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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美国人收入
发信站: BBS 听涛站 (Sun Jun 4 16:57:13 2006)
美国人收入不平等为何加剧
作者:马丁•沃尔夫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日期: 20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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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1997年到2001年间,在美国实际工资增长总量中,前10%的高收入工薪族获得了49%的增量
,而前1%的工薪族获得了惊人的24%。而同时,垫底的50%工薪族获得的份额还不足13%。情
况为何会这样呢?非平等主义者是否应该在意呢?
我引用的数据来自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两位作者一篇出色的论文*。作者
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问题:假如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为何美国大多数公民
没有变得更富裕呢?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和实际所得之间的正常关系被打破了。所以从1966年到20
01年,实际收入中位数(在收入分配中居中者的收入)仅提高了11%。同期,位置排在自下而
上90%(自上而下10%)的工薪族收入提高了58%,排在99%的工薪族提高了121%,而前0.1%的
工薪族提高了236%,前0.01%提高了617%.
1997年到2001年间,前0.1%的工薪族在工资总增长中获得接近8%的份额,而前0.01%得到将
近4%。后者在增长的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超过20%收入最低工薪族的2倍。结果,美国的收
入分配,在过去40年里明显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前10%的份额从1996年的27%,上升到了20
01年的38%;前1%的份额从6%上升到了12%;前0.1%的份额从1%上升到了5%(见图表)。
这些数据仅代表工资收入。而市场经济中最富有的人是生产资本的拥有者。这点仍然成立
:在2001年,前1%的收入所得者得到了非工资收入的34%,但“仅”得到了工资收入的11%
。这里的不平等同样在上升:1966年,这个精英群体只获得非工资收入的24%。而在前1%的
收入所得者中,非工资收入在收入中的份额也在下降,从1966年的61%,下降到2001年的5
0%。对前0.1%的收入所得者,这个比例从收入的72%下降到60%。
对那些位于收入分配顶端的人来说,工薪收入的重要性在提高,这在一项针对更长期转变
过程的分析中也有所反映**。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美国的收
入不平等在20世纪中叶急剧下降后,现在正在回到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水平(见图表)。19
71年,美国收入分配中前0.01%的份额,从1916年的近4.5%,下降到约0.5%,1998年又上升
到3%。上世纪早期的下降多是由资本收入的骤降造成,1971年之后的上升多是由工薪收入
的提高造成。
结果,作者得出结论,“在收入分配的顶端,顶尖工薪族取代了资本收入所得者的位置。
”此外,其它英语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但程度较小,不过在日本和欧洲大陆则非如此(见
图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经典的解释就是“偏重技能的技术变革”,全球化对无技能人员收
入的影响则强化了这一变革。但正在显现的模式却几乎无法以此来解释,因为即便在具备
很强技能的人群中,收入差距还是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增长。
看似更为合理的答案是,体育与娱乐圈的“超级明星”现象,以及企业老板和投资银行家
攫取比以前高得多的相对薪酬的能力。西北大学的作者断定,在美国收入分配的0.01%精英
中,顶尖企业高管的收入占到一半多。
那么他们值这么多钱吗?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我对此就持怀疑态度。美国首席执
行官的报酬与平均工资之比,从1973年的27倍上升到了2000年的300倍。但这种暴涨基本上
限于美国。虽然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表现可能比其它地方的好,但也很容易找出表现令
他们黯然失色、酬劳却不及美国同行的非美国首席执行官。实际上,高管的报酬是一场交
替前进的游戏,每家公司的薪酬委员会都试图付给首席执行官高出平均水平的报酬,上述
结果就不可避免了。
这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收入分配中的这些变化要紧吗?我会说,即便对非平等主
义者也很要紧,原因有三:
首先,收入状况的流动性并不能抵消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如两位西北大学作者所指出,
“收入顶端的人有一半10年后仍然在那里,但相对垫底的人群而言,收入顶端人群的财富
在持续增加”。脱离底部的机率很小。此外,两代人之间的机会也受到了负面影响。
其次,经济未能在过去数十年为多数人带来不断提高的收入,导致人们气馁。美国的个人
主义或许能抑制这种反应,但大部分文化做不到。
再次,政治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民粹主义:美国“右派”已成为“富豪民粹主义”(pluto
-populist)——一个由自由市场倡导者、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而“
左派”则日益变成了“保护民粹主义者”(protecto-populist)——一个由贸易保护主义者
、主张政府干预的人士、社会自由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盟。这会危及到知识分
子的团结与理智的决策。
只要新增收入的分配仍然像近几十年一样不公,美国的政治就很可能至少依然像今天一样
难以驾驭。此外,只要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许多其它高收入国家就会抵制美国的经济模式
。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回归是件大事,对于美国和世界
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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