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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0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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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0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10:08 2003), 转信

第十章 作为权力来源的信条
    社会的权力，不仅决定于它的人口、经济资源以及技术能力，而且也决定于它的
信仰。社会全体成员所信奉的一个狂热的信条往往大大加强社会的权力；不过，有时
候却也削弱社会的权力。狂热的信条在今天比在十九世纪更为流行，所以他们对于权
力的影响问题就成为大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现今反对民主政治的观点之一是：团结一
致的狂热者的国家，在战争中获胜的机会多于头脑清醒者占多数的国家。让我们用历
史眼光来考查一下这个论点。
    一开始就应当注意，狂热导致成功的事例，比它导致失败的事例自然更为人们所
熟悉，因为失败的事例总是比较不彰著的。所以过于匆促的考查容易引起错误；但如
我们注意到这种可能的错误来源，那也就不难避免了。
    通过狂热获取权力的典型例子是伊斯兰教的兴起。穆罕默德没有增加阿拉伯人的
知识或物质资源，然而在他死后没有多少年阿拉伯人就打败最强的邻人而建成幅员辽
阔的帝国。毫无疑问，先知所创立的宗教，是他的国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去
世前不久，他像拜占庭帝国宣战。“伊斯兰教徒气馁了。他们说钱不够或者马匹少或
者粮食匮乏；正当收割季节，而且炎暑酷热难当。但愤怒的先知说：‘地狱比这更热
得多’。他不屑强迫他们服役；但回去之后，却用革出教门五十天的办法来惩戒最有
罪的教徒。”在穆罕默德生前及其死后一些年内，狂热把阿拉伯国家统一起来，是阿
拉伯人作战有信心，并有寓意教徒作战牺牲就能升入天堂的希望，从而鼓舞了他们打
仗的勇气。
    狂热虽然激励了阿拉伯人作出最初的努力，但阿拉伯人的胜利事业之所以延续下
来，还要归功于其他原因。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在互有胜负的长期战争中衰弱下去
；罗马军队抵抗骑兵的力量一直是软弱的。阿拉伯骑兵机动灵活、快速惊人，他们还
习惯于比较爱好奢华的邻国人所难以忍受的艰苦。这些条件对于穆斯林的初步成功都
很重要。
    很快地——比其他任何主要宗教开始时都快——狂热在政治上失势了。穆罕默德
的女婿阿里保持一部分信徒原有的忠忱，但它在内战中打败，最后被人暗杀。他的哈
里发地位为倭马亚家族所继承。倭马亚家族原是穆罕默德最厉害的对手，除了从政治
上赞同他的宗教以外，从未向他屈服。“迫害穆罕默德的人篡夺了他的子孙的继承权
；偶像崇拜的拥护者成了穆罕默德宗教和帝国的最高首领。阿布.苏富扬的反抗是猛
烈而顽强的；他皈依伊斯兰教是迟缓而勉强的；他的新信仰是有需要与利害关系巩固
起来的。他服过兵役，打过仗，或许有过信仰；愚昧时代的一切罪恶，都被倭马亚家
族新近的功绩赎清了。”从那时起，有一个较长的时期，哈里发以自由思想的宗教宽
容主义著称，而当时基督教徒依然是狂热的教徒。从一开始，伊斯兰教徒对于被征服
的基督教徒就表示宽容。这和天主教会的迫害狂形成强烈的对照。穆斯林征服之所以
容易成功以及帝国之所以获得巩固，主要应归功于这种宽容。
    狂热取得显著成功的另一事例是克伦威尔领导下的独立派的胜利。不过狂热与克
伦威尔的成就有多大的关系还是可以争论的。议会与国王较量并取得胜利，主要是由
于议会控制了伦敦和东部各郡，议会所控制的人力和经济资源都远远超过国王。长老
派逐渐被排斥了（革命时期温和派必然的遭遇），因为他们并不全心全意要求胜利。
克伦威尔本人，在获得权力以后，成了注意实际的政治家，急于使困难的形势好转；
但他不能忽视他的追随者的狂热，而这种狂热已如此不得人心，最后竟导致他的党派
完全瓦解。所以就结局看，不能说狂热在促使英国独立派的成功方面所起的作用，大
于它对独立派的前辈——蒙斯特的再浸礼派所起的作用。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类似英国共和政体的历史（只是前者规模更大）：狂热、胜利
、专制、失败与反动。即使在两个最有利于狂热的例子中，狂热者的成功也是短暂的
。
    狂热带来不幸的例子，比它带来（即使是短暂的）成功的例子要多得多。在泰图
时代，狂热毁灭了耶路撒冷；在1453年，狂热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其时由于东西方教
会在教义上的细小分歧，西方支援的表示遭到严峻的拒绝。狂热引起西班牙的衰落，
先是由于驱逐了犹太人和摩尔人，后来又由于引起尼德兰的叛乱以及宗教战争的长期
消耗。与此相反，在整个近代时期，最有成就的国家乃是最不爱好迫害持异端者的国
家。
    但是现今有一种广泛流传的想法，认为主义的统一对于国家的实力是不可缺少的
。这一见解在德、俄两国坚持与贯彻得最为严格；在意、日两国严格程度稍次。在法
、英两国，许多反法西斯主义的人也倾向于承认思想自由是军事软弱的根源。因此让
我们用一种比较抽象和分析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再做一次考查。
    我现在提出的不是应否鼓励或至少应否容忍思想自由这样一个广泛的问题。我要
提出的是一个比较狭隘的问题，即一种统一的信条，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权威强加的，
在多大程度上是权力的根源；在另一方面，思想自由有在多大程度上是权力的根源？

    1905年英国远征军侵入西藏的时候，一开始西藏人勇往直前，因为喇嘛给了他们
抵御枪弹的符咒。可是他们有了伤亡：这时，喇嘛注意到弹头是镍制的，就解释说，
他们的符咒只能抵御铅制的东西。在这以后，藏军就表现得不那么勇猛了。贝拉.库
恩和库尔特.艾斯纳在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时，相信辩证唯物论支持着他们进行战斗。
我忘记了共产国际里的喇嘛对他们的失败是怎样解释的。在这两个事例里，信条的统
一并未导致胜利。
    为求出这个问题中的真理，必须在两个相反的自明之理中间找出折衷之点。第一
个自明之理是，信念相同的人比信念不同的人更能全心全意地合作。第二个是，凡信
念与事实符合的人，比信念错误的人更有可能成功。现在让我们逐一研究这两个自明
之理。
    信念一致则有助于合作，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共
产党人以及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同样希望打倒佛朗哥，但他们很难合作。另一方面，
西班牙王室正统派成员和现代式法西斯主义者也是难以合作，不过程度稍差而已。要
合作就要对当前的目的有一致的看法，同时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意气相投。只要这两
个因素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也可能不致为害。研究半岛战争的历史学家威廉.内皮
尔爵士钦佩拿破仑而不喜欢威灵顿；他的著作说明，他认为拿破仑的失败是令人惋惜
的。不过他的社会等级感情和他的军事责任感克服了这种纯粹理智的信念；他对法国
人作战时像一位高级托利党党员似的胜任。同样，必要的时候，英国今天的保守党党
员也像他们并不赞赏希特勒是地对他勇猛作战。
    一个国家、一种宗教或一个党派为获得权力而必须有的统一是见诸实践的统一，
它依赖于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在有这种统一的地方，理智的信念可以置之不顾。今
天英国有这种统一，是在1745年以后才有的。1792年的法国没有这种统一，在大战时
以及随后的内战期间，俄国也没有，目前，西班牙也没有。当政府能依靠人民的行动
上的忠诚时，就不难容许思想自由，如果不能，事情就困难了。在内战期间，宣传自
由显然是不可能的；内战危机迫近时，限制宣传自由的主张差不多也是不可抗拒的。
所以，形势危急时就有充分的理由实行强制的统一。
    现在研究我们第二个自明之理，即信念与事实相符是有利的。就直接的好处而言
，这个真理只是对于有限的若干信念是正确的：第一是关于技术问题的，如烈性炸药
和毒气的性质；第二是关于敌对势力的力量对比问题的。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可
以说，只有决定政策和军事行动的人才需要有正确的见解；一般群众只要对胜利报有
信心并且低估空袭的危险就行了。只有政府、军事领袖和他们的技术参谋部才需要知
道事实；其他一切人，如有盲目的信心并且盲目的服从，那就再好不过了。
    假如人事像棋局那样可以计算，而政客和将军们也像下棋的高手那样聪明，那么
，上述的看法可能含有一些真理。胜利战争的好处值得怀疑，而失败战争的害处却是
无疑的。因此，假如在各种事业中带头的那些超人能与见到谁将获致胜利，那就不会
发生战争了。但事实上战争是有的，而且在每次战争中，必然有一方（假如不是双方
）的政府把自己获胜的机会估计错误。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原因：骄傲和虚荣心、无
知、以及感染性的激动都是。如果使人民群众保持盲目自信，他们的信心和好战情绪
很容易感染他们的统治者，而统治者对自己虽已知道但尚加以隐瞒的不愉快的事情，
不可能像对报纸都已披露并且到处有人谈论的愉快的事情那样重视。歇斯底里和夸大
狂有传染性，而政府却没有免疫能力。
    战争来临的时候，采取隐瞒政策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向隐瞒了的不愉快的事
情，至少有一些很可能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人们越是被置于愚人乐园中生活，将来对
现实越会感到可怕和沮丧。在这种情况下，比在通过自由讨论时群众对痛苦事件已有
思想准备时，更容易发生革命或突然崩溃。
    如果下级被迫服从，这种服从态度是有害于聪明才智的。生活在必须接受（至少
表面上接受）某种显然荒谬的主义的社会里，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必然变得不是愚蠢
无知便是大为不满。结果，智力水平下降，不需要很久就必然妨碍技术的发展。在官
方信条简直没有什么才智之士真心接受的时候，这一点格外确实。纳粹党把大多数最
有才能的德国人驱逐出国，这对于德国的军事技术，迟早必然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没
有科学，就不可能有技术上的长期发展；而没有思想自由，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昌旺。
因此，在科学时代，即使在和战争无甚关系的问题上，坚持一个主义最后也要给军事
实力造成致命的后果。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上述两个自明之理在十几熵的综合，社会内部的团结需要一种
信条，或一种行为准则，或一种占优势的思想感情，或最好是三者的某种结合；没有
这类东西，社会将四分五裂，遭受暴君或外国征服者的统治。但是这种团结知道要有
实效，就必须深入人心。它可以强加在少数人身上，只要他们不是因为有非凡的才智
或品德而占特别重要的地位。至于大多数人的团结之道，就必须是真诚而自发的。对
领袖的忠诚，民族自豪感以及宗教热情——这一切在历史上都已证实为最好的团结之
道。不过对领袖的忠诚，由于世袭统治权的衰落，效力已不像过去那样持久，而宗教
热忱也受到自由思想传播的威胁。这样，剩下的就只有民族自豪感，而且比从前更重
要了。有一点是很有趣的，即现今民族自豪感在苏俄已经复活，尽管苏俄的官方信条
本来是不利于民族自豪感的，——虽然并不比基督教更为不利。
    为了维持民族自豪感，究竟要干涉自由到何种程度呢？实际已经发生的干涉行动
，主要都是为了维持民族自豪感的。在俄国，人们认为不统一官方正统言论的人很可
能由不爱国的行为。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力量依靠民族主义的支持，对政府的任
何反对，都被看作是为莫斯科效劳。在法国，假使自由丧失了，那就很可能是为了防
止亲德的阴谋。在这些国家里，困难在于阶级冲突与民族冲突交叉存在，以致民主国
家的资本家和法西斯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除受民族利益的支配外，还要
在一定程度上受其他一些考虑的支配。假如能防止人们的民族主义意向转向别的方面
，国家的力量就有可能增强，但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降低整个知识水平，那么
国家的力量就不一定会增强。对于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困难问题，因为民族主义是一
种愚昧的理想；有见识的人看出来它正使欧洲趋于毁灭。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民族主
义披上诸如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或集体安全等某种国际口号的外衣。在做不到这一点
的地方，如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表面的意志需要暴政，同时不易产生真正的内心情感
。
    总起来说：一种信条或思想感情对于社会内部的团结是必要的，但要使它成为力
量的源泉，就必须有大多数人对有真诚的、深刻的感受，二者大多数人要包括技术效
能赖以发挥的那些人的一个相当大的比数。如果缺乏这些条件，政府就可以用审查和
迫害的手段来创造这些条件；但是审查和迫害如果严厉的话，就会使人接触不到现实
，对应该知道的情况竟无所知或容易忘却。既然掌权的人由于权力欲的冲动而有偏向
，因此，最有助于国家权力的对自由所加的干涉，总是不如政府易于想象的那么多，
所以广为传播的反干涉的思想感情，只要不过激得引起无政府状态，是可能增强国家
力量的。但是，除非涉及特殊的情况，超出这些一般性的范围是不可能的。
    在上面的全部讨论中，我们只研究了狂热信条所产生的比较直接的效果。至于长
期的效果，则完全与此不同。用来作为权力来源的一个信条，一度激励人们做出巨大
的努力，但这种努力，特别在不慎成功的时候，会产生厌倦心理，而厌倦心理又会产
生怀疑——开始并非明确的不信任（这是一种强烈的心情），而仅仅是缺乏强烈的信
任。越是用宣传的方法来振奋人心，反作用越大，直到最后平静的生活倒似乎是唯一
可贵的了。人民经过一段平静时期以后能够再次兴奋起来，这是需要新的刺激，因为
一切旧刺激都已令人厌烦。因此，用得过度的信条，其效果只能维持一时。在十三世
纪，人们的想象力受三位大人物——教皇、皇帝和苏丹——的支配。皇帝和苏丹已不
复存在，而教皇的权力已是有名无实的了。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欧洲到处都
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战争，一切大规模的宣传，不是赞成天主教教义，就是赞
成新教教义。但最后的胜利，并未归于任何一方，而是归于认为他们的争论无足轻重
的人。斯威夫特用大头派和小头派之间的战争来讽刺这种冲突。伏尔泰作品里的休伦
人，在发现自己和一个詹森派教徒一同被囚禁时，就想到政府要他改变信仰和他拒绝
改变是同样愚蠢的。在不久的将来，假如世界为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分为两半
，最后的胜利不会属于他们任何一方，而将属于像老实人那样说话的人，他们耸耸肩
膀说：“话虽讲得很妙，可是种我们的园地要紧”。给信条权力以最后期限的是厌烦
、疲倦和对安逸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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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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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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