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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1组织的生物学（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3年03月03日11:17:08 星期一),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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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1组织的生物学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10:53 2003), 转信

第十一章组织的生物学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作为权力最重要的心理根据的各种思想感情：如传统，特别
是以崇拜僧侣和国王这种形式出现的传统；在如作为暴力来源的恐怖和个人野心；还
有革命权力的根源——代替旧信条的新信条；以及各种信条的相互作用乃至其他的权
力根源。现在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新部分：即研究行使权力所通过的组
织。首先把这些组织作为有自己的生命的有机体来研究，然后再研究它们的管理模式
，最后研究它们对其成员的个人生活所发生的影响。在我们论题的这一部分里，对于
有机体的研究尽可能不管他们的目的。研究的方式就是按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来研究人
的方式。
    本章研究的题目——组织的生物学，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根据的，即一个组织也
是一个有机体，有自己的生命，也有成长和衰亡的趋势。。各个组织间的竞争也类似
各个动物间和各个植物间的竞争，并可用多少有点像达尔文的方法来加以考察。不过
这种比拟也跟其他的比拟一样，不应过分；它只能用作启示二不能用作论据，例如关
于社会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假定衰亡不可避免。
    权力基本上（不是完全地）依靠组织，但不尽然。纯粹的精神权力，如柏拉图和
伽利略的权力，不需要任何相应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存在。不过按照通常的情况，即使
是这种权力，如果不由一个教会、一个政党或某种类似的社会组织来进行宣传，也不
会成为重要的权力。目前，我不研讨与组织无关的权力。
    一个组织，就是为共同的目的而结合起来的一群人。它可以是纯粹自愿，例如俱
乐部；也可以是天然的、生物学的团体，例如家庭或氏族；也可以是强制的，例如国
家；还可以是复杂的混合体，例如铁路公司。组织的目的，可以是讲明了的或没讲明
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可以使军事的或政治的，经济的或宗教的，教育的或体育的
等等。每一个组织，不论它的目的或性质如何，都涉及权力的某种再分配。每一个组
织必定有一个管理机构，它以整体的名义作出各种决定，并在关系到组织目的时，总
比单个成员有更多的权力。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技术复杂性的提高，结合的好处也
就越来越明显。不过结合总要使人放弃一部分独立性。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支配别人
的权力，而别人也得到了支配我们的权力。各种重要的决定越来越成为人的团体的决
定，而不是单个人的决定。除非团体的成员很少，人的团体的决定必须通过管理机构
来执行。这样，现代文明社会生活中政府的作用就必然大于工业社会之前的社会生活
中政府的作用。
    即使是一个十足民主的政府（假如可能有这样的政府），其中也含有权力的再分
配。假设每个人在共同的决议中有同等的发言权，并假设有一百万名成员，那么，每
个人就享有百万分之一的支配全体百万人的权力，而不同于加入他是一个孤独的野兽
时那样，享有全权支配自己，此外毫无支配权力。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心理，和无政府
主义乌合之众的情况所产生的很不相同，至于在政府并非十足民主（在某种程度上总
是这种情况）的地方，心理影响就增强了。政府的成员即使是民主选举的，权力也比
别人多些；民主选出的政府所任命的官员也是如此。组织越大，它的行政部门的权力
也越大。这样，组织规模的每一次扩大，都在减削一般成员独立性的同时，扩大管理
机构的创制权，从而增大权力的不平等。一般人之所以服从，是因为合作能比单干的
成就大；格外爱好权力的人也感到高兴，因为他借此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除非政
府是世袭的，或者爱好权力的人属于不需获得重要地位的某种团体（例如某些国家中
的犹太人）。
    夺取权力的竞争有两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争夺领
导地位的竞争。组织之间的竞争，只有当它们的目的多少相似而互不相容的时候才能
发生；竞争也许是经济的，也许是军事的；可能用宣传手段竞争，也可能经济、军事
、宣传这三种手段用其中两种或三种全用。当拿破仑三世忙于准备称帝的时候，它不
得不创立一个为他服务的组织，然后再使它获得优越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它给一
些人赠送雪茄烟——这是经济的；它对另外一些人指出他是他叔父的侄子——这是宣
传的；最后他枪毙了若干反对者——这是军事的。当时反对他的人只知推崇共和政体
，忽略了他的雪茄烟和枪弹。取得统治民主国家的独裁权力所用的手段，自希腊时代
以来，已是人人知道的了，其中总包括贿赂、宣传及暴力三者的结合。不过这不是我
们现在的论题；我们现在的论题是组织的生物学。
    各种组织可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一是它们的规模，另一是可以称为权力的
密度，我的意思是指组织对其成员的控制程度。取得管理职位的人喜爱权力，这是意
料之中的事情，所以每一个组织，在没有遇到抵制力量的情况下，将在规模大小和权
力密度两方面都有增长的倾向。两种增长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为内在的原因所限
制。例如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可以把一切堪称优秀的棋手都收罗在内，但除了和象棋
有关的活动以外，它不大可能企图支配成员的任何活动。这个俱乐部，如有一名精力
充沛的干事管理，可能设法使更多的人精通象棋，但如这个干事可成为一个优秀的棋
手，那就不大可能了，否则，这个俱乐部也许会因最优秀棋手的离去而陷于瓦解。不
过这类情形是例外；在组织的目的（例如财富或政治优势）吸引着一般人的时候，组
织规模的发展只会因别的组织施加压力或本身已成为世界性的组织而停止。至于权力
密度的发展，只有在喜爱个人独立的心情具有压倒力量的时候，才会停止。
    国家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每个足够强大的国家都企图进行对外征服。只有在
下列两种情况下他采无此企图：一是这个国家有过经验，从而知道自己并不如外表那
么强大；另一是它还没有经验，因而还不知道自己实际比表面要强大。一般的规律是
：一个国家总要征服它能征服的地区，只有在它到达那个地区的边界，而另一个或几
个国家在那里施加同样强大的压力的时候，才会停止。英国之所以没有得到阿富汗，
是因为俄国人在那里的势力与英国人的同样强大；拿破仑之所以把路易斯安那卖个美
国，是因为他不能保卫这一地区；如此等等。就内在的势力而言，每个国家都倾向于
成为囊括世界的国家。但每一国家的权力，多少都与地理有关：通常从一个中心向四
周辐射，距离中心越远，权力也越弱。结果，在离开中心一定距离的地方，一个国家
的权力就和其他的国家的权力达成平衡，若没有传统力量的干扰，这里就成为它们的
疆界。
    以上所论未免太抽象，若不加修正，就不符实际了。效果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
靠自己的权力，而是由于大国间的猜忌；例如比利时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对于英
、法两国都很便利。  萄牙之所以能拥有广大的殖民地，是因为列强� 于如何瓜分这
些殖民地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战争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所以一个国家在相当长
的时期内可以保有如果强国决心夺取就会丧失的土地。不过这样一些问题并不破坏我
们的一般原则；它们仅仅产生一些摩擦力而推迟暴力的行使而已。
    一个国家总要征服它所能征服的地区，对于这一原则，可能会有人说美国是例外
。就美国来说，假如它愿意干的话，征服墨西哥，其实征服整个拉丁美洲，显然都不
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不过政治征服的一般动机，现在在美国已经为各种对抗的力量
所遏制。在内战之前，南部各州曾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在墨西哥战争中得到
了出路，兼并了大片土地。在内战之后，西部的殖民及其经济发展，就是对精力最充
沛的民族来说，也是足以吸引其全部精力的任务。这方面的事业刚一接近结束，1898
年的美西战争又为帝国主义新冲动提供了发泄的机会。不过在美国宪法的规定下，兼
并土地是有困难的，因为它牵涉到接纳新选民的问题，而新选民可能被认为是讨厌的
。尤其重要的是兼并土地要扩大国内自由贸易区域，一些重要的经济势力就要受到损
害，门罗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对拉丁美洲施行保护制度，所以它比土地兼并更使权威势
力满意。假如政治征服在经济上有好处，毫无疑问很快地也会进行政治征服。
    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经常为统治者所追求，而被统治者也并不总是反对。名
义上，古代大帝国的权力集中甚至比近代最独裁的政权更为全面；但实际上，古代大
帝国的权力集中受着技术上的限制。古代君主最迫切的问题是机动性的问题。在埃及
和巴比伦，巨大的河流提高了机动性；波斯的统治则依靠陆上的大道。希罗多德描写
了从萨尔蒂斯到苏萨的波斯皇家大道，说它全长一千五百英里，往来于大道上的人平
时有国王的使者，战时有国王的军队。他说：“这条路的真实情况如下：沿着整条大
道设有皇家驿站和极好的商队旅店。大道也经过荒无人烟的地方，但并无危险.....
.。离开弗里治亚时，要渡过哈列斯河；这里，渡河之前，必须通过许多关卡。有一
支强大的警卫部队驻防在这里......西里西亚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分界线是幼发拉底河
，渡过这条河必须乘船。在亚美尼亚境内的一段路上有十五个歇宿处所，路长五十六
又二分之一帕拉桑（约合一百八十英里）。有一处驻有警卫部队，那是四大河流交汇
之处。渡过这四条大河，都须乘船。......驿站的总数多至一百十一处，萨尔蒂斯与
苏萨之间的歇宿处实际上是很多的。”他接着又说：“以每天一百五十浪的速度（大
约是行军的速度），一个人须经过整整九十天才能完成全程的旅行。”
    这样一条大道，虽然是幅员辽阔的帝国有存在的可能但未能使国王严密的控制边
缘行省的总督。骑马的使者虽能在一个月内把消息从萨尔蒂斯传到苏萨，但军队从苏
萨开到萨尔蒂斯却要三个月的时间。所以爱奥尼亚人起兵反抗波斯的时候，在他们和
临时开进小亚细亚的军队交战之前，竟有好几个月从容准备的时间。一切古代帝国都
有遭受叛变的苦难，而叛变常常是省长领导的。即使没有发生公开的叛变，地方自主
性（除非是刚被征服的地方）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一段时间，这种自主性很容
易发展为独立。古代没有一个大国能够从中心向外统治到今天习以为常的疆界，其主
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高度的机动性。
    罗马帝国从马其顿人那里学会了波斯人靠道路来巩固中央政府的办法。皇家的是
这能以平均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不分昼夜的来往于西欧、南欧、北非和西亚。但各
省的皇家驻地是军事长官智慧的，所以军事长官能调动他的军队，而行军路线以外的
人谁也不会知道。军团行军之神速和消息传递之缓慢，常常有利于叛乱者反抗罗马皇
帝。吉本在叙述君士坦丁从高卢的北方进军侵犯意大利时，曾把他行军的轻易和汉尼
拔行军的困难作了如下的对比：
    “当汉尼拔从高卢向意大利进军时，他不得不首先寻找，然后开辟一条穿越群山
并经过从不容许正规军队通过的野蛮民族的道路。阿尔卑斯山现今是以技术设防的，
而在那时是靠大自然守卫的。但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年代，想要通过这条道路的将军
都没有碰到困难或抵抗。在君士坦丁时代，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是经过开化的顺民，
农村中储藏的粮食很丰富，而且罗马人所建筑的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一些了不起的公路
在高卢与意大利之间开辟了好几条通道。君士坦丁选择了通过考兴阿尔卑斯山，就是
今天的塞尼山的一条道路，并且率领他的军队轻装疾进，以致罗马城中马克孙喜厄斯
朝廷尚未获得有关他离开骋鸷优系任何确息之时，他以降� 到皮埃蒙特平原之上了
。”
    结果，马克孙喜厄斯被击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假如罗马人有较坏的道
路或有较快的传递消息的方法，世界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
    轮船、铁路、最后飞机已使政府能在遥远的地方迅速行使它们的权力。现今在撒
哈拉或美索布达米亚发生的叛变，几个小时之内就能镇压下去，而在一百年前，派遣
一支军队到这些地方去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预防军队渴死也是很大的困难，当
年亚历山大的兵士在俾路支就有渴死了的。
    迅速传递消息和人员与物资的调动是同样重要的。在1812年的战争中，新奥尔良
战役是在缔结和约之后发生的，不过交战双方都不知道已经缔结和约。在七年战争的
末期，英军占领了古巴和菲律宾，但欧洲人在和约签字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直到发明
电报的时候为止，和平时期的大使们和战时的将军们，都必然有很大的便宜行事的权
力，因为上级给他们的指示不可能考虑到最新发生的情况。远处政府的代表需要根据
自己的判断行事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们就不单纯是中央直接指挥的政策传达人了。
    不仅迅速的传递消息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消息比人走得快这一点也很重要，甚
至更为重要。直到一百多年之前，消息和其他任何东西，都赶不上马快。拦路抢劫的
强盗可以逃向邻近的市镇，而且比他犯罪的消息到达得要早些。如今因为消息先到，
所以逃匿就更困难了。战争时期，政府控制一切快速的交通工具，这就大大增强了它
的权力。
    近代技术，不仅通过消息的迅速传递，而且还通过铁路、电报、汽车运输以及政
府宣传，使一些大帝国比他们过去更能稳固。古代波斯和罗马的各省总督都有足够的
独立性，使他们易于叛变。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瓦解了。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的
帝国都是短暂的；欧洲国家丧失了他们在新大陆的大部分领土。但是有了近代技术，
大多数帝国，除了反抗外来的攻击而外，都相当稳定；只有在对外战争失败以后，才
可能爆发革命。
    但必须注意，技术上的各种原因并非全部都使一个国家在远方更容易行使它的权
力；在某些方面，它们有过恰恰相反的结果。汉尼拔的军队虽不能保持它们的交通线
畅通无阻，但却继续存在了好多年，而在那样的情况下，一支现代大军不能维持到两
三天以上。海军靠风帆航行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世界各地，而现在必须时时
补充燃料，反而不能再与基地相隔一段距离的地区长久活动了。在纳尔逊时代，英国
人如能获得一个地区的制海权，就能获得世界各地的制海权；但现在他们虽可管理自
己的领海，再远东却软弱无力，并且不能进入波罗的海。
    然而，大略的说：从一个中心把权力行使到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现在比过去容
易，结果是加剧了国家间的竞争，并使胜利更加绝对化，因为它所引起的疆土扩张不
一定减低效率。今天，成立世界国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也许某次真正重大的世界大战
中的胜利者能建成世界国家，或者最强的中立国更有可能建成这样的国家。
    至于权力的密度或者（也可以称为）组织的强度所涉及的问题，是复杂而非常重
要的。现今就每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国家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活跃得多。在俄国、德国
和意大利，国家几乎干涉到人的一切事务。既然人们喜爱权力，而获得权力的人通常
又比大多数人更喜爱权力，因此可以设想，在正常的情况下支配国家的人一定希望增
加国家对内的活动就像希望扩大国家的疆土一样。既然国家扩大其职能有种种充分的
理由，所以普通公民对于国家在这方面的愿望，会有一种顺从的倾向。不过，公民还
是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的愿望的，它在某一时刻至少暂时足以阻止组织强度进一步
发展。因此，当组织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公民对独立自主的喜爱和管理对权力的喜
爱将达成至少是暂时的平衡。结果是，如果组织再加强，公民对于独立自主的喜爱就
会成为较强的劳力；反之，如果组织的强度减弱，则管理对权力的喜爱就会成为较强
的势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独立自主的喜爱不是抽象的不喜欢外来的干涉，而实嫌
恶政府认为可取的某种形式的管制，如禁酒、征兵以及信奉国教等等。有时候，这种
情感可以为宣传和教育所逐渐克服，因为宣传和教育都能无限制的削弱个人独立自主
的愿望。有许多力量，如学校、报纸、电影、广播、训练等等通力合作，共同促进现
代社会中的一致性。人口密度也有同样的影响。所以在现代条件下，独立自主情感与
权力喜爱两者间的暂时平衡，有一步一步向权力方面转移的趋势，这就便于极权国家
的创立和成功。教育可以使喜爱独立自主的情感削弱到什么境界为止现在无人知道。
国家对内的权力可以逐渐扩展到何种程度而不致引起反抗这也是无法说的；但似乎没
有理由怀疑：如果假以时日，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也还能把它的权力再加扩展，是
它远远超过现已达到的程度。
    国家以外的组织，大体上也受上述那些规律的支配，只有一点不同，即它们不能
行使武力。有些组织（如俱乐部）简直不能给权力欲的冲动提供出口，这类组织我略
而不论。就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政党、教会和企业团体。大多数教会都
想成为世界性的，不管他们实现目的的希望如何渺茫。大多数教会也努力去管理成员
的一些最切身的事情，如婚姻和儿童教育。当这一切已证实为可能的时候，教会就篡
夺了国家的职能，如在西藏，在圣彼得教堂的世袭财产上一级宗教改革前整个西欧在
某种程度上都使如此。教会的权力欲冲动，除某些例外，只因缺乏机会和害怕异端或
宗派分立而受到限制；但在许多国家里，民族主义已经大大缩小了教会的权力，并把
许多以前在宗教方面找到出路的感情转移到国家方面。宗教力量的缩小，部分是民族
主义和民族国家力量增强的原因，部分也是它们的结果。
    直到最近，正当还是很松散的组织，对于成员的活动，只做一些很轻微的约束。
在整个十九世纪，英国议员常常投票反对他们的政党领袖，表决能得到什么结果远比
现在难测。沃波尔、诺思以及小皮特曾用贿赂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他们的支
持者；但在贿赂减少之后而政治依然是贵族政治的时候，政府和政党领袖就无法施加
有效的压力。现在，特别是工党内部，人们都誓奉正统：如果不能这样，通常招致政
治上的失败和财务上的损失。政党要求两种忠诚：第一，发表政见要忠于党的纲领；
第二，日常行动要忠于党的领袖。纲领在明以上是以民主方式决定的，但少数幕后任
务却有很大的支配力。领袖们是否要在议会或政府的活动中试图实现党的纲领，那时
听凭领袖们自己决定的。驾驶他们决定不去试图实现党的纲领，那么，只要他们在演
说中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党徒就仍有义务投票用户他们的背信行为。就是这种制度
使领袖们有力量控制他们下面的普通支持者，并能提倡改革而无需制定改革条例。
    一切政党的组织密度虽已大为增强，但民主政党的组织密度和共产党、法西斯党
以及纳粹党这三个政党的组织密度相比较，仍然差的无法计量。这三个政党，从历史
和心理两方面来说，都不是政党的新发展，而是秘密团体的新发展。在专制统治之下
，有志于任何彻底变革的人被迫走上秘密的道路，当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担
心背叛变节，就制定出非常严格的纪律。为防御暗探，自然就要求一定的生活方式。
危险、秘密、眼前的艰苦和将来胜利的希望，产生出一种准宗教的向上气质，吸引着
易受这种心理感染的人。因此，在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内部，即使它的目的在于实现
无政府主义，也很可能有非常严格的专制制度，对于成员的监督，也远远超过通常认
为政治活动的范围。在拿破仑失败后，意大利有许许多多秘密团体。有些人是被它们
的革命理论吸引去的，有些人是被它们的犯罪行为吸引去的。在俄国，随着恐怖主义
的产生，也出现同样的情形。俄国的共产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都浸透着秘密团体
的精神，而  粹党则把它们奉为模范。当它们的几名领袖取得政权以后，他们就用以
前统治他们的党的那种精神来统治国家，并且要求他们全世界的信徒要有与之相关联
的服从精神。
    经济组织规模的扩大启发了马克思关于权力动力学的见解。他在这一课题上的论
述虽有很多已证明为正确，但这些论述不仅适用于具有经济职能的组织，而且也适用
于一切能为权力欲的冲动提供出口的组织。生产的趋势是形成于某个大国及其卫星国
共同扩张的托拉斯，但在君士工业以外却难的产生世界规模的托拉斯。关税和殖民地
使大企业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托拉斯在经济领域内对外进行征服必须依靠国家的
军事力量；除在有限的程度上，经济领域内的对外政府已不再用纯粹企业竞争的老办
法了。在意大利和德国，大企业和国家的关系比在民主国家更为密切而明显；但如认
为在法西斯主义之下，大企业控制国家的程度超过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那就错了。
恰恰相反，在意大利和德国，国家利用人们畏惧共产主义的心理，使自己高居大企业
之上，像它高居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一样。例如在意大利，国家正开始施行一种很重的
资本税，而在英国，一种性质类似但要轻得多的租税刚由工党提议征收，就引起资本
家强烈反对，而且反对得大为成功。
    当目的不同但不矛盾的两个组织合并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新组织的权力就比先前
这两个组织中任何一个的权力更强些，甚至比先前这两个组织加在一起的权力还强。
在大战之前，大北铁路从伦敦通到约克，东北铁路从约克通到纽卡斯二，北不列颠铁
路从纽卡斯尔通到爱丁堡；现在伦敦东北铁路贯通全程，显然比先前三个公司合在一
起还要强些。同样，假如整个钢铁工业从采矿到造船都有一个公司经营，那也是有利
的。因此，就有趋于联合的自然倾向，而且不仅在经济领域内如此。这一过程的逻辑
结果是：最有势力的组织（通常是国家）能够并吞其他一切组织。假定各个国家的目
的不相矛盾，趋于联合的自然倾向迟早会导致独一的世界国家的创建。假定国家的目
的在于增进公民的财富、健康、才智或幸福，那就不会有矛盾；但由于这一切，不论
是单独一项还是合在一起，都被认为不如民族权力重要，所以不同国家的目的就互不
相容，不能通过合并而得到改善。结果，世界国只可期待（假如可以期待的话）某一
民族国家征服世界来实现，或者通过全世界采用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主义来实现，例
如先是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在它们的早期似乎都是超越民族主义的主义。
    民族主义对于国家发展的限制是同样见于政党、政治和宗教的这种限制中的最重
要的例子。我在本章力图把组织看成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其生命不以组织的目的为转
移。我以为重要的是，要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之内是可能的；当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之
内可能，超过这个限度，那就必须看组织所依靠的热情是怎样的了。
    个人的愿望可以归纳为若干类，每一类都成为一些心理学家所称的“情感”。有
政治上重要的情感：爱家庭、爱亲属、爱国家、爱权力、爱享乐等等。另外，也有种
种反感，例如怕痛苦、懒惰、不喜欢外国人以及憎恶外来的主义等等。在任何特定时
刻的人的情感都是他的本性、他的过去历史以及当时处境的复杂产物。每一种情感，
就它是众人合作比单干更能得到满足的情感而言，当有机会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或
一个以上的组织，是它得到满足。以家族的情感为例，这种情感引起，或有助于引起
，有关居住、教育和人身保险的组织的出现；在这些问题上，不同家族的利益是一致
的。但家族的情感也曾引起（在过去比现在多）代表某一家族的利益而以其他家族利
益为牺牲的一些组织的建立，例如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族的侍从的组织。王朝国家
也是这一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总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如恐惧、
憎恨、蔑视等等。这些情感很强烈的时候，就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
    神学提供了这种限制的例证。除公元开始后头几个世纪以外，犹太人并不想使非
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犹太人满足于作为上帝的选民而产生的优越感。日本神道教教
导日本人说，日本是在世界其它各地之前创造出来的，她无异于也不大可能投合非日
本人的心意。大家都知道老李希特上天堂的故事。在天堂里不曾让他们发现还有别人
在那里，以免妨碍他们享受天堂的幸福。与此同类的情感还可以表现为一种更邪恶的
形式：宗教迫害对于迫害者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使他觉得没有异端的世
界是枯燥无味而难以忍受的世界。同样，既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宣扬战争是人类最高
尚的活动，那么，假使他们政府了世界而再也没有敌人和他们打仗，它们就不可能快
乐了。同样，一个政党一旦取得了不成问题的优势地位，政党政治也就没有趣味了。

    因此，假如一个组织对于个人的吸引力是从诸如骄傲、忌妒、憎恨、轻视以及爱
好竞争那样的动机来的，那么，如果它是世界性的组织，它就不能实现它的目的。在
这类情感强烈的世界里，一个变成世界规模的组织必然要解体，因为它会丧失它的原
动力。
    在刚才的论述中：我们所探讨的乃是组织的一般成员的情感而不是组织的管理机
构中成员的情感。不管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管理机构总是从权力得到满足，结果
，它的利害与成员的利害就不一致。因此，管理机构比成员很可能有更强的征服一切
的欲望。
    但是，有些组织所含有的情感要通过合作来实现，也有些组织的目的感本就含有
矛盾，这两种组织的动力是有重要差别的。这是一个大题目，目前我仅指出组织研究
的局限，而不论组织的目的。
    我已经谈过了一个组织的成长以及它和对手的竞争。为了完成达尔文式的类推，
还应说一些关于组织衰老的情况。人是会死亡的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作为论据来预料组
织也有死亡；然而大多数组织是会死的。它们有时由于外部原因而横死，不过这不是
我现在要讨论的。我要讨论的是在古老组织中常见的那种跟老年人的情形相似的行动
的衰弱和迟缓。1911年革命以前的中华帝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它当然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政府。在罗马兴起时和在哈里发政权的兴旺年代里，中华帝国显示过它的军事
威力。它有高度文明的绵延不断的传统，并有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并任命贤能执政的
悠久习惯。传统的力量，千百年习惯的专制政治，是中华帝国崩溃的原因。中国士大
夫不可能懂得应付西方国家还需要儒家经典以外的知识；他们也不可能懂得把以前足
以对付边疆半野蛮种族的那些准则那来对杜洲人是无济于事的。使组织衰老的是过
去的成功为基础的习惯。出现新情况时，习惯势力太强，不能摆脱。在革命时期，习
惯于发号施令的人们，从来不能及早明白他们在野不能指望还有和他们的指挥习惯相
关联的服从习惯了。再者，居高位的人强使别人对他们尊敬，起初是为了巩固他们的
权威，久而久之，就变成僵硬的礼仪，拘束他们的行动，阻碍他们获得成功所必需的
知识。国王不再能领导战争，因为他们太神圣了。别人不能对他们将逆耳的真话，因
为他们会把讲话的人处死。久而久之，它们变成纯粹的偶像。总有一天人们觉醒起来
，识破他们并不象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然而，这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一切组织都不免死亡。举例说，美国宪法没有把那
种会使别人变成无知和无能的尊崇威望给予任何个人或团体，它也不轻易容许在自己
面前（除在某种程度上容许最高法院而外）积存足以阻碍适应新环境的习惯和准则。
为什么这样一种组织不能无限期继续存在下去是没有明显理由的。所以我认为，尽管
大多数组织或因本身僵化或有外来原因而迟早归于毁灭，但并无固有的原因是毁灭不
可避免。在这一点上，如果强调生物学的比拟，就会引起误解。

--
讨厌~~

--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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