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y 版 (精华区)
发信人: anne (且行且珍惜),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权力论》@罗素——12权力和政体（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3年03月03日11:17:4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发信人: pubb (pubb), 信区: Reader
标 题: 《权力论》@罗素——12权力和政体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12:22 2003), 转信
第十二章 权力和政体
一个组织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除了它的目的而外，还有：（1）规模的大小
；（2）支配成员的权力；（3）支配非成员的权力；（4）统治管理形式。除规模大
小问题留待下章讨论外，其他都是本章所要研究的论题。
除国家以外，法律容许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支配权力都是受法律严格限制的。如果
你是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出席初级法庭的律师、医生、或供竞赛用的马的所有者，
你就有可能被取消律师身份、被从律师名册上除名、被取消医生资格、或收到不许进
入赛马场的预告。这一切处分都带有耻辱，而且前三种还可能造成极大的经济困苦。
但是不管你在本行业务上怎样不受欢迎，你的同时依法也只能制止你执行业务，而不
能越出这个范围。假使你是一个政治家，并希望得到政党机器的帮助，你就必须被你
的政党认为是正统派的，但是你的政党不能禁止你参加另一个党派或者禁止你过一种
远离议会争吵的安静生活。因此，除国家以外，一切组织支配成员的权力都是依靠开
除权的，而支配成员的权力严峻到什么程度，则决定于开除所带来的耻辱和经济困苦
的大小。
反之，国家加于公民的权力，除了可以在宪法条款上规定禁止任意逮捕或剥夺以
外，是没有限制的。在美国，除依照法定的正当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
由或财产，也就是说在剥夺前须向司法当局证明其人犯有某种早经公布应受如此处分
的罪行。在英国，尽管行政机关的权力也受到类似的限制，但议会是全能的：它能通
过法案是约翰·斯密先生遭受极刑，或剥夺他的财产，而无需证实他已经犯罪。在“
褫夺公权法”形式下，这种权力是议会控制政府的手段之一。在印度以及在一些极权
国家，这种权力属于行政机关，而且是任意行使的。这是合乎传统的；如果国家丧失
了这种全能，那就是人权学说所产生的后果。
组织加于非成员的权力比较不易解释。国家加于外国人的权力是以战争和战争威
胁为依据的；这一点甚至是用于关税和移民法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关税和移民法都
是军事失败后订立了条约规定下来的。只有军事力量不足才能限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
国家施加权力。假定一个国家有足够的优势兵力，它甚至可以下令把另一个国家的全
部人口灭绝或迁移别处，过去这是常常发生的。想一想诸如《约书亚书》、犹太人之
被囚于巴比伦以及北美印第安人在未灭种时被拘禁在拘留地等例证就知道了。
私人组织的对外权力易于遭受国家嫉视，所以大都是未经法律规定的权力。它们
主要依靠经济抵制或其他更激烈的威胁手段。这种恐怖的势力，通常是发生革命或无
政府状态的前兆。在爱尔兰，暗杀行为显示引起地主没落，继则造成英国在爱尔兰的
统治垮台。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革命者大都依靠恐怖手段。德国的纳粹党靠非法的
暴力行为取得了成功。现今在捷克斯洛伐克，凡不愿参加亨来因党的德国人都收到“
你是嫌疑分子”或“就要轮到你了”这样的警告；鉴于德国人占领奥地利时反对者的
遭遇，这种恐吓手段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不能对付这种不法行为的国家，通常很快就
要遭难。假如干这种不法行为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纲的组织，结果就发生革命；如果
是盗匪或叛兵的帮夥，那就可能陷入无政府或混乱状态。
在民主国家中，最重要的私人组织是经济组织。它们跟秘密团体不同，能实行它
们的恐怖主义而不违法，因为它们用来威胁敌人的手段不是死亡而是饥饿。它们依靠
这种（不需要明说的）威胁甚至常常挫败政府，最近法国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只要
私人组织能决定组织之外的人影不应该吃得饱，国家的权力就显然受到很严重的限制
。至于在德国和意大利，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权力则高过私人资本，俄国也一样。
我现在来谈政体问题，这自然要从君主专制政体谈起，因为它是我们所知道的历
史上最古老、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政体。现在我不来区别国王和暴君；我只研究一
人统治，不管是世袭国王的还是篡位者的统治。这种政体曾盛行于亚洲各时代；从巴
比伦有记载开始，中间经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和罗马的统治，哈里发的统治，一直到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确，在中国，皇帝并不独裁，只有焚书的秦始皇统治的时代（公
元前三世纪）例外，在其他时期，儒士通常是能够挫败皇帝的。但是中国总是一切规
律的例外。现今尽管在想象上君主专制政体是在衰落之中，但有一种和它很相像的政
体却盛行于德国、意大利、俄国、土耳其和日本。显而易见，人们觉得这种政体是很
自然的。
在心理方面看，君主专制政体的优点是明显的。一般说，统治者领导一个部落或
一个宗派进行征服，跟从他的人觉得自己分享了他的光荣。居鲁士领导了波斯人反抗
米底人；亚历山大使他的马其顿人获得了权力和财富；拿破仑给革命军带来了胜利。
列宁和希特勒跟他们的政党之间的关系也属于这一类。以征服者为首领的部落或宗派
甘愿跟随其首领，并因他的成功而自高自大。至于被他征服的那些人则兼有畏惧和钦
佩的心理。不需要任何政治训练和互让和解的习惯；唯一需要的是一小群核心随从者
的本能的社会内部团结；因为一切都靠首领的英雄成就，所以这种团结是容易形成的
。首领死了之后，他的事业可能瓦解，如像亚历山大的事业那样；但也可能侥幸由一
个能干的继承者维持下去，直到新的权力变成传统权力。
在人与人之间，除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外，很难有另外的关系能把他们联合在一
个社会之内。这种困难，可以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做例证。小国依靠征服而变
成大帝国的例子是不可胜数的，但小国自愿联合起来成为大帝国的例子就简直没有了
。在菲利普时代的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个个主权国家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
是有关它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未能实现。今天欧洲的情况也是这样。劝使那些指
挥惯了的或甚至只是独立惯了的人自愿服从一个外在的权威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竟
然出现了这种事，那通常也只能像一群海盗当中所发生的情形：一小群人希图以公众
为牺牲而夺取大量财富，对领袖极端信任，情愿让他掌握行动的指挥权。只有在这种
形势下，我们才能说政府是产生于《社会契约》的。而且这时的契约是霍布斯所说的
契约，而不是卢梭所说的契约，也就是说，这是公民（或强盗）彼此间的契约，而不
是公民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契约。在心理上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只在有很大的可
能进行劫掠或征服的时候，才情愿赞同这样的契约。正是这种心理上的作用机理（虽
然通常没有明显的形式），使原来并不专制的国王也因战争的胜利而更接近于专制。
就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君主周围的一夥人对于君主的专制权力必须类似自
愿的同意，他的大多数臣民则首先是由于畏惧而服从，后来又因习惯和传统而服从。
《社会契约》是征服者之间的契约，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不是纯粹的神话；假如
征服者被剥夺了征服所得的利益，契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就大多数臣民而言，他
们之所以服从把权力伸张到外族去的国王，其最初的原因不是同意，而是畏惧。
核心集 忠诚的动机和一般人畏惧的动机非常简单容易，所以主权国家开疆拓土
，差不多都是通过征服，而不是通过自愿联合；也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君主政体在历
史上产生了这么大的作用。
但是君主政体也有很大的缺点。假如王位是世袭的，不见得相继的统治者都有才
能；如果继承法有任何含糊之处，那就会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在东方，一个新的统
治者通常是以杀死其弟兄而开始其统治的；假如弟兄中有一个逃脱了，逃脱者就一定
要起来争夺王位，因为这是免被处死的唯一办法。试读一下迈努奇所著《莫卧儿故事
集》，此书叙述了莫卧儿帝王的事情，明显的指出王位继承的战争在削弱他们的帝国
方面比其他任何原因都更有作用。在英国，蔷薇战争也指出同样的教训。
反之，假如王位不是世袭的，那么，发生内战的可能性甚至更大。从科摩德斯逝
世到君士坦丁即位这一段时期的罗马帝国就说明了这种危险。关于这个问题，过去只
想出过一个真正成功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选举教皇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是以民主主
义为起点的终极发展；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东西教会大分裂”看来，这个办
法也不是绝对可靠的。
君主政体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那就是通常不关心臣民的利益，除非是和过往的
利益一致。在某种限度内两者的利益是可能一致的。国王对镇压国内变乱有利害关系
，并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混乱的危险严重，他就会得到守法的那部分臣民的支持。
国王对臣民的财富也有利害关系，因为财富是税收增多。在对外战争中，只要国王是
胜利的，他和臣民的利益，就被认为是完全一致的。只要他继续扩张领土，他的核心
集团（国王与其说是这个小集团的主人，不如说是它的领袖）就会感觉国王为他们做
了有益的贡献。不过国王们也常常由于两个原因走上错路：一是骄傲，另一是信赖已
经丧失支配能力的核心集团。就骄傲这一点来说，虽然埃及人忍受了金字塔，但法国
人最后却因凡尔赛宫和卢佛尔宫发牢骚；而且道学家们总是痛骂宫廷的奢侈的。“外
典”告诉我们说：“酒是邪恶的，女人是邪恶的，国王也是邪恶的。”
另一个促使君主政体衰落的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国王养成了倚赖某一部分人的
习惯：贵族、教会、上层资产阶级，或如哥萨克人的地域性集团。国王所崇信的团体
，由于经济上或文化上的变革，权力逐渐减削，国王也和他们一同丧失人望。国王甚
至可能像尼古拉二世那样愚蠢，弄得连最该和他完全站在一边的团体也不拥护他了；
不过这是例外。查利一世和路易十六先是得到贵族支持的，但因贵族遭受中产阶级的
反对，所以还是失败了。
国王或专制君主如在内政上机敏，对外又获得成功，他就能保持他的权力。假如
他是类似神的国王，他的王朝就可以无限的延续下去。但是文明的发达是人不再相信
他的神性；战争的失败不是总能避免的；政治上的机敏性也不是君主们一定有的特性
。所以如果没有外来的征服，迟早要发生革命，君主政体不是废除，就是失去权力。
君主专制政体的天然后继者是寡头政体。不过寡头政体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
是世袭贵族统治、富人统治或教会或政党的统治。不同的统治产生很不相同的结果。
世袭地主贵族的统治易于流为保守、骄横、愚蠢、而且相当残暴。由于这些以及其他
原因，它和上层资产阶级斗争时，总是失败的。富人政府在中世纪时曾风行于一切自
由城市，在威尼斯则一直存在到拿破仑把它灭掉。就其整体看，这种政府比历史上其
他政府都要开明而灵活。特别是威尼斯，它冲破数百年层层复杂的阴谋，小心谨慎的
前进，它的外交远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成效。商业上赚的钱，是靠聪明赚来的，既聪
明又不专横，以这一特征成功的商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有表现。至于现代工业巨头则全
然属于另一类型，部分因为他们主要处理的是物资的市场操纵，部分因为他们所要对
付的人主要是一支劳动大军，而不是只能说服不能强制的与他们地位相等的人。
教会或政党的统治——也可称为神权政体——是近年来重新获得重要地位的一种
寡头政体。它有过比较古老的形式，如今圣彼得教堂的世袭财产制和巴拉圭耶稣会政
权就是这种形式的残余。至于它的现代形式则开始于卡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还有蒙
斯特再浸礼派的短暂统治）。更晚近的形式就是“圣人统治”。这种统治在英国是在
王朝复辟时结束的，而在新英格兰则继续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十八、十九世
纪时，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政体永远消灭了，但列宁却把它恢复起来，意大利和德国从
而仿效，中国也在认真的尝试。
像在俄国或中国这样的国家中，由于广大群众是文盲而且没有政治经验，所以一
个革命的政党在胜利以后就会感到自己处境甚难。采用西方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能成功
的；中国曾经试行，但一开始就失败了。在另一方面，俄国的一些革命政党对于土地
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富人只有蔑视；他们所抱的宗旨，没有一个能由这些阶级所产生的
寡头政府来实现。于是他们说：“我们是使革命成功的党，我们要保留政治权力直到
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成熟为止；同时，我们要用我们的各项原则教育全国人民。
”
但是结果并不尽如老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在内战、饥饿和农民不满的压力
之下，独裁逐渐变得更加厉害，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把一党专政变成个
人统治。这一切都不难事前预见。我在1920年写过：“按照老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每
一个国家迟早都要走俄国现在所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的每个国家里，我们可以预
料，它们的政府都要落入一些残酷的人手里。这些人生来决不喜爱自由，看不出促使
独裁转向自由有什么重要意义。......地位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相同的人......几乎必
然都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权力的垄断并寻找保持权力垄断的各种理由直到发生新的革
命来把他们打倒，难道不是这样吗？”从这些理由看来，很难认为神权政体是通向民
主政治的一个步骤，尽管在其他方面它也许有一些优点。
神权政体代表着某一新信条的时候，有时有很大的优点，有时又几乎没有优点。
首先，信徒们在革命以后形成社会团结的核心，并因在基本问题上观点一致，所以易
于合作；于是，他们就可能建成一个意志坚定、生气勃勃的政府。其次，正如已经说
过了的，政党或教会是不以出身或财产为凭借的少数人，在民主政治不管由于什么原
因必然要失败的地方，把政治权力委托给他们是可能的。第三，信徒们的精力和政治
意识差不多确实超过平常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智力方面也比正常人高。不过某
些信条，包括已经成为有势力的信条在内，除了激励冒险家是他们追求地位而外，也
只能吸引愚民。所以智力也仅仅是以小部分神权政体的特征。
当权力只限于成员中一个派别的人所有时，就不可避免的要实行严格的思想审查
。忠实的信徒将积极传播正规的信仰；其他人将满足于外表上的一致。前者的态度压
倒智慧的自由运用，后者的态度则助长伪善。教育和文学一定会僵化，只图教人轻信
，而不向世人创造和批评。假如领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神学有所偏私，那就会出现异
端，而正统教义将被解释的愈来愈僵硬。受信条强烈影响的人们，对于一些相当抽象
和离开日常生活稍远的事物，在感受能力上，和一般人是不同的。假如这种人掌握着
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结果是使本来就琐碎无聊、没有头脑的大部分人民大众更加浅
薄倾覆，更无思考能力：这一结果，还由于一切思想都可能成为异端，因而都是危险
的这种认识而更加严重。在神权政体下，统治者很可能成为狂热者；既为狂热者，就
会严厉起来；严厉了，就要遭到反对；遭到反对，就会更加严厉。甚至对他们自己，
他们的权力欲的冲动也要披上宗教热情的外衣，所以没有任何节制。因此就有拷问台
与火刑柱、德国的盖世太保和俄国的肃反委员会。
我们已经看到，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两种政体的主要缺
点在于政府迟早会漠视普通人民的愿望以致引起革命。民主政体，如果建立得很巩固
，是防止这种不稳定的保障。内战是非常严重的祸害，所以凡是能使内战不大可能发
生的政体，都应加以赞许。今天，如果内战（假如发生的话）会使以前的掌权者获得
胜利，内战就大概不会发生。假设其他情形不变，如果权力掌握在多数人手里，政府
在内战中就比代表少数人时更有可能获胜。这一直是赞成民主政体的一个理由；但从
最近的许多事例看来，这一点也是受到许多限制的。
假如有百分比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分享政治权力，通常都称这个政府是“民主的
”政府。最极端的希腊民主政治是把妇女和奴隶除外的。而在妇女享有选举权之前，
美国也自认为民主国家。显而易见，寡头统治的国家随着享有政治权的人口比率的增
加，渐次近似于民主国家。只有在这种比率较小的时候，寡头政体才显出它的特征。
一切组织（特别是国家）的统治问题是双重的。从统治机关的观点来看，问题在
于如何取得被统治者的默认；从被统治者的观点来看，问题则在于如何使统治机关不
但关心她自己的利益而且也关心在其权力支配下的人们的利益。假如这两个问题中有
一个完全解决了，其余的一个也就不会发生；假如两个问题都不得解决，那就要发生
革命。不过通常总是达成一种折衷的解决。有利于统治机关的主要因素，除了暴力而
外，还有传统、宗教、对外敌的恐惧心理以及大多数人都有的跟随一个领导人的天然
愿望。为保护被统治者，迄今只发现一个有点成效的方法，那就是采用民主政体。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统治方法，受到一些根本的限制，还受到一些在原则上可以
避免的限制。根本限制主要有两个来源，即某些决定必须做得迅速；另一些决定需要
专门知识。1931年不列颠王国放弃金本位的时候，这两点都牵涉到了：一方面迅速行
动是绝对必要的，另一方面这件事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又是大多数人所不能了解的。所
以在民主政治之下，人们仅能在事后发表意见。战争虽不如货币货币问题那样专门化
，迫切性则过之；有可能跟议会或国会商量（尽管这通常有点像闹剧，因为在跟议会
或国会商量之前，问题即或不在形式上也至少在事实上已经决定了），但不可能跟选
民商量。
由于这些根本限制，选民必须把许多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政府。只要政府不得不
尊重舆论，民主政体就是成功的。英国的长期议会曾经宣布：未经它自身同意，它不
得被解散。是什么阻碍了后来的议会这样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既不简单也不能令人
确信。首先，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候，任期上将满的议会的成员，即使属于失败的一
党，也是保证有愉快生活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再度当选；即使他们失去了当政
的乐趣，他们也能公开批评政敌的错误，从而得到和当政几乎同等的满足。并且到时
候他们会回到当权的地位上去。从另一方面看，假如他们使选民不能用符合宪法上的
办法摆脱他们，他们就会造成革命形势。他们的财产，也许还连生命，都要遭受危险
。斯特拉福德和查理一世的命运就是鲁莽灭裂的前车之鉴。
假如革命形势已经存在，那就一切都和上面所说的不同了。假设有一届保守党议
会有理由担心下届的选举要使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会没收私有财产。在这种
情况下，当权的一党就可能仿效长期议会而宣布自身永久存在。尊重民主原则很难限
制住一个政党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能限制的话，唯一的限制就是在取得武装力量的
支持上还没有把握。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既然民主国家必须以权力委托给当选的代表，那么，革命发
生的时候，就不能保证他们继续代表它的愿望。议会的愿望，在不难设想的情况下，
可以跟人民中多数人的愿望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议会能靠得住武力上的优势，
它就可以挫折多数而不受惩罚。
这并不是说还有比民主政体更好的政体，而仅仅是说在人们又不惜为之战斗的争
端并起而行动的时候，任何政体都不能阻止内战的爆发。政府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
该是防止争端发展到足以引起内战的尖锐程度；就这一观点来看，民主政体在用惯了
的地方很可能是比已知的其他任何政体更为可取。
作为一种政体来说，民主的困难在于它要求大家有互让和解的精神。被击败的党
不可把一个原则看得过于重要，以致认为放弃它就是卑怯的屈服；另一方面，多数党
也不应强调它的优胜达到招人反抗的地步。这需要锻炼，需要尊重法律，并且需要惯
于相信别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恶意的。更为必要的是不可出现人心惶惶的局面，因为有
了这种局面，人们就寻求一个领袖，并在找到之后对他服从，结果，这个领袖很可能
成为独裁者。合乎上述条件，民主政体就能使迄今所制定的各种政体中最稳定的一种
。在美国、英国、英国各自治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以及瑞士，民主政体除了外
来的危险以外几乎都不曾遭遇危险。在法国，它正在愈来愈坚定的树立起来。除稳定
性之外，它还有使政府关心人民幸福的优点。这种关心或许还没有所希望的那样大，
但比之于君主专制政体，寡头政治或独裁政体却大得多了。
现代大国的民主政体有一些弱点，他们不是同一区域采用民主政体与采用其他政
体相比之下显示出来的民主政体弱点，而是由于有关地区的人口众多而不可避免的弱
点。古代人不知道代议制，公民在市场上集会，对每一个问题个人亲自表决。只要国
界不超出一个城市，特别是因为公民凭经验能够了解大多数问题，这种办法就能使每
一个公民产生真实的权力感和责任感。但是由于没有一个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民主
政治在更大的地区就不能施行。当罗马的公民权给予意大利其他部分的居民时，新公
民实际上没有分享任何政治权力，因为政治权利只有实际住在罗马的人才能行使。近
代选举代表的办法把地理上的困难克服了。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代表们一旦选举出来
，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因为住得离首都远的人，不能足够迅速的或者足够详细的
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因而不能发表有效的意见。现在，由于广播、迅速的交通、
报纸等等，大国已经越来越像古代的城邦；中央人物和远地选民之间有了更多的亲身
接触（可以算是亲身接触）；追随者对于领袖所能施加的压力以及领袖反过来对于追
随者所能产生的影响，达到了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所不可能达到的程度。结果是缩小
了代表的重要性，而增大了领袖的重要性。议会已不复为选民与政府之间的有力媒介
。以前只能在选举时期使用的一切未必有效的宣传手段，现在可以连续不断的使用。
希 俺 邦，连同它的政治煽动家、僭主、卫队以及� 命者都已复活，因为它的宣传方
法又合用了。
在一个大的民主国家里，选民除非对领袖热情拥护，是没有什么权力感的，因此
常常觉得不值得去投票选举。假如他不是某一重要政党的热心宣传者，那么，在决定
由谁执政的许许多多的力量中，它的一份力量就显得毫不足道。事实上，他所能做的
一切，照例只是在两个人当中选举一个。他对这两个人的政纲也许毫无兴趣，两个政
纲也许没有什么差别；并且他还知道，候选人一旦当选，就可以抛弃他们纲领而不受
惩罚。另一方面，假如有一个领袖是它热心仰慕的人，那么，这里所包含的心理，就
是我们论及君主政体时谈到的心理，即把国王和他的部落或积极拥护他的那一派人联
系起来的那种心理。每一个老练的政治鼓动家或组织者都致力于鼓励人们信仰某一个
人。假如此人是一个伟大的领袖，结果就出现个人统治；假如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帮他获得当选的决策委员会就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在统治区域很大的时候，如何保持民主政治是很难解决
的问题，在以后的一章里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到此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是政治上的统治形式。但是经济组织的管理形式也很重
要并有其特殊性，因而对他们需要另作研究。
首先，一个工业企业有一种类似古时公民与奴隶之间的差别。公民就是这个企业
的投资者，奴隶就是雇工。我不愿意强调这种比拟，雇工与奴隶不同之处在于他有自
由该做别的工作，如果他能够的话；他还有权随意支配他的业余时间。我提出的比拟
是有关管理方面的。僭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民主政治和自由人的关系各不相同，但
和奴隶的关系则彼此一样。与此相似，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里，投资人之间的权
力分配可以用君主政治的方式，可以用寡头政治的方式，也可以用民主政治的方式；
但雇工，除非他也是投资者，则任何权力也分不到；被认为雇工应得的权利像古代奴
隶应得的权利一般少。
企业团体表现出各色各样的寡头组织形式。现在我考虑的不是雇工被排斥于管理
之外这一事实；我想到的只是股票持有人。就我所知，关于这个问题提供了最精彩论
述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伯利和米恩斯合著的一本书《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在以“管
理的演进”为题的一章里，作者指出那些在公司所有权中通常仅占很小一部分的寡头
们如何取得对于全部巨额资本的支配权。通过与代理委员会有关的一些手段，董事会
”实际上能支配他们自己的继任人。在所有权分得很细微的情况下，董事会能使自身
永远存在下去，即使他们的所有权份额是微不足道的。本书作者在别处所能发现的与
此最为近似的情形是控制天主教会的那种组织制度。教皇选任枢机主教，枢机主教团
反过来又选举继任的教皇。”如今有一些最大的公司就采用这种管理形式，例如美国
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两个公司，（1930年1月）分别拥有四十亿与二十
亿美元的资产。美国钢铁公司全体董事所持股份仅为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点四，但经
济权力完全为他们所有。
企业公司组织上的复杂情形往往大于任何一个政治机构。董事、股东、公司债券
持有人、经理部以及普通的雇工，各有各的职能。管理通常是寡头形式，管理中的单
位是股份而不是股东，董事是选出来的股份代表。实际上，董事们（相对于股东们而
言）股东的权力通常要比寡头政府（相对于个寡头执政者而言）的权力大得多。但在
另一方面，在工会组织得好的地方，雇工对于雇用条件却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资本主
义企业的目的有一种特殊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为了向大众提供货物或服务而存在的
，另一方面，它又以向股东提供利润为目的。至于政治组织，政治家们被认为是以谋
求公共福利为目的，不但以尽量增加自己的薪给为目的；即使在专制政治之下，这种
虚伪的门面也是保持着的。这就是政治上的虚伪性之所以多于商业上的虚伪性的原因
。但在受到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批判这两方面的影响之下，许多重要的工业巨头也学
会了政治骗术，学会了怎样去骗人说谋求公共福利是他们发财的动机。这是近代政治
与经济趋向于结合的另一实例。
这里必须谈一下，一定的机构的管理形式是通过什么途径改变的。关于这一问题
，历史还没给我们确切的指示。我们知道，在埃及和巴比伦，君主专制政体在有史以
前就是充分发展了的。就人类学上的证据来看，可以假定君主专制政体是从最初受长
老会议的节制的酋长权力中发展起来的。在整个亚洲（中国除外），君主专制政体，
除受欧洲影响的以外，从未显示过让位于其他任何政体的迹象。反之，有史以来，君
主专制政体在欧洲则从未长期稳定过。在中世纪，国王的权力受封建贵族的限制，还
受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的地方自治的限制。文艺复兴以后，国王的权力在欧洲普遍增
强了；但这种增强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告终，这首先是在英国、继则在法国，最后
是在西欧其余部分。一直到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人解散立宪会议时为止，人们也许
还认为议会民主政治肯定是要遍及整个文明世界的。
然而，脱离民主政治的运动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许多希 俺 邦里，在罗马成立
帝国的时候，以及在中十几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里，这种运动都发生过。有没有可能
找出决定事态发展是归向民主政治还是脱离民主政治的一些通则呢？
在过去，金钱和战争是和民主政治对立的两大势力。我们可以拿美迪奇和拿破仑
来说明这两种势力。经商致富的人，通常总不像权力来自土地所有权的人那么可可和
难于和解；因此，他们比单凭世袭或传统取得地位的人更善于用金钱收买通向权力的
门路，以后当政的时候，也更善于统治，以免引起激烈的民愤。例如威尼斯或汉萨同
盟诸城市的商业上的收益是以外国人为牺牲而取来的，因此在内部就不像靠雇工的血
汗致富的制造业者那样不得人心。所以，对以商业为主的社会来说，有资产的市民所
组成的寡头政体是最自然而又最稳定的政体。假如一个家族比其他任何家族都富有的
多，这种政体就容易发展为君主政体。
战争通过另一种更强烈的心理发挥作用。恐惧使人希望有一个领袖；而一个成功
的将军激发和恐惧相反的热烈钦佩。既然胜利在当时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个成
功的将军就很容易使国人信任他而把最高权力付托给他。只要危机继续存在，他就被
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危机过去以后，他却可能是很难免职的人物了。
现代的反民主运动虽与战争心理有关，但和拿破仑的情况不很类似。大体说来，
德国和意大利民主政治的失败，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厌倦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军队的优
势不是向着用数字表出的多数人这一方面。文官政府比军队的总司令更有权力，这也
许看来奇怪，但在民主政治已深深扎根于全国人民习惯之中的地方，情况确实如此。
林肯在任命一个总司令时写道：“他们告诉我，你有志于独裁。达到独裁目的的途径
是打胜仗。我指望你打胜仗，甘冒出现独裁的危险。”林肯这样做错不了，因为美国
的军队不会追随一个将军去攻打文官政府。在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的士兵很愿意遵守
他的命令去解散长期议会，但在十九世纪，假如威灵顿公爵也计划这么做，那么，谁
也不会听从他的吩咐。
新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是由于人们怨恨前任掌权者而产生出来的。只要民主政
治是新事物，它就不会稳定把自己表现为旧日君主或寡头之敌的人，可能成功的恢复
君主的或寡头的制度。波旁王朝与霍亨素伦王朝不能博得群众的支持，而拿破仑与希
特勒都能博得。民主政治只有在长期延续、足以成为传统之后才能巩固。克伦威尔、
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是在他们本国民主政治的早期中出现的。从前两个人的情形看，
希特勒完全不足为奇。同时，也没有理由可以假定他会比他的前辈长久。
但是，有一些重大的理由使我们怀疑民主政治能不能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它在十九
世纪后半期曾有过的那种威望。我们说过：民主政治如要稳定就一定要成为传统。他
有什么机会能在东欧和亚洲完全树立起来从而开始它向传统转变的过程呢？
在任何时代，政治都受军事技术很大的影响。当罗马倾向于民主的时候，罗马的
军队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正是军队的职业化带来了罗马帝国。封建贵族的实力依赖
城堡的坚固，这情形随着大炮的采用而告终。法国大革命时，人数多而几乎未经训练
的革命军队大败了反抗他们的人数少的职业军队，这表明为了事业献身的群众的热情
的重要性，同时也显示民主政治的军事优越性。如今有了飞机，我们似乎又回到需要
由人数较少而受过高度训练的人组成武装力量的时代了。因此可以预料，受到严重战
争威胁的各个国家的政体，将是空军人员所喜欢的那种政体，那就不见得是民主政体
。
但是也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与上述相反的理由。可以假定，在下一次大战中，美国
（不论是不是参战国）将是唯一的胜利者，并且不大可能不再是民主国家。法西斯主
义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它有利于战争之一假定来的。如果这种有利之处证明并不
存在，民主政治就可以重向东方传播。最后，没有任何事物能像教育之普及与爱国精
神之广泛传播那样给国家以作战的实力。爱国精神虽然可用法西斯主义复兴运动者的
手段暂时激发起来，但正如宗教界长期经验所证明的那样，终究免不了引起厌倦和倒
退。因此，整个说来，从军事观点看，在仍然保存民主政治的地方它可以继续存在下
去，在民主政治暂时失去光彩的国家里它也可以得到恢复。但是必须承认，相反的情
况决不是不可能的。
--
讨厌~~
--
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来源:·听涛站 bbs.tingtao.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
Powered by KBS BBS 2.0 (http://dev.kcn.cn)
页面执行时间：8.822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