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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3权力的形态 （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3年03月03日11:10:21 星期一),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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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3权力的形态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03:38 2003), 转信

第三章  权力的形态
    我们可以把权力解释为若干预期结果的产生。因此，权力是一个量的概念。假设
有两个具有类似的欲望的人，其中一人除实现了另一个人所实现的全部欲望而外，还
实现了其他一些欲望，那么，他就比另一个人有更多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一
个能实现这一种欲望，而另一个人又能实现另一种欲望，那就没有精确的方法来比较
他们的权力了。例如有两个画家都希望会出好画和发财致富；结果，两人中以一个绘
出了好画，而另一个人发了财，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估计谁的权力较大了。不过，大
致说来，假如甲所期望的结果实现得多而乙实现得少，那就很容易粗略的说甲的权力
是大于乙的权力了。
    关于权力的形态，有许多分类的方法，各有其功用。首先，权力可以区别为对人
的权力和对无生物或非人类的权力。我所论及的将以对人的权力为主，但也必须记住
：近代世界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是因为科学帮助我们加强了对物的权力。
    对人的权力可以根据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的方式或根据与权力有关的组织的类型
来分类。
    权力对个人发生影响，可以通过下列各种方式：甲，对一个人的肉体直接行使有
形的权力，例如监禁或处死；乙，以赏罚为诱导手段，例如雇用或解雇；丙，对于一
个人的意见施加影响，也就是进行最广义的宣传。在这最后一项里还应该包括利用时
机，在别人身上形成你所希望的某种习性，例如利用军事训练，唯一的区别是，在这
种情况下，行动的产生无需乎可以成为意见的那种精神的媒介。
    在我们对待动物的时候，这些权力形态表现的最简单明了，因为人们认为在这种
场合是无需伪装或借口的。当一头猪被绳子拦腰缚起，尖声叫着被吊上船去的时候，
他就是受制于直接行使在它肉体上的有形的权力。相反，谚语上所说的毛驴追求胡萝
卜的故事，那就是我们要使它相信它的行为于自己有利，从而使它按照我们的意图来
行动。介乎上面两种情况之间的，可以拿玩把戏的动物为例：赏与罚使它们养成了若
干习性；还有一种不同的情况，即羊被诱上船的情况：先要用力把头羊拖过跳板，然
后，其余的羊就服服帖帖的跟着上来了。
    以上所有的权力形态在人类中间也有例可证。
    那头猪的情形说明军警的权力。驴子和胡萝卜的故事具有宣传的权力的特征。
    玩把戏的动物表明“教育”的权力。
    一群羊跟着他们的满心不情愿的首领走，是党派政治的例证。在党派政治下，一
个被尊敬的领袖通常总是受派系或党魁的束缚的。
    我们来把这些伊索寓言式的比喻应用于希特勒的崛起吧。胡萝卜就是纳粹党的纲
领（其中包括如废除利息等等）；驴子是中产阶级的下层；羊和它们的首领是社会民
主党人和兴登堡，猪（仅就其不幸的遭遇而言）是集中营里的受难者，而玩把戏的动
物就是几百万致纳粹党的敬礼的人。
    我们可以把最重要的组织机构，按照它们所行使的不同权力，大体上加以区分。
军队与警察执行人身强制的权力；经济组织一般用赏罚来作为鼓励或制止的手段；学
校、教会和政党的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的意见。不过这些区别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
每一个组织除行使最能表现其特征的权力而外，还行使其他形态的权力。
    法律的权力可以说明某种复杂性。法律的终极的权力是国家的强制权利。文明社
会的特征就在于：直接的人身强制（也受到某些限制）是国家的特权，而法律则是国
家对公民行使这项特权时所依据的一套规定。但法律使用惩罚，不仅是为了使不希望
发生的行动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而且是作为一种诱导的手段。以罚金为例，它并不能
使某一行动不可能发生，而只能是它失去效力。而且（这也是更重要的多的一点），
当法律不得人心的时候，法律也就几乎没有力量了；例如在美国禁酒期间，或如十九
世纪八十年代爱尔兰的多数人民对夜间破坏土地法的人深表同情的时候，就可以看出
这种情况。因此，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赖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程度，甚至超过
它依赖警察权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拥护，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
一。
    这就是我们很有必要来区别一下传统的权力和新树立的权力。传统的权力有习惯
势力在它的一遍；它无需时时刻刻为自身辩护，也无需不断证明任何反对势力都没有
力量把它推翻。而且，它几乎总是和宗教的或准宗教的信念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表明
抗拒是不道德的。因此，传统的权力远比革命的或剽窃的权力更能获得舆论的支持。
这就可以产生两种多少有些对立的后果：一方面，传统的权力既然觉得自身安全，就
不会去提防叛徒，因而可能避免很多无可置疑的暴政；另一方面，在古老的制度继续
存在的地方，掌权者总是容易做出的不义行径，便有古老的习惯作为护符，因而就比
在任何希望博得群众支持的新政体之下更为彰明较着。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时代表
明革命的暴政，而法国的封建徭役则表明传统的暴政。
    我把不以传统或同意为基础的权力成为“暴力”。它的特性根传统的权力大不相
同。在传统的权力继续存在的地方，政权的性质几乎无止境的取决于它的安全感或不
安全感。
    暴力通常是军事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或为对内的暴政，或为对外的征服。它的重
要性，特别是对外征服的重要性，确是很大的，我想要比许多近代“科学的”历史家
所愿意承认的来得大。亚历山大大帝和尤利乌斯.凯撒以他们的战役改变了历史的全
部过程。如果没有亚历山大，也就不会出现用希腊文写的《福音书》，而基督教也就
不可能传遍罗马帝国。如果没有凯撒，法国人就不可能讲由拉丁语派生的语言，而罗
马天主教就简直不可能存在。白中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军事优越性，是军事权力的更
加无可否认的明证。武力征服有利于文明传播，非其它任何一种力量所能急。不过在
大多数情况下，军事权利也要以某种其他权力形态（如财富、技术知识或狂热）为基
础。我并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为例，马尔巴勒的天才
乃是战争结局的主要成因，不过，这只能视为例外而已。
    当一种传统的权力形态结束之后，继之而起的可能不是暴力，而是为人民中的多
数或较大的少数所愿意拥护的革命权威。例如在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情况就是如此
。华盛顿的权威，丝毫没有暴力的特征。与此类似，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建立了一些
新教教会来代替天主教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不
是由于采用了武力。假如一个革命的权威不想多用暴力而是自身确立起来，它就比传
统权威需要远为有力和积极的群众支持。1911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时候，受过外国
教育的人士颁布了一部议会制的宪法，但公众对它是冷漠的，因此这个政权很快就变
成连年交战的督军们的暴力证券了。后来中国国民党所达成的统一，倚靠的是民族主
义而不是议会主义。与此类似的事情在拉丁美洲也时有发生。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议
会的权威所得到的群众拥护，如果足以使它成功，那就是革命的；但在实际上获得胜
利的纯军事权力却是暴力。
    传统的、革命的和强暴的权力之间的区别是心理上的区别。我并不是仅仅因为权
力具有古老的形态才称之为传统的权利：他还必须取得群众的尊敬，而这种尊敬部分
是由习惯产生的。当尊敬摔落下去的时候，传统的权力就逐渐向暴力过渡了。这个过
程在俄国表现为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直到1917年革命胜利为止。
    凡是依靠人数众多的一群人（团结在一种新教义、新政纲或新思想感情如基督教
新教、共产主义或民族独立愿望之下的一群人）支持的权力，我称之为革命的权力。
凡是仅仅产生于个人或团体热爱权力的冲动、从国民那里赢得的指示出于畏惧的服从
而不是积极合作的权力，我称之为暴力。由此可以看出，权力的强暴性是一个程度上
的问题。在民主国家里，政府的权力对各个反对党来说，不是强暴的，但对笃信无政
府主义的人来说，就是强暴的了。同样，在有宗教迫害的地方，对正统教派的宗教上
有罪的人来说，教会的权力不是强暴的，但对于异教徒来说，就是强暴的了。
    另外，权力还可以分为组织的权力和个人的权力。一个组织怎样取得权力是一回
事，而个人有怎样在组织里面取得权力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两者是互有关系的：
假如你希望当首相，你就必须在你所属的政党中取得权力，而你的政党有必须在全国
范围内取得权力。但是加入你生在世袭原则尚未衰落的时代，那么，要在政治上控制
一个国家，你就必须作国王的继承人。然而这并没有是你也能征服别的国家，因为在
这方面你还要具备王子们往往缺乏的另一些条件。现今在经济领域里还有类似的情形
，因为财阀大都是世袭的。试看法国社会党人所激烈反对的二百个财阀家族，就不难
了解了。但财阀的世袭统治已不能使神权的原则获得广泛的承认，因此不能像从前的
王朝那样持久。现今一个财富与势力蒸蒸日上的金融巨头，纵使把父亲的另一个儿子
搞穷了，也无人认为这是邪恶的行为，只要是按照惯例来稿，没有采用颠覆性的新办
法就行。
    各种组织是各种人物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各种社会状态也是如此。通过著名人物
的作用，一个历史时代出现了，它的明显特征来源于这些人物的特征。正如取得显著
地位所需具备的条件变化无常一样，著名人物也变化不定。我们可以想象，十二世纪
有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今天也有像狮心王理查那样的人物，但历史并不知道他们的情
况。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不同类型的权力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人物。
    世袭的权力是我们产生“上流人士”这一概念。这是历史悠久而多少有点变了质
的概念：它的历史，从古代酋长的魔性起，经过国王的神性，一直到骑士的侠义精神
和贵族名们的气派。在权力是世袭的地方，人们所钦佩的品质是当时优游的生活和视
为当然的优越地位所产生的品质。在权力属于贵族而非属于君主的情况下，最有礼貌
的举止不但包括对地位低的人温和的坚持己见，而且包括对地位相等的人彬彬有礼。
但不管流行的对礼貌的看法是什么，只有在权力是（或不久以前是）世袭的地方，才
以礼貌为评价他人的标准。如果资产阶级绅士闯进男女成员除考究社交细节外无所事
事的社会，那他就只会受人嘲笑罢了。残存的对“上流人士”的钦佩心里是靠继承的
财产来维持的，一旦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不再父子相传的时候，这种残余的钦佩心理
一定很快就会消失。
    如果权力是靠学问或智慧（不管是真的还是被信以为真的学问或智慧）得来的，
那就有另一种大不相同的人物居于显著的地位。这种形态的权力有两个最突出的例子
，即传统的中国和天主教会。在现代世界，这种权力形态已不像过去大部分时代那样
多：在英国，除教会而外简直没有了。说来奇怪，在最野蛮的社会里，靠所谓学问来
取得的权力反而最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减小。我所指的“学问”，当然包
括号称为学问的东西在内，诸如术士和巫医的学问，需要用二十年的学习功夫才能取
得除达赖喇嘛以外一切高级僧官必须取得的拉萨大学的博士学位。欧洲在公元1000年
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那时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被认为是一个术士，因为他读了书
，因此能使人产生玄奥的恐怖，从而增强教会的权力。
    就我们所知，知识分子是僧侣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但由于教育的传播，他们的权
力被夺去了。知识分子的权力是靠迷信（对传统的咒语或圣书的崇敬）维持的。在讲
英语的国家中，这种迷信仍有一些残迹遗存，例如从英国人对加冕典礼的态度以及美
国人对宪法的尊敬，就可以看出；因此，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法
官至今仍享有属于学者的某些传统的权力。但这同埃及僧侣和中国士大夫的权力比起
来，仅是一点暗淡的影子而已。
    上流认识的典型长处是节操，靠学问或的权力的人的典型长处是智慧。为了获得
智慧的声名，一个人必须看起来好像具备丰富的深奥知识、克制情欲的能力和做人的
长期经验。据认为，只有年龄才能使人多少具备这些品质，因此，“长老”、“先生
”、“长者”、和“前辈”都是尊称。中国的乞丐称过往的行人为“大老爷”。在知
识人士的权力被组织起来的地方，就有僧侣或文人的团体。而一切智慧就被认为集中
在他们当中了。哲人是与武人大不相同的人物，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
人统治下所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奇事，即在今天虽然知识对文明所起的作用大于过去任何
一个年代，但掌握新知识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却未有相应的增长。尽管电气技师和话务
员作了许多是我们感到舒适（或烦恼）的奇事，我们并不把他们看作巫医术士，也不
会设想，如果我们触犯了他们，他们能够招来雷霆暴雨。其原因就在于：科学知识尽
管是艰难的，却不是神秘的，凡是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的人都可以掌握科学。因此，
近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引起人们的畏惧，而是重不过是雇员而已。除了少数例外（如坎
特伯雷大主教），知识分子未能继承当初使其祖先获得权力的那种魔力。
    其实，从前人们对有学问的人表示尊敬，决不是由于后者具有真才实学，而是由
于人们认为他们具有魔力。科学使人对自然界的进程能有一些真正的了解，因而打破
了人们对巫术的信仰，也就打破了他们对有学问的人的尊敬。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
况，即尽管科学家是区别今昔时代的当今时代特征的根本成荫，并通过他们的发现和
发明，对世事的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在智慧方面所能
享受的荣誉，不像印度的裸体托钵僧或美拉尼西亚的巫医所享受的那么大。现代的知
识分子觉得他们活动的结果反而使他们的声望减低，因此对现在的世界不满。不满情
绪最少的人就倾向于共产主义，而不满情绪较为浓厚的人就躲在象牙之塔里了。
    大型经济组织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有权力的人物，这就是在美国成为“总经
理”的那种人。典型的总经理在别人的印象中是明快果断、洞悉人情、具有坚强意志
的人物。他的下巴颌必须坚定有力，嘴唇紧闭，讲起话来简洁了当。他必须能够引起
同辈的尊敬和绝非无足轻重的下属的信赖。他必须兼有大将军和大外交家的长处：在
战斗中残酷无情，而在协商交涉时又能巧妙地实行让步。由于这些长处，人们才能获
得重要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在民主国家里，政治权力往往属于与上述三者大不相同的人物。一个政客如要成
功，必须能取得他本党核心集团的信任，然后还要能激起多数选民的某种程度的热情
。这两个通向权力的步骤所要求的条件是不同的；很多人具备的条件只能完成这一步
骤而不能完成那一步骤。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往往不善于激起一般群众的想象，尽管他
们有本领博取政党首领的宠信。这种人照例要失败，不过政党首领是预见不到他们要
失败的。有时候一个人虽然没有“吸引人的力量”，他那政党的核心集团却能保证他
获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在当选后就能受政党核心集团的支配而决不能获得真
正的权力。反之，有时候一个人也能创立自己的政党核心集团，拿破仑三世，墨索里
尼和希特勒就是这种人的例子。比较通常的情形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政客纵然利用了
现成的政党核心集团，最后仍能加以支配，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
    在民主国家里，一个成功的政客所需具备的条件，是随着时代的特征而改变的。
这些条件在太平年代和在战争或革命时期是不同的。在太平年代，一个人只要在别人
的印象中是一个坚强的、有正确判断力的人，就可能取得成功。但在动荡的时期，就
需要有更多的条件了。在动荡时期，它必须是一个动人的演说家。并不一定是指通常
所说的雄辩的演说家，因为罗伯斯庇尔和列宁并不长于雄辩，而是坚决、热情和大胆
。这种热情可以是抑制而不外露的，但它必须存在，并且为人所感知。在动荡时期，
政客不需要有推理的能力，无需了解与个人无关的时间，也不需要有丝毫的智慧。他
所具备的是说服群众的能力，使群众相信他们所渴望的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相信
依靠它那坚忍的决心，他就是实现这种事情的人物。
    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政客，就是成功的废除民主，并成为独裁者的那号人物。当
然，这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就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
在有可能的时候，做到的人所需具备的条件同一般民主政治的政客所需具备的条件一
样，只不过程度较高而已，至少在动荡的时期是如此。列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
起，实有赖于民主政治。
    独立政治一经建立，已经去世的独裁者的继承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和独裁政
治创立人的条件完全不同的。在世袭制被废除之后，幕后操纵、阴谋诡计和哗众取宠
就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因此，独裁政治在其创立人逝世以后，必然要大大变质。既
然一个独裁政治的继承人的条件一般不如创立人的条件那样普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因此就有可能引起政局不稳、宫廷政变，乃至最后转变为某种不同的制度。有人希望
近代的各种宣传方法能有效地抵制这种倾向，因为这些宣传方法能为国家的首脑制造
民望，而他本人却不需要表现出任何符合民望的条件。不过这些宣传方法究竟有多大
的成效，现在还不能断言。
    在个人的权力方面，还有一种形态我们尚未轮机，那就是幕后的权力——献媚者
、阴谋家、间谍、幕后操纵者的权力。在每一个大组织里，固然秉政的人有相当大的
权力，但也有一些次要的人物（男子或女人）通过私人来对领袖发生影响。幕后操纵
者和政党的首领属于同一类型，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不声不响地把自
己的朋友安置在重要的职位上，因而迟早可以操纵这个组织。在非世袭的独裁政体下
，当独裁人去世时，这种人也许希望继承他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愿走上前
台的。他们爱权力甚于荣誉；他们在社交上往往是胆怯的。有时候，向东方君主国的
宦官或别处的王妃一样，他们为了某种理由被禁止充当有头衔的领导者。在名义上的
权力是世袭的地方，他们的势力最大；在名义上的权力是作为个人才能的奖赏的场合
，他们的势力最小。然而，即便是在最现代化的政体下，他们在一班人认为高深莫测
的部门里，也必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此类部门以金融和外交部门
最为重要。在德皇威廉二世时代，霍尔斯泰因男爵——德国外交部的永久性首脑——
就有极大的权力，虽然他并不出头露面。现今英国外交部永久性官员的权力究竟有多
大，我们还不能指导；我们的后代将来也许会知道这方面的必要条件。幕后操权者所
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其他一切掌权者的条件迥然不同，而且这些条件通常是（虽然不
尽是）要不得的条件。因此，如果一种制度有利于献媚之徒或幕后操纵者获取大权，
那么，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就不可能促进公众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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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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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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