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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hh (读研), 信区: material
标  题: 桃太郎，我投降！
发信站: 听涛站 (2001年10月06日00:06:24 星期六), 站内信件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
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
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 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
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
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
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
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
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
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
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
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
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
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
，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
    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
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
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
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
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
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
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
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
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 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
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
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
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
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
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
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
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
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
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
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
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
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
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 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
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
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
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
，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
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
，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不到５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
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
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
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
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
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
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
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
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
怪味。）
    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
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
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
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
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 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
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
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
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
，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
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 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
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
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
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
：“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
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
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
“超流动性”（super 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
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
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
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
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
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
，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
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
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
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
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
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
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
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
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
。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
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
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
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
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
。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
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
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
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
：“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
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
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
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
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
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
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
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
，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
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
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
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 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
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
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
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 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
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
    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
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
    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
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
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 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
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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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此门中，人面桃花红

桃花依旧在，人面，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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