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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2领袖和追随者（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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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2领袖和追随者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02:21 2003), 转信

第二章 领袖和追随者
    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
的。当人们心甘情愿的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
集团来获得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
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即使
在宗教方面，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的。尼采谴责基督教宣扬奴性的道德，但目
的总是获取最后的胜利。“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承受世界。”有一首著名的
赞美诗更加清楚地说明：
    为了获取王冠，
    季度出发征战。
    他的鲜红的旗帜卷向远方。
    谁追随在他的后面？
    谁最能克服苦痛，
    体验他的忧患。
    谁耐心的背着他的十字架？
    谁就追随在他的后面。
    如果这时奴性的道德，那么，每一个在战争中保守严酷锻炼的雇佣军人，或每一
个在选举中竭力活动的一般政客，都可以算作是奴隶了。但事实上，在没一种真正的
合作事业中，追随者在心理上并不比领袖有更多的奴性。
    正因如此，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才能为人们所忍受。这些现象之不可避免，是组
织工作所造成的，而且，社会越是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这些现象就只会越来越多，不
会减少。
    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这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所急得
远古时代。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的需要，部分是由于人类本性中的某些因素。大多数的
集体事业，只有在某种管理机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要改一所房屋，就要有人
在设计方面做出决定；要在铁路上行驶火车，行车的时刻表就不能有司机去随意制订
；要建筑一条新的公路，就要由人决定它的路线。即使是一个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
，也毕竟是一个政府，因此，根据与心理无关的理由，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就
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可是，为什么这时可能的呢，特别是为
什么实际的权力不均现象超过了根据法律而成立的原因所必然造成的不均现象呢？这
些事实只能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求得解释。有些人的性格促使他们总是发号施令
，而另一些人的性格则促使他们总是服从。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广大的普通人
，他们在某种情形下了乐于发号施令，在另一种情形下有宁愿服从领袖。
    阿德勒在《理解人行》一书中，分辨出温顺的人性和专横的人性两种类型。他说
：“屈从的人按照别人所订的规则和法律生活，这种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卑
屈的地位。”他又说，与此相反，属于专横一类的人总是要问：“我怎样才能比其他
任何人都优越？”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这种人都出现了，而且在革命当中上
升到极高的地位，阿德勒认为这两种类型至少在其极端情况下都是要不得的；他认为
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他说：“命令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
作用，而且向他们先是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种教
育不但产生专横类型的人，而且产生奴隶类型的人，因为它使人感到，在实行合作的
两个人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是一个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
    有限度的爱好权力，是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绝对的
爱好却是罕见的。一个享有管理家务权力的主妇可能不愿接受一个首相所享有的那种
政治权力；反之，亚伯拉罕.林肯虽然不惮处理美国的国家大事，却不能应付家庭中
的争执。假如“ 蠢 罗芬”号军舰遇了险，拿破仑也许会乖乖的听从英国军官的命令
，乘坐小艇逃生。人们只要自信能处理当前的事务，就会喜爱权力，但他们一旦知道
自己无能为力，就宁愿服从领袖了。
    使人服从的权力与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同样真实而普遍存在，它根源于恐惧。在
危急的关头，例如在失火的时候，最晚列的儿童也会完全服从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的
命令。大战爆发时，潘克赫斯特派和劳埃德-乔治达成了和解。在任何存在深刻危机
的时候，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就是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服从。在这样的时候，很
少人会想到革命。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人民对政府也怀有和这类似的感情。
    有些组织是为了应付危险而设立的，有些组织则不然。有时像煤矿这样的经济组
织包含着危险，但危险是偶然的。它们一消除，这些组织就能更加繁荣起来。大体说
来，应付危险不是经济组织或处理内政的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但是救生艇
和消防队就同海陆军一样是专为应付危险而设立的。就某种比较间接的意义来说，宗
教团体亦复如此：它们存在的目的，部分也是为了缓和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微妙的恐惧
心理。假如有人想要怀疑这一点，不妨让他想一想下面一节赞美诗：
    为我而裂开的万世的磐石，
    让我就藏在你的身上吧；
    狂  汹涌奔腾，
    暴风依然猛烈，
    耶稣——我灵魂的爱人，
    让我投进你的怀抱。
    在服从神意时，人们怀有一种最久远的安全感。这种感觉曾使许多不能为任何人
所屈服的帝王屈服于宗教之下。一切服从的现象，根源都在与恐惧，不论我们所服从
的领袖时人还是神。
    有一种说法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了，即所 角致 性也往往起源于畏惧的说法。我想
这种论调未免言之过甚。固然，就某种侵略性而言，例如D.H.劳伦斯的侵略性，是可
以这样讲的。但我非常怀疑是否海盗的头儿心中对父亲还怀有恐惧的回忆，或者是否
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的时候，真会觉得它是在遵行母亲的教诲。关于阿提拉或成吉思
汗的母亲的生平，我随一无所知，但却有点疑心她们宠坏了各自的爱儿，以至他们长
大后觉得世界有时妨碍他们任性，因而对世界产生恼恨。我以为由胆怯而产生的侵略
性不足以鼓舞伟大的领袖；我要说伟大的领袖都有非凡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不仅呈
现在外表上，而且深入到潜在的意识中。
    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自信心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在历史上，最普遍的
途径之一就是具有世袭的发号施令的地位。例如，读一下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家危机关
头所发表的言论，你就可以看出君权盖过了女性，并使她相信她懂得必须做什么，同
时也通过她使全体英国人民相信她知道必须做什么。这就不是但村一个平民所能希望
做到的了，就她的情况来说，国家和统治者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这就是她所以能成
为“好女王贝斯”的原因。她甚至能颂扬她的父亲而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毫无疑问，
发号施令的习惯使她用于负担起责任并且能当机立断。一个氏族，如果有一个世袭的
领袖，也许会比用抽签方法选举起领袖有更好的作为。另一方面，想中世纪教会那样
的团体是以功绩显著、通常都担任过重要植物因此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由而选举起领
袖的，一般说来，这种团体的成绩要比同时期的世袭君主国好些。
    历史上有些最能干的领袖，是在革命的形势下崛起的。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那些使
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列宁获得成功的因素。三个人都是在国家困难的时期统治着各自
的国家，并获得能干人的衷心支持，而这些能干的人并不是天生具有愚从别人的性格
的。这三个人都有无穷尽的勇气和自信心，还有他们的同僚所认为的在困难时刻的健
全判断力。然而在这三个人当中，克伦威尔和列宁属于同一类型，拿破仑则属于另一
类型，克伦威尔和列宁都是具有深厚宗教荥阳的人；他们自信是具有超人决心的被指
定的执政者。因此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力欲无疑的是合乎正义的，并且他们很少计
及权力的报酬（例如豪华和安逸），因为一计及报酬就和他们的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
包袱不相调和了。列宁的情况尤其是如此，因为克伦威尔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
己是陷入罪恶之中了。不过就这两个人而言，是他们产生勇气并能吸引其追随者坚决
信从其领导的，正是信仰和优异才干的结合。
    与克伦威尔和列宁两人相反，拿破仑是军事冒险家的最高典范。法国革命适合她
的胃口，因为法国革命替他创造了机会；但除此以外他就对革命漠不关心了。尽管拿
破仑满足了法国人的爱国心，并且以这种爱国心为靠山，但是对他来说，法国也正如
革命一样，仅是向他提供的一个机会而已；在年轻的时候，它甚至不很认真地考虑过
要为科西嘉而对法国作战。他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任何性格上的特点，还不如说是由
于军事上的专门技能：在别人本来要吃败仗的场合，它却取得了胜利。在胜败关头，
例如在雾月十八日，和在马伦哥战役，他是靠别人取得成功的；但是他的惊人的天才
是他能把他的助手的功劳据为己有。法国的军队里有很多青年野心家；使拿破仑能在
别人失败的场合获得成功的，是他的聪明，而不是他的心理状态。至于他迷信自己的
运气（这一点终于引起他的失败），则是他的许多胜利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原因。

    说起我们这个时代，希特勒在心理上应纳入克伦威尔和列宁这一范畴，墨索里尼
则应属于拿破仑这类的人物。
    军事冒险家或海盗首领这种类型的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要比“科学的”历史学家
们所认为的来得重要。有时候，它像耨难以阳，在并非专为个人打算的人群之中，也
能成为领袖。法国的革命军曾把自己看成欧洲的解放者，并被意大利人和德意志西部
许多人看成是解放者，但拿破仑只不过做了一些看来有组与自己前程的解放行动而已
。这种人往往也不以大公无私的目的为借口。亚历山大也许曾着手对东方进行希腊化
的工作，但他手下的马其顿人是否对他远征的这一方向颇感兴趣，却令人怀疑。在古
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百年中，罗马将军们主要是想得到金钱，同时也是靠分配土地和
财务来取得士兵的效忠的。塞希尔.罗兹自称对不列颠帝国报有不可思议的信念，可
是这种信念却为他的公司产生了巨额股息；他雇来征服马他贝莱兰的骑兵，也是赤裸
裸的用金钱的诱惑召募来的。有组织的贪婪，很少伪装成没有伪装，在世界上的历次
战争中都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
    我们说，普通的温和的公民之所以服从领袖，大都是由于恐惧的心理。不过就一
帮掠夺者来说，情形就不是这样，除非他们不再有机会从事和平的职业。领袖的权威
一旦确立之后，它可以在反抗者当中引起恐惧，不过在他成为领袖并被大多数人工人
为领袖之前，它是不可能引起恐惧的。为了取得领袖的地位，它必须能在自信、果断
以及决定正确方针的本领这些权威所由产生的特性方面超乎别人之上。领袖的地位是
相对的。凯撒能使安东尼服从，但别人就做不到。大多数人总觉得政治是难搞的，自
己最好是追随一个领袖——他们出于本能并不自觉地有这样的感觉，好像狗对主人一
样。假如不是这样的情况，集体的政治行动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此，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来说，是受怯懦性的限制的，而且诺性也限制着
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
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但
负责任的习惯可以减少这种怯懦，因此各种责任感都有助于增强权力欲。残暴和敌意
的经历可以产生两种作用：对于容易被吓倒的人，它会产生逃避世人注意的愿望；对
于大胆之徒，他会刺激他们去追求能使他们对别人施加暴行而不受他人暴行之苦的地
位。
    在无政府状态之后，势所必然地第一步是专制主义，因为统治与服从这两种天生
的机能很容易使它出现。这一点在家庭、国家以及商业方面，都有例可证。平等合作
远比专制难以实行，远不及专制符合人的本能。当人们试图平等合作的时候，自然个
人都要力争取得全面的优势，因为这是服从的动力是不发生作用的。有关各方几乎必
须一致忠于他们本身以外的某一原则。在中国，儒家的忠于家族的思想，使家族企业
常能取得成功；而不属入个人的合股公司就往往无法经营，因为没有一个人非对其他
股东效忠不可。在通过协议来进行管理的情况下，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对法律、国家
或个方面所共同遵守的某项原则有普遍的尊重。教友派的教徒若有疑难问题必须解决
时，并不举行表决来取决于多数，而是开展讨论，直到获得那种通常认为是圣灵所启
发的“会议的精神”为止。就他们这种情况而论，我们碰到一个异常一致的团体，但
没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通过讨论进行管理是行不通的。
    要做到通过讨论来进行管理，就需要足够的团结精神；而足够的团结精神在一个
家族——例如富格尔家族或罗特希尔德家族——中，在一个小的宗教团体——例如贵
格会——中，在一个野蛮的部落中，在一个发生战事或眼看要发生战事的国家中，都
不是很难产生。但外来的压力也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同一团体的成员因为害怕一个个
被绞死而团结起来。共同的危险最易产生团结，但这还不足以解决整个世界的权力问
题。我们希望防止种种危险（例如战争）而危险却是今天团结的原因，但我们有不希
望破坏社会合作。这个问题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心理上都难以解决。如果我们可用类
推法来判断，那么，这个问题如由某一国家实行一种初步的专制制度是很可能得到解
决的（如果真可以解决的话）。既然各国已经习惯于自由否决权，国际间的自由合作
就像瓜分前的波兰贵族之间一样很难实现。前者同后者一样说明，人们很可能认为毁
灭要比尝试更为可取。人类是需要治理的，但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地方，人们开始只
愿意服从专制主义。我们因此必须首先想法把政治弄稳当，哪怕是专制政治也好，只
有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治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希望有效的使它成为民主政治。“绝
对的权力对于建立组织是有用的。社会的压力则要求把权力用来维护一切有关方面的
利益，这种压力的发展尽管是比较缓慢的，但也是实在的。这种压力在宗教史和政治
史上连续不断，如今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
    前面我已讲过发号施令的和服从的两种人，但还有第三种类型，那就是遁世派。
有些人有拒不服从的勇气，但没有发号施令的迫切要求。这种人不容易适应社会结构
；他们好歹设法寻求遁世的场所，一边享受或多或少的孤独的自由。有时候，具有这
类气质的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期基督徒和北美洲的拓荒者代表第三类型的
两种人。遁世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是物质上的；它有时需要像隐士居处那样完全与
世隔绝，有时则需要像修道院那样集体过孤寂的生活，在精神上的遁世者当中，有人
是其名不彰的教派的信徒，有人热衷于无害的癖好，也有人致力于研究深奥而无关重
要的学问。在物质上的遁世者当中，有探寻文明世界边缘的人，也有像“亚马逊河的
博物学家”贝茨那样的探险家，它完全生活在印第安人当中愉快的过了十五年。隐士
气质中的某些部分也是多种美德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使人能抵抗时尚的诱惑，不顾世
人的冷漠和仇视而坚持某种重要工作，并形成了许多与流行的谬见相反的见解。
    在遁世派当中，有些人并非真正不关心权力，而不过是不能用寻常的手段取得权
力而已。这种人可以成为圣徒或异端的祖师，也可以成为新的教派或文艺流派的创始
人。它们常常吸引许多喜欢服从而又有反抗精神的人做他们的信徒；反抗精神是他们
不落前人的窠臼，而喜欢服从有易于引起他们不加批判的接受新的信条。托尔斯泰和
他的追随者就是这一类人物的例子。真正的遁世就与此截然不同。忧郁的雅克就是这
类人物的最好的例子。他和好公爵已通过这流放的生活，因为那是流放的生活。后来
他又和坏公爵一道留在森林里而不回宫廷。许多北美的拓荒者忍受了长期的艰苦和贫
困，但当文明大道他们的地区时，他们就立刻卖掉自己的田园，有往西迁移。对于这
类气质的人，世界所能给予他们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他们有些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有些人陷入一种乖僻的、反社会的哲学的泥坑里。和这班人接触太多，会使人产生厌
世的心理，当孤独的生活不能获得的时候，厌世的心理就自然求助于暴力了。
    在怯懦的人当中，组织者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由于对领袖有服从的心理，而且
由于身处人人感受一致的人群之中，就会产生安然的感觉。在热烈的公共聚会上，如
果一个人赞同这个集会的宗旨，它就会产生与热情和安全感像结合的得意之感；这种
大家所共有的感情愈来愈强烈，直至排斥其他一切感情，只剩下由自我的多倍增长而
产生的洋洋得意的权力感为止。集体的兴奋时一种美妙的陶醉状态，身处其中，很容
易忘却稳健、人情甚至自卫，而残暴的屠杀与英勇的殉道是同样可能发生的。这种陶
醉和别种陶醉一样，一旦感受其乐趣，就很难加以抗拒，但最后总会对它冷淡和厌倦
。如要恢复先前的那种激情，就需要越来越强烈的刺激。
    虽然领袖并不是产生这种激情的必要因素（因为这种激情也可以由音乐或群众目
睹的一桩令人兴奋的事件引起），但一个演说家的辞令却是诱发这种激情的最便当和
最普通的手段。所以集体兴奋的快感乃是形成领袖权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领袖并不一
定也要具有他所激起的那种感情；他可以像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安东尼那样暗自思量：

    “现在让它闹起来吧；一场乱事已经发生，随它怎样发展下去吧。”
    但是，领袖除非有能力控制其追随者，否则是难以成功的。因此他势必要择取易
于使它成功的形势和群众。最好的形势时有相当严重危险的形势，这种危险足以使迎
危向上的人觉得自己勇敢，但又不十分可怕，不至于使恐惧占上风。例如，与一个被
认为是强大而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发生战争时就是这样的形势。当熟练的演说家希望
激起战斗情绪的时候，他要在听众中造成双重的信念：在表面的一层，他要夸大敌人
的力量，使听众认为必须有很大的勇气才能与敌人斗争；在较深的一层，他要使听众
有坚定的胜利信心。像“公理必定战胜强权”这样的口号就体现着双重的信念。
    演说家所希望得到的群众应是这样的群众：它们易被感情所激动而不善于思考，
他们起初充满着恐惧而随后又充满着仇恨，他们不耐烦使用缓慢和渐进的办法，他们
既被激怒又满怀希望。假如演说家不是十足玩世不恭的人，他会养成一套信念来给自
己的行为辩解。他将认为，感情是比理智更好的指导者；我们的见解应当用热血而不
是用头脑来形成；人生最好的活动范围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假如由他来掌管教育
，他的教育内容将是交替的实行严格的训练和集体陶醉，而知识和见解则让冷静地研
究无情的科学的人去操心。
    可是，热爱权力的人并不都是演说家这一类型的人物。有些人属于与此截然不同
的类型。他们对权力的热爱是由于控制了机械而培养出来的。例如，布鲁诺.墨索里
尼关于空袭阿比西尼亚的战绩有过这样的记述：
    “我们必须放活焚烧树木葱茏的小山，田野和小村庄......。最有趣的是.....
.。炸弹刚触及地面，就立刻腾起白烟和巨大的火焰，枯草开始燃烧了。我想到了那
些动物：啊呀，他们那个跑啊......。炸弹架上的炸弹投完之后，我就开始用手投.
.....。那是再有趣不过的了：一个周围有大树环绕着的村中是不容易其中的。我不
得不向草屋顶用心瞄准，到底三次投弹时才命中目标，屋子里得倒霉鬼看到屋顶着了
火，都跳出来四散奔跑，就像疯子一样。
    “被火圈包围的大约五千名阿比西尼亚人死于非命。那简直像是地狱。”
    演说家需要懂得很多直觉心理学才能获得成功，而墨索里尼式的空军人员只消知
道烧死是不愉快的这一点心理学就可以得到他的快乐。演说家时旧式的：以机械装置
为权力基础的人是新式的。不过也并不完全如此。例如，你不妨读一读有关迦太基仁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末期用大象踏死叛变的雇佣兵的记述，这里，迦太基人的心理——
虽然不是心理学——是和墨索里尼的心理相同的。不过比较说来，机械力在我们这个
时代比过去任何时代更能说明时代的特性。
    现在，以机械力为靠山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心理学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充分的
发展。不过这种发展是有极大的可能的而且在量的方面（虽然不在质的方面）是前所
未有的。一个曾受专门技术训练的寡头政治集团，由于控制了飞机、战舰、电站以及
摩托运输工具等等，就有可能建立几乎无需笼络人民的独裁政权。飞岛帝国之所以能
维持它的存在，就在于它具有使自身置于太阳和一个叛乱省份之间的能力。一群科学
工艺家联合起来，能够做出差不多同样激烈的事情。他们能使叛区挨饿，并在鼓励这
一地区依靠光、热和电力之后，使它失去这些舒适生活的来源；他们还能在这一地区
散布毒气和细菌。要抵抗这一切是全无希望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学到了运用机械的
本领以后，就会像他们学会怎样看待自己的机器一样来看待人类，即把人看成是没有
感情的东西，操纵者能够于己有利的利用法律来加以支配。这种政权之冷酷无情绝非
以前任何暴政所能比拟。
    本书的主题在于研究对人的权力而不是研究对事物的权力，但是在对事物的权力
基础上建立一种对人的记述性的权力仍然是可能的。凡是惯常控制强大的机械并通过
这种控制而取得支配人的权力的人，多半会对他们的人民抱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看法
。这种看法和那些靠说服（不管这种说服是多么虚伪）而取得权力的人对人民的看法
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多半都这么淘气过：挑开一个蚁穴，相当感兴趣的观看由此而产
生的群蚁奔走的纷乱状况。假如我们从摩天大楼的屋顶俯视纽约街头的往来行人，那
么，下面的人就似乎不再是人，而依稀带有一种荒谬可笑的性质了。假如一个人能像
朱比特那样用霹雳武装起来，他也许会处于我们扰乱蚁穴的同样动机，把霹雳投到人
群当中。这显然就是墨索里尼从飞机上俯视阿比西尼亚人的时候所具有的心情。不妨
设想一下，有一个科学化的政府为了害怕暗杀，经常住在飞机上，只是偶然降落到高
塔顶上或海上浮筏的降落场上，这样的政府难道有可能深切关怀人民的幸福吗？恰恰
相反，可以肯定的说，在一切处于顺境的时候，这种政府要用他看待机器的那种无动
于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但当某一事件偶然向它提醒人民毕竟不是机器的时候，它就
要像那些由于其原则遭到下属怀疑的人们一样，感到无情的愤怒，并决心用任何最干
脆的手段来消除抵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读者可能认为这一切只是不必要的恐怖感而已。要是我也这样认为就好了。我确
信，机械力有助于产生新的精神状态，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
更需要寻求一些控制政府的方法。由于技术的发展，民主政治可能更困难了，但它也
更加重要。拥有庞大机械力的人如果不受任何控制，就可能自命为神——不是基督教
的爱的上帝，而是异教的索尔或武尔坎。
    利 屡 蒂曾把维苏威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景象描写如下：
    这些地方今天到处是
    草木不生的火山岩浆，缀饰着
    凝成石头的熔岩，随着龋龋独行的人的脚步发出回响；
    蛇懒洋洋的蜷伏在阳光底下，
    归窟的兔子在石隙间奔忙——
    这里曾经是快乐的农庄，
    有耕地、有泛黄的庄稼，也有哞哞叫着的牛羊；
    这里也有园林和华厦；
    权贵们优游岁月的乐乡；
    还有名城重镇，
    随着那无情的火山口喷出的熔浆,
    连同它们的居民一起摧毁。
    如今一切都变成齑粉，
    在一片荒墟下永久埋藏。
    现在，人也能造成这种结局——在格尔尼卡就出现过，说不定不久也会出现在迄
今伦敦所在的地方。既然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势必要靠这种破坏爬上统治地位，还能指
望它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假如遭受着班新神的雷霆破坏的，不是伦敦和巴黎，而是柏
林和罗马，那么，经过一番破坏之后，在破坏者的身上还能留下多少人性呢？那些原
来具有人类情感的人，难道不会被受抑制的同情心比的发疯，从而比那些根本不需要
抑制同情心的人还要来得坏吗？
    从前，人们把自身卖给魔鬼以求得魔力。今天，他们从科学方面获得这些力量，
并且觉得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了。除非能制服权力，使它不是为某一伙狂热的暴君
服务，而是为全人类服务，不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也不分法西斯主义者、共
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否则世界就没有希望：因为科学已经造成人类不是全体生存
就是全体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


--
讨厌~~



--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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