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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4竞争（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3年03月03日11:18:56 星期一),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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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4竞争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Feb 28 21:13:35 2003), 转信

第十四章竞争
    对于专断权力的危险非常敏感的十九世纪，有一个避免这种危险的得意方法，那
就是竞争。垄断权力的弊害人们记忆犹新。斯图雅特王室，甚至伊丽莎白曾把一些可
以赚钱的独占权次给朝臣，结果引起反对，后来成为内战原因之一。在封建时代，庄
园领主们通常都坚持必须把谷物在他们的磨房里磨粉。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上的
君主国家对于竞争的自由是订有很多半封建的限制的。其所一定出这些限制，不是为
了生产者或消费者的利益，而是为了君主和地主的利益。反之，十八世纪的英国，保
留着许多既不利于地主也不利于资本家的限制，例如关于最低工资的立法以及禁止圈
占土地的规定。因此，在英国直到谷物法问题发生时为止，地主与资本家是一致拥护
自由放任主义的。
    欧洲最活跃的各方面，也赞成自由竞争的看法。从1815年到1848年，全欧大陆上
教会和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法国革命的思想：在整个德意志和奥地利，审查制度既
严厉只奶瓶尚Α 海涅对它� 以嘲笑，它的作品有一章由下列字眼组成：
    “德意志审查员......白痴......”
    在法国和意大利，关于拿破仑的传说以及对于法国革命的称颂，都是政府所严禁
的。在西班牙和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一切自由思想，哪怕是最温和的，也遭到禁止。
教廷依然公开相信巫术。意大利、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不许人们鼓吹国籍主义。而且，
哪里有反动，哪里就反对商业利益，就维护封建权益以对付农民，就支持愚蠢的国王
和懒散的贵族，在这种情形下，自由放任主义就成为束缚在合法行动内的人的精力的
自然表现了。
    自由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由，在美国是在获得独立的当时就实现了的；在英国是在
1824至1846年期间实现的；在法国是在1871年实现的；在德国是在1848年至1938年期
间逐步实现的；在意大利是在复兴运动时期实现的；即使在俄国，二月革命时也一度
实现。但结果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在工业上，结果更像马克思含有
敌意的预言所描述的样子。美国有最长久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它最先进入托拉斯阶段
，即垄断阶段；不过这种垄断不像旧时代的垄断是由国家授予的，而是从竞争的自然
运转中产生出来的。美国的自由主义被玷辱了，但它无力抗拒，而其他国家的工业发
展也逐渐跟着洛克菲勒走。人们发现，除非加以人为的维护，竞争会使竞争者中某个
人获得完全胜利，从而造成它自身的消灭。
    然而并非一切形式的竞争都是如此。大体说来，组织规模的扩大确实意味着效率
的提高。因此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在什么情况下，竞争就技术上说是浪费的？第二
，在什么情况下，根据非技术性的理由，竞争是可取的？
    一般来说，技术上的原因已使一些组织的最适合于处理其特定任务的规模扩大了
。在十七世纪，道路是由教区负责管理的；如今在英国则划归郡议会管理，由国家提
供大量资金并加以监督；其他国家的道路管理也有与此相对应的改变。电气事业如由
辖区较大的地方当局管理，就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在有重要动力来源的地方（例如尼
亚加拉瀑布）更是如此。灌溉事业可能需要像阿斯旺水坝那样的工程，但除非辖区很
大，工程的费用是难以筹措的。大规模生产是否经济，取决于是否控制足以吸引大量
产品的市场，如此等等。
    范围大的优点，在其他某些方面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初等教育如果采用政府教育
影片和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讲课，就可能得到生气和改进。如果教育影片和广播课程
能由国际性的权力机构主持，可能更好。不过目前这还是乌托邦似的梦想。民用航空
事业之所以不能发展，就在于它不是国际性的。显然，就大多数效果来看，大国都优
于小国，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实现其照顾公民生活的基本目的，除非它是囊括
世界的国家。
    但是范围小也有它的一些优点。在小范围里，官僚习气较轻，决断较快，适应地
方需要和习俗的可能性较大。显而易见的办法是设置地方政府，它不是主权政府，但
享有明文规定的权力，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当局的控制，有充足理由时中央应给以财
政支援。不过这个问题会把我们引导许多枝节问题上去，我不想加以讨论。
    竞争问题是更困难的。在经济领域里，关于竞争已经有很多争论，但在军事和宣
传两方面竞争至少也有同样大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商业上和宣传上都应该有
自由竞争，而在军事上则不可有竞争；但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  粹党则持恰好相反
的主张，他们认为竞争除非采取民族战争的形式，否则就总是坏事；民族战争是人类
最崇高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只肯定两个对抗阶级争夺权力的竞争，此外一切竞争他
们都大声反对。据我记忆所及，柏拉图也只赞成一种竞争，即战友间争取荣誉的竞赛
，据他说那是同性恋所促成的。
    在生产领域内，作为初期工业主义特征的许多小厂商之间的竞争，在最主要的生
产部门中，已让位于托拉斯之间的竞争，每个托拉斯的范围至少和一个国家一样大。
我们已经看到，只有一种重要的国际托拉斯，即军火工业，是很特别的；因为对一家
军火商的订货要引起别人向另一家军火商订货；如果一个国家加强军备，别的国家会
照样做，所以引起竞争的通常动机在这里是不存在的。除这种特殊情况外，商业上的
竞争依然存在，不过先进它已经与国家间的竞争融合在一起，而国家竞争的胜负最后
决定于战争。因此，现代商业竞争的利弊和国家竞争定额利弊是一致的。
    不过还有一种和以前一样残酷的经济竞争，那就是职业竞争。这种竞争，从在学
校里的奖学金考试开始，一直贯穿在大多数人全部的工作岁月中。这种竞争能够缓和
，但不能完全消灭。即使全体演员的薪给都是一样的，一个人仍然会愿意扮演哈姆雷
特尔不愿扮演水手甲。这里要注意两种情况：第一，没成功的人不应有不必要的苦恼
；第二，成功应该尽可能是真实功绩的报酬，而不是  媚和狡诈的报酬。对于第二点
，社会主义者不曾予以应有的注意。不过我不继续研究这一点，因为离我们的主体太
远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种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特别是所谓强国之间的竞争。这种竞
争已经发展为全面的竞争：争权力，争财富，争控制人们的信仰，尤其是争生命的本
身，因为置人于死地是取胜的主要手段。显而易见，结束这种竞争的唯一办法是废除
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武装力量，而代之以独占武装力量的单一国际政府。除此之外的
唯一选择是，文明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死亡，剩下的人陷于贫困和半野蛮的境地。现
在大多数人都宁愿采取这第二种办法。
    自由主义者在理论上认为应该放任的宣传方面的竞争已经和拥有武装的国家之间
的竞争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你宣传法西斯主义，你所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强化意大
利和德国。如果你宣传共产主义，你大概不会实现它，但却可能帮助俄国在下一次战
争中取得胜利。如果你强调民主主义的重要性，你将发现你是在拥护与法国缔结军事
同盟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俄、意、德三国相继放弃宣传自由原则是不奇怪的
，因为这些国家先前采用这一原则是它们的现政府推翻了它们的前任，如果继续采用
这一原则，就会使它们完全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策。今天的世界跟十八、十九两世纪
的世界相差之大，使自由主义者主张宣传自由竞争的论点（就它们仍然正确而论）必
须以现代说法来仔细地重做解释。我相信它们有很大程度的正确性，但也要受到一些
限制；认识到这些限制是很重要的。
    自由主义者的学说，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的学说，
远不如通常所想的那样趋于极端。人在他的行动不妨害别人的限度内是自由的；但当
他的行动牵涉到别人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假如适当的话）采取行动加以约束。比方
说，一个人可能真心实意的相信女王维多利亚应该被刺死，但密尔不会容许他又宣传
这种意见的自由。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比方，不过事实上，几乎任何一个意见，不论
是值得赞成的还是值得反对的，都一定会有人受到它不利的影响，那么，言论自由的
权利也就没有价值了。因此，假如要给宣传自由规定范围，那就需要比穆勒远离更有
力的原理来为这种范围进行辩护。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可以从普通公民的观点来看，可以从热
心改革家的观点来看，还可以从哲学家的观点来看。现在我们先从政府的观点看。
    前已说过，政府受两种危险的威胁，即革命与战争的失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
里，合法的反对党算为政府的一个部分）。这两种危险激发着自卫的本能，政府当然
要尽其所能加以避免。从这个观点看，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险，
究竟需要多大的宣传自由才能产生最大限度的安全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要看政府
的性质和当时的情况。假如政府本身是新建的，革命的，而人民又有充分的理由对它
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就差不多一定要引起进一步的革命。法国在1793年、俄国
在1918年以及德国在1933年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在这三个国家里，宣传自由都受到政
府的摧残。但如政府是传统的，人民的经济情况又不是十分困难的，那么，自由就像
保险阀似的发挥作用，往往减少人民的不满。虽然英国政府尽了很大的力量来阻止共
产主义的宣传，但这不是共产党在英国失败的原因。即使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明智的
办法反而是让他们又绝对的宣传自由。
    我认为政府不应容许，比如说，怂恿杀害某某人这种宣传。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为宣传所蛊惑的人极少，宣传所主张的行动也还是可能发生的。保护人民的生命
是国家的责任，除非他们依法应该处死；如果有人鼓动，赞成谋杀某人，那就很难保
会这个人的生命了。威玛共和国在这一点上，使不严肃的。但我认为一个稳定的政府
不应禁止某一类人依法应处死刑这种鼓动，因为这对法律的遵守并无威胁。
    反对国家生存并无威胁的意见，即使站在政府方面说，也没有加以干涉的充分理
由。比如一个人主张地球是平的，或主张在星期六守安息日，他应该有自由尽其所能
使别人相信他的主张。国家不应把自己看成是科学真理、形而上学或伦理学的卫道者
。在过去大多数时代里，国家就是这么看的；如今德国、意大利和俄国仍然这么看。
这是自认虚弱的表现，稳固的国家不应该这样。
    现在来看普通的公民。我们觉得普通公民对于宣传自由很少感兴趣，除非在它对
政府似乎成为最大危险（即它威胁政府的生存）的情况之下。政府可能在宗教上或民
族上和它的人民不一样；政府可能代表国王而不代表贵族，可能代表贵族而不代表中
产阶级，可能代表中产阶级而不代表穷人；他也可能像查理二世和战后德国政府那样
，似乎缺乏爱国主义。在这一类的情形下，普通公民对于反对政府的宣传鼓动也许会
感兴趣；当他们的战士被监禁的时候，他们会要求言论自由。不过这是革命来临前的
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说政府应该容忍反政府的宣传，实际就是说政府应该让位。即
使从政府的观点看，这也常常是确实的，因为让位只是丧失权力，而坚持下来最后很
可能寿终正寝。但很少的政府有看到这一点的聪明，何况强国压迫弱国的时候，情形
也并不总是这样。
        它是最不幸的国家
        为从来所未见
        因为男男女女在那里被绞死，
        因为佩戴着绿色的徽章。
    英国对爱尔兰能够坚持这一政策达八个世纪之久，最后仅仅丧失了一些金钱和相
当的威望。在这八百年中，英国的政策成功了，因为地主富有而农民挨饿。
    宣传的自由，在它是普通公民发生兴趣的情况之下，不是关系着激烈的革命，就
是关系着承认更进一步的自由，即选择政府的自由。它和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也和
不满现状的团体要求自治的权利有密切关系；总而言之，它和以和平手段达到革命目
的的权利有密切关系。这种权力是很重要的；承认这种权利，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
非常必要的；不过它远远超出宣传自由的权利了。
    还要谈一谈热心改革家的立场。我们可以拿君士坦丁以前的基督徒、路德时代的
新教徒和今天的共产党人作为典型。这些人很少是言论自由的拥护者。他们自身愿意
殉道，但同样愿意使别人殉道。历史表明，在过去，坚毅的人能够不顾政府的反对，
直率的发表他的言论。可是现代的政府能力大了；它多半能够使根本性的改革不可能
发生。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引起革命或者无政府状态，从而可能造成一个崭新的开端
。根据这个理由，有些共产党人满怀希望的期待着下一次战争。
    热心的改革家照例是“千年王国说”的信徒。他认为当一切人都笃信他的信条时
，“千年王国”就来临了。这种人现在虽是革命的，将来却是保守的：他认为一个十
全十美的王国就要出现，一旦出现了，就只需保持它不变。既然抱着这种见解，那么
，无论为追求十全十美的王国或为防止它的颠覆，它自然都不会在任何强暴面前表示
畏缩。他若在野，就是恐怖主义者，他若掌权，就是迫害别人的人。他相信暴力，自
然会引起他的敌人也相信暴力；在敌人当权时，会对它进行迫害，敌人在野时，会对
他策划暗杀。所以，他的“千年王国”说并不是人人都完全感到愉快；那里有特务，
有用行政命令进行的逮捕，还有集中营。但是像德尔图良一样，他看不出那有什么害
处。
    的确，还有一种比较温和的“千年王国说”的信徒。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最优良
的品质一定是从内部产生的，不是任何外在的权威所能强加在他的身上的。为这种见
解示范的是教友派。也有人认为如果外在的力量所采用的形式是仁爱或贤明的说教，
那么，外在力量也可以是重要而有益的；但如采用监禁或处死的形式，那就不是这样
了。这种人虽然是热心的改革家，但可能拥护宣传的自由。
    另外有一种只是在进化论盛行以后才有的改革家，这可拿索雷尔（当他是工团主
义者时）做代表。这派人主张人生应该是不断的进步，但进步不是朝向一个确定的目
标，目标在取得进步之前是完全无法明确规定的；而是每走完一步，就理解为已经得
到下一次进步。有见解比没有见解好，有言论比没有言论好，如此等等；但当一切动
物都还是蒙昧不明的时候，不可能主张把取得见解作为改革的下一个步骤。然而他确
实是下一个步骤，这一事实回过来证明静止的保守主义是错误的。所以，这派人主张
，一切改革都必须鼓励，因为其中必有一个（纵然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将证实是体
现进化精神的。
    这种见解无疑有一点真实性，不过很容易流为肤浅的关于进步的神秘主义。而且
由于含糊不清，也不能当作实际政治的基础。历史上重要的改革家相信用猛攻夺取天
国；他们常常建立了王国，但此王国已证明不是天国。
    现在我再说哲学家对于宣传自由的看法。吉本在叙述古代宽容精神时说：“在罗
马世界流行的各种崇拜形式，在人民看来都同样是真的；在哲学家看来，都同样是假
的；在地方长官看来，都同样是有用的。”我心目中的哲学家不至于说一切流行的信
仰都同样是假的；但也不会承认无论哪一种信仰都无虚假，或者说，不会承认某一信
仰偶尔免于虚假这一幸事能为人的智力所发现。至于非哲学家的宣传家，则认为有他
自己的宣传，那是真理的宣传，还有反面的宣传，那是虚妄的宣传。如果他以为应容
许两者并存，那也只是由于怕他自己的宣传遭到禁止。对有哲学思想的观察家来说，
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在哲学家看来，宣传的用处是什么呢？哲学家不能像宣传家那样说：“别针工厂
是为制造别针而存在的；舆论工厂是为制造舆论而存在的。假如制造出来的舆论像两
根别针彼此一样，而且有都是好的，那又怎么样呢？而且如果由垄断而成的大规模生
产比竞争的小规模生产经济，那么，宣传和生产就有同样的实行垄断的理由了。不仅
如此，一个竞争的舆论工厂，像一个竞争的别针工厂一样，通常并不制造与我厂出品
同等优良的舆论，而制造旨在损害我厂出品的舆论，这就大大增加了不断给人民供应
我厂产品所必需的工作量。所以，彼此竞争的舆论工厂必须加以禁绝。”我认为哲学
家不能采取这样的观点。哲学家必须主张：宣传的任何有益的目的不可以是使人武断
的相信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舆论，恰好相反，它必须是启发人们的判断、合理的怀疑以
及对于相反意见的估计能力；这个目的只在宣传有竞争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哲学家要
把人民大众比成一个听取两造辩护律师意见的法官，并且认为宣传上的垄断有如法官
在宣判刑事案件时只许原告或只许被告说话同样荒谬。哲学家决不能要宣传的统一，
而是主张对每一个问题人人都应尽可能的听到各方面的意见。他主张有一种报纸表达
一切政党的意见，而不是不同的报纸各自为一个政党的利益服务并助长读者的武断。

    争辩的自由有助于发展智力是明显的，但不一定要有竞争的组织。英国广播公司
容许争论。在皇家学会里，对立的科学理论都能发表。一般说来，学术团体不纵容有
组织的宣传，而是分别给成员以各自宣扬自己学说的机会。这种组织内部的讨论要大
家先取得一个基本的一致：例如研究埃及的学者，谁也不想请求军方来压服与他意见
不合的另一个研究埃及的学者。一个社会在其管理形式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时，自由
讨论就是可能的；没有这种一致，人们就感到宣传是动用武力的前奏，拥有武力的人
自然企图垄断宣传。在意见分歧但不影响大家在一个政府下和平合作的时候，宣传的
自由是可能的。十六世纪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政治上不能合作，但十八和十九世
纪，他们却能合作，因而，在这个期间宗教宽容就成为可能的。稳定的政府结构对于
理智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但不幸的是，它也可能是暴政的主要机器。这个困难问题
的解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要由政体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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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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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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