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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9支配舆论的权力（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3年03月03日11:15:53 星期一),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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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9支配舆论的权力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08:37 2003), 转信

第九章 支配舆论的权力
    舆论是万能的，其他一切权力形态皆导源于舆论——这个见解容易说明。军队一
无是处，除非兵士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如系雇佣兵，除非他们确信指挥官有能
力领导他们取得胜利。法律不能实行，除非得到普遍的尊重。经济制度要靠大家尊重
法律。驾驶一般公民不反对伪造，试问银行业会出现什么情况？事实证明宗教方面的
意见往往比国家更有力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如果大多数人赞成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就行不通了。根据这些理由，可以说在一切社会事务中舆论是最终的权力。
    不过这仅仅是一半真理，因为它忽略了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固然是军事力量的
主要因素，但军事力量也可以制造舆论。如果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还信奉十六世纪
晚期它们的政府所信奉的宗教：这里的主要原因一定在于这些国家使用武装力量控制
了宗教上的迫害和宣传。照传统的看法，舆论是心理原因形成的；但此看法只有心理
原因作为直接原因才是正确的；通常都有武力在幕后为某种信条服务。
    但是信条从来没有在一开始就有武力受其支配；要产生广泛传播的舆论，第一部
必须单靠说服的办法。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交互的过程：一开始，单纯的说服引起少数人改变他们的想
法；然后，用武力确保社会中其余的人都能接触到正确的宣传；最后绝大多数人有了
真诚的信仰，因而又无必要行使武力。有些舆论从未超出第一阶段；有些达到第二阶
段，而以后就失败了；另外一些在这三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功。教友派从未跨出说服的
阶段，其他非国教徒在克伦威尔时代曾获得国家武力的支持，但夺取权力以后，却在
宣传方面失败了。天主教会，经过三百年的说服劝导，在君士坦丁时代俘获了国家，
然后用武力建成了一个宣传体系，使几乎所有的异教徒都改信基督教，并使基督教能
在蛮族入侵之后还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在俄国即使还没达到第三阶段也
已到了第二阶段，在其他各处则仍处于第一阶段。
    可是，还有在任何阶段都不借助武力而能影响舆论的重要实例。在这些例子中，
最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兴起。今天在文明国家里，科学是受到国家鼓励的，但在它的
早期并非如此。伽利略被迫取消了自己的见解；牛顿被任命为造币厂长，从而被制止
翻供；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理由是：“共和国并不需要学者”。然而这些人以及
像他们那样的少数几个人，却是近代世界的缔造者。它们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之
大超过其他任何名垂青史的人。连耶稣和亚里士多德都不例外。另外只有一个人其影
响之大可与这几个人相比，那就是毕达哥拉斯，但究竟有无毕达哥拉斯其人，尚成问
题。
    现今人们关于贬低理性作为人类事务中的一种力量，但科学的兴起是一个不可辩
驳的反面论证。科学认识向理解力强的外行人证明了某种理智的见解有组与军事威势
和财富的增长。军事威势和财富是人们渴望达到的目的，以致新的理智见解战胜了中
世纪的见解，尽管有传统力量、有教会财力，还有与天主教神学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感
情。世人不再相信约书亚曾使太阳停止不动，因为哥白尼的天文学对航海业有用；世
人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因为伽利略的落体理论是炮弹的弹道可以计算；世人
也否认了洪水的传说，因为地质学对于矿业有用；如此等等。现在公认科学对于战时
与和平时期的工业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科学，国家就既不能富也不能强。上述科学
对舆论所发生的影响纯粹是依靠事实的：科学的一般理论可能有问题，但科学技术的
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科学赋予白种人支配世界的权力，只是在日本人有了技术以后
，这种权力才开始丧失。
    从以上事例，我们对于一般的理性力量可以有所理解了。就科学说，理性克服了
偏见，因为里行为实现当前的目的提供了手段，而且因为理性提供手段的证据是不容
置疑的。认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没有力量的认识忽视了这两种情况。假如你以理性的
名义，号召一个人改变他的基本目的（例如要求他不追求个人的权力而追求公共的福
利），那么，你就会失败而且应该失败，因为理性不能单独决定人生的目的。假如你
抨击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你的论证却还颇有怀疑的余地，或者你的论证太难理解，只
有科学认识才能懂得，那么，你也同样会遭到失败。但是假如你能运用每个头脑清醒
并不辞检验证据的人所能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你有办法促成当前愿望的满足，那么，
你就有一定的信心，可以希望人们最后会相信你所说的。当然，这有一个条件，即怀
有你所能满足的当前愿望的都是有权或有能力实现这些愿望的人。
    关于人类事务中的理性力量就说到这里。现在来谈谈另一种不借助于武力的说服
，即宗教创始人的说服。这里的过程简化成朴素的公式就成为：如果某个命题是真的
，我就能实现我的愿望：所以我希望这个命题是真的；所以，除非我有异常的理智自
制力，我就相信这个命题是真的。人们告诉我信仰正教，品行端正能使我死后升入天
堂。相信这一点使人愉快，所以，如果把这一点令人信服的向我提出，我就很可能相
信它。这里，信仰的起因于信仰科学的起因不同，不是事实的证据，而是从信仰中产
生出来的愉快感以及客观环境中足以使信仰似乎可信的强有力的主张。
    广告的力量也属于这一类型。相信某某人制造的丸药有效，这也是愉快的，因为
它给你增进健康的希望。如果你发觉这种丸药的优点常常被人提到而且言之确凿，你
就有可能对它产生信心。无理性的宣传也和理性宣传一样，必须投合人们当前的愿望
，不过他依靠反复的陈说而不求助于事实的帮助。
    理性的感染力与无理性的感染力两者间的对立，实际上并不如上面所分析的那么
明确。理性的证据通常总是有一点的，尽管他还有争论的余地；如果夸大其重要性，
那就是物理性的了。信仰如果不是单纯传统的信仰，就是愿望、证据和反复陈说这些
因素的产物。当愿望和证据两者缺一的时候，就没有信仰。没有外在的坚决主张，信
仰就只能产生在特殊人物的身上，例如宗教创始人，科学发明家和疯人。要产生一种
具有社会重要意义的群众信仰，所有这三个因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但如其中
一个因素增加而另一个因素减少，那么，所引起的信仰总量是可以不发生变化。如果
两种信仰同等的满足愿望，而一种信仰证据弱，另一种信仰证据强，那么，要使人接
受前者就比后者需要更多的宣传；如此等等。
    掌权的人通过反复陈说而取得影响信仰的能力。官方的宣传有新式的也有老式的
。教会有一套在许多方面令人钦佩的办法，但它是在印刷术星期之前发展起来的，所
以如今已不及过去那样有效了。千百年来，国家也使用过一些方法：硬币铸上国王的
头像；举行加冕礼和各种庆典；展示陆海军壮丽军容等等。但这一切跟使用教育、报
刊、电影、无线电等较为晚近的方法比起来，效用就小得多了。极权国家把这些方法
利用到最大限度，不过现在要判断它们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
    我曾说过，宣传必须投合人们的愿望；这一点可由国家宣传在违背民族感情是所
遭受的失败来证明，像大战前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到1922年为止的爱尔兰以及直
到现在的印度就都是这种情形。宣传只有在符合宣传对方的某些问题时，例如向往灵
魂永生、要求身体健康、但愿祖国强大等等，才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这种使人顺从
的基本理由，人们对于权威者的言论与主张就用讥笑的怀疑眼光看待了。从政府的角
度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之一是它使普通的公民比较易于受骗，因为普通公民把政府看
成是他的政府。一次不能迅速取胜的战争，在民主国家里，大多数人如果反对政府，
首先就得承认他们当初认为所选的领袖很好是错误的，但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也是
不愉快的。
    在民主国家中，有系统的大规模宣传如今是由教会、商业广告客户、政党、财阀
和国家分别担任的。这一切力量，除反对党以外，大体上都站在一边，即使是反对党
，如有当政的希望，也不大可能反对国家宣传的基本原则。在极权国家里，国家实质
上是唯一的宣传者。不过纵有这一切现代宣传力量，我认为，在打了败仗的时候官方
见解不会广泛的为人民所接受。这种形势会使政府突然变得就像一个为民族感情所反
对的外族统治者组成的政府那样虚弱无能。越是用胜利的期望来鼓舞战争热情，在看
出胜利不可能获得的时候，反作用就越大。因此可以预料下次大战，像上次大战一样
，将以一批革命的爆发而结束。那时，革命将比1917年与1918年的革命更为残酷，因
为下次大战的毁灭性一定比上次更大。我们期望统治者们能认识到他们所冒的被暴民
处死的危险至少和士兵所冒的死于敌人之手的危险时一样大的。
    官方的宣传力量，特别是在没有竞争的时候，容易被人估计得过高，就它尽力使
人相信那些终究要被时间证明为错误的荒谬主张而论，它的态度就和亚里士多德学派
的人在反对伽利略时的态度同样的恶劣。两个敌对的国家集团，双方都对人灌输自己
作战的必胜的思想，其中必有一方（假如不是双方）的官方报道要经受戏剧性的驳斥
。在一切对立的宣传都被禁止以后，统治者很可能会认为他们能使任何宣传取得人们
的信任，于是就变得自负而轻率。甚至连谎言也需要竞争，如果谎言要保持其活力。

    支配舆论的权力，与其他一切权力形态一样，倾向于联合与集中，并合乎逻辑的
导致国家的垄断。即使丢开战争不谈，如果说国家垄断宣传就一定使政府抵得住攻击
，这种假设不免轻率。掌权者对普通人的利益，最后很可能公然冷淡得就像路德时代
的教皇一样。于是迟早总有位新路德来向国家权威挑战，而且和路德一样，成功极为
迅速，竟无法对他进行镇压。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正因为统治者们认为它不可能发
生。不过这种变化是否有益是不能预料的。
    组织和统一所起的作用，在宣传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在于推迟革命；不过，
一旦革命爆发，却也使革命更加猛烈。当官方只认可一种主义的时候，人们就没有思
考和衡量其他主义的实践。只有强烈反抗的巨浪才能把正统推下宝座。为了使反抗热
烈和凶猛得足以取得胜利，甚至连政府教条中的某些正确部分似乎也必须否认。不可
否认的只有一点，那就是立即树立某种正统的重要性，因为这是胜利所不可缺少的。
因此，从理性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极权国家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不一定就是高兴的根
据。更需要的是安全感的逐渐增长，从而引起狂热的减弱，并为懒惰打开门户。除了
他们本身不复存在以外，懒惰是极权国家统治者一切美德中的最大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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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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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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