位上海网民在网上留言说："建议向北京和鼓浪
屿的同志们学习，对进入上海市区的外地人士一律收取"进市费"！既然北京是北京
人的，鼓浪屿也是鼓浪屿人的，那么上海应该就是上海人的了"

　　对旅游景点涨价的留言非常之多，而且骂声一片。这些网民未必是因为把故宫
、鼓浪屿当成非去不可的地方，才对收费、涨价感到气愤的；我想，这是担心"钱"
最终会逼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危机感吧。

　　不过在这一边倒的骂声和愤怒中，肯定不包括这些景点、或这些住宅区的收费
承包人……

　　

　　10、垄断资本主义--通向民主，还是通向专制？

　　帮国企官员要权--先是要企业经营管理权，后是产权--始终是主流经济学家坚
持不懈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学家为医治国有企业开出了一味重药："放权"。


　　向作为国企官员的厂长、经理放权，而不是向作为名誉上国有资产主人的职工
放权。

　　不过那时，他们要求国家所放的权还不是产权，而仅仅是经营上的"企业自主权
"。

　　那时，大家对"放权"的意义坚信不疑：只要国家不再干预，让国企老板放手去
干，让市场自动调节，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放弃监管权，是"国退"的第一步。

　　以当时中国的状况论，这第一步或许必要。那时，国企的婆婆太多，而经济计
划又总是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是"计划经济"一点儿也没有计划，完全
跟着长官的意旨走（因为国企的老总都是政府官员，当然会在更大的官面前唯命是
从）。所以"放权"，曾经给国企带来过春天，使一些老总在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中
学会了当企业老板的第一课。

　　但同时，那次放权也让更多的国企老总得到了令他们惊喜不已的好处，一夜之
间他就从媳妇熬成了婆，就成了没人监督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财产主人--而且是那
种可以享受权力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主人。对这一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经济学
权威说得很对，"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
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就凭这个逻辑，第一次向
老总下放经营权，就已经是一个错误了），于是，许多国企成了老总们的"家天下"
，成了他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有"资产。

　　那时，中国人刚刚经过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短缺，经过了大锅饭时代的贫穷，
所以谈"国有"而色变。这可以理解。人们寄希望于"市场经济"，寄希望于国家扩大
企业自主权，也没有错；错的是，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交给了厂长、经理个人，
而完全将全体职工排斥在外。

　　当时，政府曾经有过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让"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国企的重大决
策、参与企业的监督管理。

　　但由于老总们对管理权的殊死拼抢以及学者们关于"能人当家"、"精英治厂"的
鼓吹（当时诸如《乔厂长上任记》之类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充斥报刊，仿佛只要
有了乔厂长那样的强势厂长，国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一
开始就没有被重视。仅仅是在头两年还有过"职工代表大会"与管理层的矛盾和抗争
，但很快就形同虚设；以后，这个机构连花瓶的功能都失去了。

　　今天，国有企业中，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吗？

　　对此，知识精英的精英主义难辞其咎。

　　"放权"的另一个错误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当时，我们的专家学者对市场经
济的崇拜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坚信，只要国家放松对企业的监管（所谓"松绑
"），只要让老总们带着国有资产走进市场经济，国企就会前途光明；总之那时，企
业家是国有资产的救世主，市场经济是能让国企起死回生的万应灵丹！

　　比起僵化了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当然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此话只说对了
一半；另一半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只有在有着良好法律秩序的地方才能保障社会
的进步。而在当时的中国，从政府到学术界，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
河"，因而深思熟虑的、严谨的、健全的法律根本无从谈起。

　　于是，那种"非人道的市场经济"、那种"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
来而且必定成灾！

　　"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的资本主义"这两句话，不是出自社会主义经
济学家；这话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学派（Ordnung）"的创始人瓦尔特·奥肯说
的；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在经历了魏玛时期的自由放任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
，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的资本主义'，
并认为它是导致民主崩溃和纳粹得势的原因。"（见吴友法：《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会导致"民主崩溃和纳粹得势"？！

　　这的确是奇怪的提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居然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
！而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学者用了那么时间和那么大的精力进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
义的启蒙和补课。他们言之凿凿地说，资本必然削弱权力，最终为民主化打下基础
；市场必定带来公平的竞争，而国有制则是"通向奴役之路"

　　然而，我们从西方学者的论述和德国的历史中恰恰看到了相反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是希特勒德国崛起时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希特勒出身低微
，他的党又叫"国家社会主义党"，所以肯定是国有制的鼓吹者；而且，希特勒之所
以能成为权倾欧洲的专制者，首先是他以纳粹德国的名义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产…
…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希特勒德国的确有过对社会经济的强制干预：对犹太人产
业的没收，为经济"雅利安化"而几次通过立法，以不提供原料和紧缩贷款的方式，
让小企业破产或被大企业强制性的兼并。

　　但希特勒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强化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地位，而绝非实施国有制
。1933年，希特勒颁布法令，成立了"全德经济总会"。这个对操有德国经济大权的
机构，除了5名纳粹头目，其余的全是银行寡头和工业巨头。

　　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希特勒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克虏伯
公司为例，其利润从1932-1933年度的650万马克猛增至1937-1938年度的12100万马
克，五年时间增长了17.6倍。

　　总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完全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国营企业的
资金1932年相当于私营公司与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百分比略
有提高首先是由于加上奥地利与苏台德地区的国营企业，其次还有由于某些国有企
业有所发展。"（[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P34）

　　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其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9年，六七年的时
间，纳粹德国的国有化程度并没有提升。"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第三帝国仍
然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有：托拉斯所有制、康采恩所有制与卡特
尔所有制。第三帝国的全部立法曾试图强化私有制。"（同上）

　　希特勒德国不仅在国有制与私有制之间选择和强化了私有制；在资本家与工人
之间，希特勒仍然是选择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希特勒又优
先考虑大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利益："纳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进一步强
化了大资本的地位……取消工人和工人代表制……"（同上P111）

　　在总结纳粹德国强化私有制的结果时，这位法国经济学家几十年前说过的话，
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希望我们中国人能特别认真地对待这段给世界
、最终也是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德国历史：

　　

　　正如我们曾经考察过的，纳粹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加速再私有化的步伐。我们无
需再列举有关事实，只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生产资料和
运输工具的所有制方面，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标志着集体主义的倒退而
不是进步。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倒退造成的各种后果，每当为要求经济朝着反方向发
展而扩大干预时，总要把调动警察力量之权交给垄断组织的代表人物。" （[法]夏
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P187）

　　

　　希望每一个关注国有资产转移的中国人都能认真地读读、并记住纳粹德国的这
段历史！

　　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今日的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中表现得更加严重、更加生动；
而且，更加容易被我们中国人所理解。

　　

　　11、中国离俄国式的悲剧有多远？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俄罗斯私有化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后果，现在我们再
看看问题的另一面：俄罗斯非国有化的最终受益者--那些通过转制而成为俄罗斯财
富和权利真正主人的寡头们。

　　尽管俄罗斯在政治上实行了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力，实际
上是被叶里钦时代产生的寡头们垄断着。

　　这个结论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戴维·霍夫曼。

　　戴维·霍夫曼1995年-2001年期间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主任。他以自
己多年在俄罗斯的观察采访，完成了材料十分殷实的政论著作《寡头：新俄罗斯的
财富与权利》。

　　在这部作品里，戴维·霍夫曼认为，新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的真正所有者，是
六个在叶利钦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财富巨头--

　　

　　这六个人成为新俄罗斯的缔造者，新制度的宣传者和建筑师。1990年末，他们
体会到巨大政治力量、可观的财富或两者加在一起所带来的影响力。尽管他们的方
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成功的思路确有惊人的相似：六巨头时而积聚财富，时而又
失去财富，他们牟取了俄国工业皇冠上的颗颗明珠,组建私人军队，左右竞选结果，
最终控制了包括金融命脉、莫斯科在内的整个国家；他们收购了俄罗斯最大的媒体
，特别是电视台，他们不仅拥有许多工厂，而且攫取国有资产，包括插手预算，干
预国家法制执行机关的工作，影响克里姆林宫领导者。在大胆推动新俄罗斯资本主
义制度发展初期，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大亨们，偶尔也显露出残暴的一面。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利》序言中国社科出版社2004年5月）

　　

　　这6个人是--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身价240亿美元的石油大亨。2003年被普金政府以
偷逃税罪名逮捕，从而让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了这个莫斯科首富的名字；

　　阿纳托利·丘拜斯，经济学家、强硬的经济改革家。被称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数
额最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设计师"，也是那些"疯狂攫取这块土地的资本家及其追
随者的教父。"他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成全了俄罗斯新贵，也最终使他自己成为他参与
改造的俄罗斯电力系统的财富巨头；　　尤里·卢日科夫，莫斯科市长。曾经竞选
总统，失败后，继续在莫斯科大权在握，并且兼任首都城市的建造者和老板。这是
一个赤裸裸的官商，记得当年在莫斯科时就有西方记者说过，这位有着若干工厂的
市长，如果在西方早就被送进监狱了；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银行家。他利用破产的曾是俄罗斯第二大零售业银行
的首都农业储蓄银行的某些分支机构，着手建立一个新银行而成为银行家的；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新俄罗斯野心勃勃的媒体帝国的掌门人。他和另一个
传媒大王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着俄罗斯最大、最成功的私人电视台独立电视台；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传媒大亨、一个冒险的权利掮客。控制着两份有影响
的日报和TV-6电视台，他拥护私有制、财富和权力；后来，当他被迫按照克里姆林
宫的命令卖掉较大规模的公众电视台后，曾经说"他让普京上台是犯了个错误"；20
01年7月18日，普金就职总统一年多以后，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向普京
问起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叹了口气后回答道:"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他是谁？"

　　6 个人！俄罗斯政治民主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局不是俄罗斯全体人民受
益，而是让极少数财富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财富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的一
个悲剧。

　　我们离这个悲剧与多远？有一天，中国也会出现这么6个人吗？

　　警惕呵，中国人！

　　要强调的是，戴维·霍夫曼是美国的著名记者，他所任职的《华盛顿邮报》是
公认的美国主流媒体。

　　这位美国的记者和那位法国的经济学家都深刻地预示到垄断资本资本的危害，
认识到其最终导致了德国民主的崩溃，以及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性结局；为什么我们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却将"私有化"当成神话、当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
并以此来吓唬老百姓呢？

　　再重复一遍：我们不反对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必须有严格的法律制约；我们
并不反对某种程度的非国有化，但非国有化应该是如何将社会的资产归还给大众，
而不是相反，无条件剥夺大众的资产。

　　这是我们在实施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时，应该首先捍卫的两个原则。

　　为了保证上述两条原则不被掠夺者践踏，政府必须负起责任，必须让大众有一
定的法律渠道和社会平台来监管自己的财产和权利。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一说到"大众"，二字，不仅那些恶意地、窥视着国有
资产的人会摇头，连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被人掠走而无可奈何地喊着"我那份到哪
去了？"的人也会摇头。他们不相信大众可以集体地占有自己的资产，不相信大众可
以集体地参与管理。

　　在我们这儿，无论是产权还是管理权，"大众化"均被视为不可能、不现实，是
乌托邦……

　　这些年，对乌托邦的批评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强调精英主义而藐视大众的智慧，强调精英治国而无视大众的政治权力。他们批判
乌托邦，意在将社会的政治、经济大权集中在精英手中；他们把公平和大锅饭等同
起来，然后宣称，要发展就要打破大锅饭、就要打破平均主义、就要将社会资源集
中到少数能人手里使用，让他们去发展、先富起来……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和动机，才有了那位中国最大的经济学权威的精彩言论--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12、不是劝"退"，而是要警惕权力的"不作为"

　　在谈到"郎旋风"所引发的这场争论时，我向身边每一位朋友明确表示，支持郎
咸平教授--他的学术勇气、他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焦虑、他对MBO大声喊停的呼吁，我
都无保留地支持，并坚决反对说他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论调；相反，我认为，
问题要比郎咸平所暴露出来的还要严重、还要让人绝望；而且，即使郎咸平的挑战
有着百分之九十的网民支持，但在权力、金钱和学术权威三者的强强联手面前，他
肯定改变不了大众资产被人轻而易举掠走的命运……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郎咸平
的振臂高呼表示感激。

　　我对郎咸平在强势群体的掠夺面前，因焦急、无奈转而寄希望于国家的强有力
干预表示理解，并且觉得，以中国目前的政治现实出发，政府的干预是当前唯一能
制止这场瓜分的力量。

　　当资本与知识结合，当富豪与部分官员和学术权威联手，用MBO合谋掠夺公众财
产时，政府当然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眼睁睁地望着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不作
为"。

　　作为国有资产监管人的政府应该明白，每年以数千亿速度流失的国有资产是整
整两代人的血汗钱，是他们及他们后代的生存保证。今后，大众和他们的下一代能
不能得到必要的生存条件，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教育、医疗以及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对责任是承担还是推卸！

　　对，对今天的中国政府来说，面对着壮大起来的资本正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
一个细胞里（就如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一样）时，政府应
该担负起责任而不是"不作为"，应该阻挡资本对社会的强势攻击而不是退让。因为
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共利益应该依靠政府，而不是期待资本家的善意。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结构只是二元：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权力
与大众--

　　那时，权力的问题在于它主宰一切、管了它不该管的--从幼儿园到火葬场，从
老百姓的吃喝拉撒，到每一个人的恋爱、婚嫁，每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信仰都得
由它规定、限制、监管；

　　那时，权力的越位将社会变成了寺院和军营，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社会的国
家"，将中国人变成一半和尚一半兵；

　　那时，因为权力"无所不为"而使得中国人无所作为，成了国家机器上的粒个螺
丝钉……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变得多元，在国家（权力）和大众之间，迅速
地滋生出来势汹汹的资本（金钱）；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谁掌握了资本，谁就有
更多的自由，谁就可以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这就要求凌驾于大众和资本之上的国
家，能站在弱势群体的大众一边，为捍卫社会的权益不被资本侵占而承担责任、勇
于作为。

　　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问题不是管得太多，而是该管的没有管，是"不作
为"：

　　--作为执法者，政府在社会受到贪官和黑恶势力的盘剥和伤害时，有没有站出
来承担责任？有没有"作为"？有没有该抓的没有抓，该判的没有判，该关的没有关
？2004年，最高两院关于严格"假释"和"监外执行"条件的通知，就是针对某些司法
部门不作为而发的；这与国家集权时代，把许多不该关的人关押起来恰恰相反；

　　--作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仲裁人，政府在强势的资本与弱势的大众发生利益冲突
时（比如征地、拆迁、血汗工厂），政府是负责任地担负起裁判的责任，还是为了
拿资本的红包而视而不见、见而不管，甚至"吹黑哨"？

　　--作为收税人，政府对那些只知捞取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偷漏税大户，是严加
惩处，还是毫不作为地睁一眼闭一眼？而逃税无疑是对公众的二次掠夺，这在西方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决不手软的重罪！

　　--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人，政府是否担负起做好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
共事业的责任？有没有不负责任地将这些领域退给市场，让资本从中获利，让老百
姓要花高价才能受教育、看病，才能享有最起码的文化生活？；

　　--作为社会存量资产--国有资产的保管人，政府是否担负起这些财产的监管和
升值的责任，以及它的产出成果是否为大众所分享？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明抢
暗偷的行为面前，政府有没有不负责任、毫无作为？

　　……

　　由于对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集权的记忆，一说到权力的监管和作为，我们就害怕
，就不舒服；可是在今天，权力的不作为、权力对社会不公正的麻木，以及对人的
命运的漠视，不是同样损害着大众的利益吗？

　　2003年，成都一位母亲因吸毒被派出所抓走后，她的3岁的女儿王思怡一人被丢
弃在家（她已经告诉警察女儿独自在家，并要求援救），但因为这家派出所和负责
这个案件的警察的"不作为"，小思怡在无人过问中饥渴而死，直至17天后，人们才
在那所暗无天日的房子里发现了小思怡的尸体。

　　事件发生后，著名的民间学者任不寐，发表了《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的
署名文章，公开指责"警察的不作为"。他说，"由于'警察的不作为'而饿死在家中的
成都3岁女孩李思怡已经死去整整3个月了。人们不知道她具体是哪一天离开人世的
，6月21日仅仅是邻居发现她死亡的日子。"

　　任先生还在小思怡饿死100天的忌日，发起了"送小思怡一程"的自发性绝食。他
写道："我依靠禁食来对抗自己的遗忘，通过感同身受来想象小女孩是如何度过那些
地狱般的日子的。我的自我伤害是象征性的，无法感受她痛苦之万一。也许我更希
望通过这种记忆方式来为孩子之死争取更多文化上的意义：我们这个幸存者的世界
应该--事实上已经太迟了--从李思怡之死找到一个文化上的起点。当然，悼念孩子
本身超过任何'文化'上的理由。"

　　这是怎么沉重的文字啊！

　　许多网民加入了送小思怡一程的行列，以体验小思怡饥渴中的痛苦和绝望，以
陪伴那个过早离开了人世的弱小生命……

　　一个叫秦耕的网民写道："一个孩子被饿死了。她还不到4岁，从6月4日到21日
，饿了整整17天。期间地球已经整整转动了17圈。比两个国庆节长假加起来还要长
出3天……这是多么漫长的17天！一个孤立无助的幼小生命在长达17天的时间里，在
那扇无人开启的门后的种种，每一个没有完全泯灭人性的人，都不忍心去想象……
"

　　这位网民最后向小思怡说道："李思怡，请让另一个孩子的父亲，陪伴你走一天
吧。"

　　后来，成都这家派出所的负责人和当事警察都因为"不作为"而受到了法律制裁
。

　　比起那些矿井里数十人、上百人遇难的大事故，一个3岁的小生命或许不算一件
大事；何况，我们不能说那两个当事警察是预先想到了这样的悲剧而没有作为的。
但舆论和法律之所以没有原谅这两个警察和那家派出所的领导，的确表明了权力的
"不作为"，有多么大的危害！

　　……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的不作为与计划经济时代权力的越
界的危害同样巨大；尤其在资本占优势的时代，当人与人之间已经被冷冰冰的金钱
利益所左右的社会里，国家的"作为"将是何等重要！

　　试想，如果把一切都交给市场，如果眼睁睁地看着资本在渗透进国有企业之后
，再摩拳擦掌地渗入学校、医院、以及所有与大众的生活休戚相关因而能赚大钱的
部门--像动物园、海滩、青山都也承包给出去，都让钱来管理，这样下去，将来恐
怕连少年宫、科技馆、博物馆也迟早会变成资本赚钱的工具，到那时，中国还可能
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吗？！

　　就像中国的足球，原来完全由权力在管，踢得不好，大家有意见，于是寄希望
于钱的介入。之后，中国足球多了一个主宰：一边是权力、一边是金钱，一边是足
球官员、一边是富豪。可是在钱与权力平分秋色之后，中国的足球照样踢不好，反
而增添了许多新的问题；虽然权和钱都应该对这些问题承担责任，但谁能说"假球"
、"黑哨"、"赌球"是出自权力（中国足协）而不是出自钱（俱乐部）？

　　现在，中国足球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而权力在富豪们地步步紧逼之下却显得
那么软弱。那位足球官员在电视上就2004年"中超联赛"频频发生球队"罢赛"、裁判
"罢吹"、运动员"罢练"的问题发表讲话时，连归国家体育总局管辖的体育记者，都
连连用了"脆弱"的字眼来形容这位倒运的、抵挡不了资本袭击的官僚形象。从中可
见今天权力与金钱的力量对比。

　　反过来，在还没有被钱所渗透、所控制的其他体育领域，权力倒还能运转正常
；这一点也是被中国足球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权力掌管足球的时代，虽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很一般，但毕竟是一支正常的、
健康的队伍，毕竟还出过许多像年维泗、容志行那样名符其实的球星。那时，这些
球星除了低得可怜的工资，每月只有36元的伙食补贴。他们没有钱，可有精气神、
有职业道德。

　　因此，今天中国足球的问题和其他领域的问题有相似之处：权力有责任，但问
题的主体是钱；权力的问题是在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是对资本的丑恶监管不力、
作为不够--比如对黑哨、假球的处理等。

　　

　　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

　　今天，权钱交易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仍然是阻碍中国的社会转型向公
正、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老百姓对权钱交
易深恶痛绝，并且认为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执法者的不作为而忽视了杀人者、抢夺者……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权钱交易与开放初期的权钱交易已经有了质的变
化：那时，腐败了的权力，是权钱交易的主角、是作恶的主体，钱只是傍在权力身
边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那时，钱是要看权力的眼色才能获利；还有，那时的权
钱交易不过是多吃多占，不过是零打碎敲，不过是靠着价格的双轨制，给中国社会
制造了一些"万元户"而已。

　　今天，忍气吞声的媳妇已经熬成了婆，壮大起来的钱不再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
后面沾点儿小便宜，他们的目标不是万元户，而是福布斯榜上的亿万富翁；今天，
钱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它要收买权力、要赢家通吃；在利益面前，他胆大妄为，
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天，在中国许多由权钱勾结所实施的偷窃和抢掠中，钱
是主角、是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
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
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
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进入到那些毫无生命
保障的工作场所……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
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
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文书是作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

　　有如此强大的资本力量，有如此霸道的资本，如果政府不作为，而一味"国退民
进"，那真会国将不国。

　　所以，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论，不是政府退出、不是削弱政府，而是督促
政府切切实实地担负起对占有了资本从而处于绝对强势的那一部分人地监管。

　　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对政府的历史性要求--在这个时代，社会必须拥有一个与市
场经济神话相对应的强势政府！

　　所以，不是退出，而是站出来担负责任--至少在当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的历史
关口，应该如此。

　　当然"小政府，大社会"仍是现代政治理念中最令人动心的理想；但要强调的是
，这"大社会"是指大众的社会公权，而不仅仅是指一个强大的、能与权力抗衡资本
家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到了可以让政府让出部分权力，那也应该是还给整个
社会所有（比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从长远论，当然应该削
弱权力，但被削弱的权力应该归还给社会而不仅仅给予资本。

　　对社会的忽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特点：一边强调国家，一边强调经济精英
，但都没有强调社会；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国家主义，但唯独没有社会主义--
双方都没有谈到职工、谈到社会，谈到作为财产真正主人大众。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谈社会、谈社会的权益，尤其谈社会如何行使自己的
权力并无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是要加大"作为"的力度，
去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去制止它所应该制止的……

　　期盼政府的强势和作为，是过渡性的、是权宜之计，是社会还无力承担对自己
的保护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从长远讲，我们当然期盼政府将更多的权力归还
给社会。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呼唤一个负责任的、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要一个"大
政府"，更不能要"大政府主义"。

　　或许，仅仅是这一点上，才是我们与郎咸平的分歧。

　　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在没有权力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
机制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当然是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能掩盖另一
个刻不容缓问题：庞大而无所作为的权力，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此，政府如何在既要提高效率，又要降低执政成本；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
既要强化职能、提高行政能力，又要构建一个节俭的"小政府"的悖论中找到一个平
衡点。

　　再说得通俗一点，政府必须对该管的事加大"作为"，而从不该管的社会事务--
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比如对公民的精神活动的规划、比如对公民自主权、人权的
干预等等--中退却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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