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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8对权力的节制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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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权力论》@罗素——18对权力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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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对权力的节制
“孔子从泰山脚下经过，看见一个妇人在坟旁哭得很悲伤。孔子赶紧把车子驱向
她那里，并且派子路去问她哭的情由。子路问道：‘你哭得这样悲伤，难道有重大的
伤心事情吗？’那妇人回答说：‘是这样的。先前，我公公在这里被虎咬死了。我的
丈夫也被虎咬死，而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虎咬死了。’孔子说：‘为什么你不离开这里
呢？’妇人说：‘这里没有暴虐的政治呀！’孔子听了这话之后说道：‘弟子们，你
们记住：暴虐的政治比虎还凶呢！’”
本章的主题是，怎样才能保证政治不如老虎凶猛。
从上面援引的一段话看来，节制权力这一问题是很早就存在的了。道家认为这个
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而主张无为；儒家则相信通过某种伦理的和政治的训练，可以
使掌权者成为温和仁爱的贤人。在这同一时期，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僭主政治正
在希腊互争雄长；人们曾想用民主政治阻止权力的滥用，但民主政治不断地成为政治
煽动家博取一时人望的牺牲品，因而不断地招致失败。柏拉图也像孔子一样，企图以
哲人政治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韦伯夫妇重申此说，他们称颂一种寡头政体，主张在
其中掌权的以有“领导才能”的人为限。从柏拉图到韦伯这段时期中，世界上曾试行
过军事独裁政治、神权政治、世袭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以及圣人政治。圣
人政治，在克伦威尔试行失败后，今天又被列宁和希特勒恢复起来。这一切都说明我
们的问题还没解决。
对于每个研究历史或人性的人来说，有一点一定是明白的，那就是民主政体纵然
不是圆满地解决办法，但总是解决办法中的主要部分。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政治条
件方面，就找不到圆满解决的办法。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经济条件、宣传条件以及受环
境和教育影响的心理条件。因此，我们这里的主体就分为四部分：（1）政治条件，
（2）经济条件，（3）宣传条件和（4）心理和教育条件。现在依次一一叙述。
I
民主政体的优点是消极的：它只能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而不能保证良好政治的
实现。直到妇女参政时为止，出嫁的妇女对于自己的财产，甚至对自己赚得的钱，都
是无权支配的。一个打杂女工的酒鬼丈夫如果不许她用她自己的工资维持孩子们的生
活，她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的寡头政治的议会，利用它的立
法权力把城乡劳动者的待遇都压低下来，借以增加富人的财产。只有民主政治阻止了
取缔工会主义的法律。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美国西部、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就会是处
于半奴隶状态的黄种人居住而由少数白种贵族加以统治的地方。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弊
害是众所周知的。在少数人牢固地把持政权的地方，多数人或迟或早的会沉沦为奴隶
或农奴。全部历史表明，也可想象得到，不能信赖少数人来照应多数人的利益。
现今有一种倾向（其强烈不亚于在以前任何时期），认为由“好”人组成的寡头
政府是值得赞许的：直到君士坦丁以前的罗马帝国的政府是“坏”的，从君士坦丁开
始，它就变“好”了。圣经的《列王纪》里的国王，在上帝看来有些是行为正当的，
也有些是作恶的。在讲给儿童听的英国历史中，有“好”的国王，也有“坏”的国王
。犹太人的寡头政治是“坏”的，而纳粹党的寡头政治就是“好”的。沙皇时代贵族
的寡头政治是“坏”的，而共产党的寡头政治就是“好”的。
成年人采取这样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一个小孩听话的时候，他就是“好”的，他
不听话的时候，就说他“淘气”。小孩长大成人并且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之后，他保持
着育儿时的观念，把服从他的命令的人算是“好”的，把不服他的命令的人算是“坏
”的。结果，我们自己的政党是“好”人组成的，反对党是“坏”人组成的。“好”
政府是我们一群人组成的政府，“坏”政府是那另一群人组成的政府。蒙太古家族是
“好”的，凯普莱特家族是“坏”的；或者相反。
这种观点如果是认真的，就使社会生活无法忍受。只有靠武力才能决定哪一个集
团是“好”，哪一个集团是“坏”，而且决定作出之后，任何时候又都可能被起义者
推翻。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一个当权之后，不会关心另一集团的利益，除非怕引起反抗
。社会生活如要比暴政还好一点的话，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公平。既然在许多事情上
集体行动是必不可缺的，那么，在这类事情上，体现公平的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多数
人的统治。
民主政体虽然是必要的，不过决不是节制权力所必需的唯一政治条件。在民主政
体之下，多数人对少数人实施野蛮的而且完全不必要的暴政也是可能的。从1885年到
1922年，联合王国的政府是民主的（除妇女无参政权这一点而外），但它并未阻止对
爱尔兰人的压迫。不但是少数民族，就是宗教或政治关系上的少数人，也可能遭受迫
害。在不想推翻守法的政府的限度内，如何保护少数是节制权力的一个主要方面。
这就需要考虑，对哪些事情社会必须一致行动，对哪些事情不必要一致行动。不
可不有集体作决定的问题，最明显的是主要和地理有关的问题。公路、铁道、下水道
、煤气输送管等等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向。疾病预防，如预防瘟疫和狂犬病等，也是与
地理有关的：不能容许信基督教的科学家不采取预防措施，因为他们也可能传染别人
。战争也是一种地理现象，除非是内战；而即使是内战，不久也会出现这一地区由这
一方控制、另一地区由另一方控制的现象。
凡在地理上集中居住少数民族的地方，例如1922年以前的爱尔兰人，用移转人口
的办法可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如少数民族分散居住在有关区域之内，这个办法大体上
就行不通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相邻居住时，他们固然有不同的婚姻法，但除与宗教
有关时，他们都必须服从同一个政府。人们逐渐觉得宗教上的统一对于国家并不是必
要的。新教徒与旧教徒可以和平共处在同一个政府之下。但这却不是宗教改革以后头
一百三十年里的情形。
社会秩序容许多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一个不能拿抽象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在抽象
的理论上只能说：当自由要受到干涉的时候，若没有维护集体决定的专门理由，就必
须有维护公共持续的某种坚强理由。在伊丽莎白统治时代，当罗马天主教徒想废黜她
的时候，政府对他们加以歧视是不足为怪的。尼德兰的德情况与此类似；尼德兰的新
教徒反抗西班牙，可想而知，西班牙人也会迫害他们。现今神学上的问题已经失去这
样大的政治重要性。就是政治上的分歧，只要没发展到太深刻的程度，也不能成为迫
害的理由。保守党人、自由党人以及工党人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因为他们都不想用
武力来改变宪法；但法西斯党人和共产党人是比较难以和解的。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地
方，如果少数人企图用武力攫取权力并煽动这种企图，哪是可以合乎情理的加以禁止
的，理由是守法的多数人有权利享受宁静的生活，假如他们能够获得这种生活的话。
一切并非煽动破坏法律的宣传都应该容许，而且法律要宽大，其宽大程度应该适应于
技术的功效和秩序的维持。我们以后研究心理条件时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从节制权力的观点看，关于管辖单位的最合宜的大小是有很困难的问题的。在幅
员广大的现代国家中，即使实行民主政治，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力感仍然是很微弱的；
他对于选举期中各党政策的争端并不加以判断，因为这些争端所涉及的问题，很可能
都远离他的日常生活，又几乎完全超出他的经验之外，他的一票对整体作用之小，使
他自己觉得是无足轻重的。这些毛病在古代城邦里要少得多；在今天的地方政治上也
是如此。也许有人会想公众对地方问题要比对国家问题兴趣大些，但情况并不如此；
相反的，地区越广，不怕麻烦而参加投票的选民所占的百分比却越大。这部分是由于
在重要选举上所花的宣传费较多；另一方面也由于选举争论的本身更有刺激性。最引
人激动的是有关战争的争论以及如何对待可能的敌人的争论。我记得1910年1月，有
一个乡下人告诉我，他要投保守党的票（这是违反他的经济利益的），因为他相信了
如果自由党获胜德国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要占领英国的说法。不能想象这个人在教区
议会选举里投过票，尽管他在教区议会选举里可能对一些争论问题有了一点认识；但
因为那些问题不是激起群众歇斯底里或制造滋养歇斯底里的无稽之谈的问题，所以没
能打动他。
这样，就左右为难了：如果团体是小的，民主政治就使人觉得他想有一份有效的
政治权力，但团体大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另一方面，如果团体是大的，争论的问题就
很可能使他觉得是重要问题，但如团体是小的就不是这样了。
当选举区以职业划分而不以地域划分的时候，这一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
例如在工会里，真正有效的民主是可能的，每一个分会都能开会讨论一个长期争论的
政策问题，会员的利益和经验都是相似的，因此讨论就可能得到成果。所以总会所作
的最后决定，会员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感觉有他们自己的一份。
不过这个办法是有明显限制的。许多问题根本上就是地域性的，所以地域选举制
是免不掉的。公共团体对于我们的生活发生影响的方面是太多了，事务繁忙的人如果
不是政治家，对于和他有关系的大多数地方性或全国性的问题是不可能都采取行动的
。把工会选举负责人员的办法加以推广，可能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工会负责人员
是作为一定利益的代表人而被选举出来的。现今有许多行业还没有这样的代表人。如
果不仅在于政治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有民主，那就需要有代表各种不同行业的组织，
这种组织在政治事务上应该由什么样的人做代表，这由组织的构成单位的数目和心向
来决定。我并不是说这些代表应当代替议会，而是说它们应该成为议会了解各种公民
团体的愿望的媒介。
现在来看联邦制度。当联邦中各组成单位的地方利益和情感比联邦本身的利益和
情感更强烈的时候，联邦制就是值得企求的。假如有过一个国际政府的话，那它一定
是一个各国政府所组成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定的联邦政府。为了某些目的，例如邮递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国际性的权力机构，不过这些目的不像本国政府自己的目的那样
引起公众的兴趣。如果不是这样，联邦政府就往往侵犯成员国政府的权力。在美国，
自从第一次制定宪法以来，联邦政府以州为牺牲而加强了自己。同一趋势也曾存在于
1871年至1918年间的德意志。即使是一个世界性的联邦政府，如果它为了成员脱离联
邦的问题而卷入内战（这是很可能发生的），那么，战争如果获胜，它比各成员国政
府一定会无限的强大起来。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联邦制的功效是有很明确的限度的
；不过在限度之内，它还是值得企求的，也是重要的。
在现代世界上，辽阔的管辖区域，似乎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了；的确，为了某些最
重要的目的，尤其是和平与战争，只有全世界才是一个够大的区域。对于大区域的一
些精神上的缺点（特别是普通选民的无能为力的意识以及对于大多数争论问题的无知
），必须加以承认并尽量减少。减少的办法，部分就像上面所提出的，设置代表各种
利益的组织，部分是采用联邦或地方分权的办法。个人必须有所服从是社会组织不断
增强的必然结果。但是假如战争的危险消除了，地方性的问题就将重新居于首要地位
，并且人们的政治兴趣将比现在大大的集中到他们既熟悉又能说出有分量的话来的那
些问题上去。正是由于害怕战争（这一点甚于其他一切原因），人们才不得不注意一
些远方的国家和本国政府的对外活动。
在施行民主政治的地方，设法保护个人和少数党派、少数民族等，使之不受暴虐
仍然是必要的。这既因暴虐本身是要不得的，也因暴虐很可能引起秩序的破坏。孟德
斯鸠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主张，英国人对于制衡原则的传统信任，边沁的
政治学说以及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全套理论，其目的都在于防止专横的行使权力。但
是这些方法终于被认为是与效率相矛盾的了。从前，立法和行政不能取得一致的时候
，结果就出现非常麻烦的僵局；如今在英国，这两种权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在内
阁里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效率得到了保证。十八、十九世纪防止专横使用权力的那些
方法，已不复适合我们的情况，而现在所有的一些新方法又还不曾有很大的效果。为
了保障各种形式的自由以及为了及时批评越权的官员、警察、地方首长和法官，就必
须有各种社团的存在。此外，在每一个重要的公共事务部门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政治
均势。例如，警察和空军人员的见解往往比一般普通百姓反动得多，这一事实就是对
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
在每一个民主国家中，如果只想给予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明确规定的职能，而不加
抑制，那么，个人或团体就很可能取得非常不良的独立权力。这在警察部门尤其确实
。欧内斯特·杰罗姆·霍普金斯在其《我们的不法警察》一书中，叙述了在美国由于
对警察监督不严而引起的各种弊害。问题的中心是：警察凭他所作的有助于给犯人定
罪的行动而得到提升；法院凭口供定罪；因此个别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对被捕者实
行刑讯，已知道他们招供为止。这种弊病在各国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印度极
为严重。在中世纪天主教的宗 滩门兴 里，刑讯也是为了逼取口供。在旧中国，对嫌
疑犯施行拷问是常事，因为仁慈的皇帝下过诏书，除根据口供外，不得给任何人定罪
。为了抑制警察权力，一个重要办法是在任何情况下一概不许以口供作为犯罪的证据
。
这样的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一切国家的警察制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
假定上：对于嫌疑犯，搜集于他不利的证据是公益的事情，而搜集于他有利的证据是
他自己的事情。人们常说，开释无辜比处分罪犯更为重要，但不论在什么地方，警察
的责任总是搜求犯罪的证据，而不是搜求无辜的证据。假设你被诬告犯了杀人罪，并
且真正是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国家就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寻找能够充当于你不
利的证人，并用最有能力的律师来使陪审团的心里产生对你不利的成见。同时你必须
自己花钱搜集证据来证明你的无辜，没有公共组织会给你帮助。如果你申报贫穷，会
分派给你一个辩护人，但他很可能不像检察官那样有能力。如果你获得开释，你就只
能依靠电影和星期报刊才能免于破产，但不幸的是你多办班是要按冤枉判罪的。
如要保护守法的公民免遭警察不公正的迫害，就必须有两套警察和两个警察厅。
一套警察像现在一样职在证明犯罪，另一套警察则职在证明无辜；除检察官之外，还
必须有一种公设辩护人，在法律地位上和检察官同等重要。这种办法已经施行，开释
无辜显然就不次于处分罪犯之为有关公益的事了。对于特定的犯罪，就是以检举为职
责的警察在行使“职权”上的犯罪，以辩护为职责的警察还应负起检举责任。只有这
种办法，而没有其他办法（就我之所见）能减轻现时警察的压迫势力。
II
现在我来研究为专横的权力缩减至最小程度所需要的经济条件。这个问题很重要
，一则它本身具有重要性，再则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混乱思想。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虽然解决了我们问题的一部分，但没有全部解决。马克思指
出，经济权保持为君主的或寡头的权力，仅凭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权力平等的。
由此得出，经济权必须由国家掌握。，而这个国家又必须是民主的。现今自命为马克
思信徒的人，只遵守了他的学说的一半，而把国家应该民主的要求抛弃了。这样，他
们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在寡头政治集团之手，结果，这样的寡头政治集团比
以前任何一种寡头政治集团更有权力、更能施行暴政。
旧式的民主主义和新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旨在节制权力。前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
它仅仅是政治的，后者之所以失败，则因为它仅仅是经济的。不把二者结合起来，问
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赞成土地和大型经济组织归国家所有的论点，部分是技术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
。特别强调技术论点的人除了费边社以外，并不很多；在美国当联系到田纳西流域管
理局这类事情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强调过的。然而这类论点很有力量（特别是涉
及电力或水力问题的时候），竟使保守党政府都采取一些从技术观点看是社会主义的
措施。我们已经知道，作为近代技术的结果，各种组织是怎样成长、合并以及扩大它
们的范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要么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责任，要么必须
让出一部分权力给那些强大的足以抗拒或操纵国家的私人大企业。国家对这样的企业
如未取得支配权，就成为这些企业的傀儡，而这些企业就成了真正的国家。在具备现
代技术的任何地方，经济权与政治权好歹要设法统一起来。这种倾向于统一的运动具
有不可抵抗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性质，马克思把这一性质归属于他所预言的那种
发展。但是它和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所收的损害并没有关系。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目的在于增进工业工资劳动者的利益；它在技术
上的优点是相对不甚显著的。社会主义认为私人资本家的经济权力是他能够压迫工资
劳动者，而工资劳动者既然不像从前手工业者那样各自享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那么
解放他们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全体工人的集体所有制。它认为如果没收私人资本，就
可由全体工人组成国家；结果，经济权力的问题就能通过国有土地和国有资本的办法
获得完全解决。，并且认为没有其他办法。这是节制经济权力的一个建议，因此属于
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
在考查这种论点之前，我想明确的说，如果这种主张能有充分的防治毛病的办法
并把内容在加以充实，那么，它是不能反对的。相反的，如果不能这样，我就认为它
是很危险的，很可能把那些想在经济压迫下求得解放的人引上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使他们于无意之中造成一个既是经济上的又是政治上的新暴政，比以前任何时代的暴
政都更猛烈，更可怕。
首先，“所有权”，和“管理权”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假如一条铁路是国有
的，而国家又被认为是公民的全体；这一情况并不保证每个普通公民都有管理铁路的
权力。让我们回忆一下伯利与米恩斯关于美国大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所作的论述。
他们指出：在大多数的这类美国公司里，全体董事的股份和起来通常也不过占全部股
份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但事实上他们掌握全部管理权：
“在选举董事会的过程中，股东通常只有在下列三种办法中则一而行。他可以放
弃投票权；他也可以出席年会并按照他的股权亲自投票；他还可以签署一张委托书将
他的投票权委托给公司董事会所选派的某些人即代理委员会行使。一个股东除非保有
大量股票，否则他亲自参加投票在大会上只起极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事实既
是这样，他就只剩两个办法可供选择，一是根本不投票，另一是他的投票权让给他无
权加以管理也未曾参与其选派的人。无论选择上面所说的哪种办法，他都不能行使任
何程度的管理权。说得更恰当些，管理权往往操之于选派代理委员会的那股人手里.
.....既然代理委员会是本届董事会任命的，因此董事会在实际上能支配他们自己的
继任人。”
应该注意上面所描写的这种自己无可奈何的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本家。他们
对于公司享有合法的权利。假如运气好的话，这种权力可以使他们得到一定的进款。
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公司的部分所有人。但由于他们没有管理权，他们的进款往
往是靠不住的。1896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有很多铁路公司破产，我大为
惊讶。经过了解，我发现并非由于董事无能，而是由于他们耍一种手段：这些董事用
各种办法把普通股东的投资转移到对他们有巨大利益的其他公司里去了。这是一个很
露骨的办法。现在事情虽然做得比较端正些，但原则还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大公司
里，管理权必然不像所有权那样分散，这样做所带来的好处，开头虽是行政策略性的
，但能成为无限财富的源泉。低声下气的股东们是能够有礼貌的并且合法的加以掠夺
的；唯一的限度是，股东们不可以有那种使他们把将来的储蓄保存在长袜里的惨痛经
验。
当国家取公司的地位而代之的时候，情形也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之处。既然一般股
东之无可奈何是由于公司组织庞大的缘故，那么，一般公民对于国家就更为无可奈何
了。一艘军舰诚然是公共的财富，但如果你根据这个理由就想行使所有主的权利，那
就立即有人来使你不敢越轨。当然，你也有报复的办法，那就是在下届大选中，你可
以投主张缩减海军预算的候选人的票（如果你能找到这样一个候选人的话）；或者你
还可以在报刊上写文章正告水兵们应该对观光的人更有礼貌些。但超过这些，你就什
么也不能做了。
但是有人说，这条军舰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如果属于工人的国家，那就一切
都会不同了。在我看来，这一见解表明此人没有理解现今的经济权力是管理权力的问
题，而不是所有权的问题。比如说，美国钢铁公司被美国政府接收，它仍然要由人管
理；这些管理人员可能就是现在管理它的原版人马，也可能改为具备类似能力与类似
见地的另外一些人。现在他们用来对待股东的态度，到那时就会拿来对待公民了。诚
然，他们会服从政府，但是除非政府是民主的并且是对舆论反应迅速的，否则，政府
的观点和管理人员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权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保存着许多属于上一世纪四十
年代的思想方法，依然把企业看成是属于个人资本家的东西，而没有从所有权与管理
权的分立中吸取教训。重要的认识掌握经济管理权的人，而不是享有一点儿所有权名
义的人。英国首相并不享有唐宁街十号官邸的所有权，英国的注脚们也不享有他们官
邸的所有权；但如根据这一点就认为他们在居住方面不必一般工资劳动者好，那就未
免荒谬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之下，如果它是不民主的，掌握经济管理权的人尽
管没有任何所有权，却能居住壮丽的官邸，乘坐最漂亮的汽车，享有王侯般的娱乐津
贴，用公费于官员假日游乐地度假，等等，等等。为什么这般人一定会比现在当权的
人更关心寻常的工人呢？除非寻常的工人能剥夺这般人的地位，此外是没有关心的理
由的。再者，小投资人在现时大公司里的从属地位也说明管理人员压制民主是如何容
易，即使“民主”是资本家们组成的。
因此，如果要使国家对于经济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一般公
民，那民主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还须是有实效的。获得有实效的民主，在以后将比
现在更加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官吏阶级，如果不加严密的监督，将把现今政府的以
及工业和金融管理人的各种权利集于一身。另一方面是由于现在鼓动反抗政府的一切
手段都将由政府亲自办理，它将成为大会堂、报纸以及宣传的其他一切必要设备的唯
一所有人。
因此，把一切大型工业和金融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归于公众所有，虽然是节制权
利的一种必要的条件，但远不是充分的条件。它需要有比过去有过的任何纯粹政治民
主更彻底、更能周密防止官吏专横、并为宣传自由更有审慎规定的民主以为补充。
脱离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危险性是很大的，这已由苏联国内的事态发展所证
实了。有些人以信仰宗教的态度来信仰俄国；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审查一下证明在俄
国一切都不令人满意的证据都是不虔敬的。但是狂热者中的过来人所提供的证据，对
于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理智的人却愈来愈有说服力量。我们在以前各章所提过的来自历
史和心理方面的一些论证已经表明了期望不负责任的权力变成善良该是如何的轻率。
关于权力，实际发生的情况，已经由尤金·莱昂斯归纳在下面的一段话里：
“达于极端的专制主义意味着在一个垄断一切生活手段与意见表达手段、工作与
娱乐、报酬与处罚的国家里，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大小独裁者。集权的专制统治，
必须通过一个被授权的‘人的机器’以发生作用。这个‘人的机器’就是一个等级官
僚制度的金字塔。每一级的人对上级卑躬屈节，对下一级则傲慢专横。除非有控制每
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上帝选定的神圣的国王）的真正民主管理这种制动器和严格守
法这种矫正仪，权力机器总是要变成压迫机器的。在只有一个雇主（国家）的地方，
一个人如果要在经济上获得生存，首先应该服从一条法则，那就是温顺。如果同一官
僚集团掌握着秘密逮捕与秘密惩罚、剥夺公权、雇用与解雇以及派定配给供应物的项
目与居住面积等一系列吓人的权力，那么，只有低能儿或对殉难有反常爱好的人，才
不对他们叩头。”
在权力集中于一个组织——国家的情况下，如要避免产生极端专断的流弊，就必
须把那个组织里面的权力广泛的分散开，并使下级组织享有大量的自治权。如果没有
民主、没有地方分权、不取消法外出发，那么，经济权与政治权的统一只会是一个新
的、骇人听闻的暴政工具。在俄国，集体农庄的农民如果拿了他亲自生产的粮食的一
部分，就要受死刑的处分。制定这条法律的时候，正是成百万的农民由于饥荒而死于
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的时候；对于当时的饥荒，政府却有考虑地没使它有所减轻。
III
现在我再讲节制权力的宣传条件。显然，公开的诉苦必须是许可的；宣传鼓动只
要不唆使人们违反法律，必须是自由的；对于越权或滥用权力的官吏，必须有弹劾的
方法。今天的政府不能靠威吓、选民登记的舞弊以及任何类似的方法，来保持自己永
久的地位。对于显要人物的任何有根据的批评，都不应加以处罚，无论处罚是官方的
或非官方的。这一切，在现今民主国家中，很多已通过政党政治而实现了。政党政治
是当政的政治家们变成几乎全国半数人口敌对批评的对象了。这就使他们不可能犯在
其他情况下容易犯的许多罪行。
上述的一切，当经济权垄断在国家受理而不归资本家掌握的时候，更加重要，因
为国家手里的权力总是要大大扩张的。以公用事业中的女雇员这一具体事件为例。她
们目前有不满情绪，因为她们的工资率比男子低。她们有很多合法的方法可以用来发
表她们不满的意见。如果为了使用这些方法而竟对她们施加处罚，那是不妥当的。实
行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做这样的假定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现
在用以反对不平等现象的各种鼓动手段，除非明文规定，否则都是要消灭的。报纸和
印刷厂都要属于政府，只会刊印政府规定的东西。我们能设想政府会刊印攻击他自己
的政策的东西吗？如果不能这样设想，印刷品就不会是政治鼓动手段了。公开集会同
样是困难的，因为会场也是政府所有的。因此，除非在保障政治自由这方面有详尽的
规定，不满的情绪是没有方法发表的，而且政府一旦选出之后，就会像希特勒那样全
能，在任期末尾还能很容易为自己的连续当选做好安排。民主政治将名存实亡，其真
实性一点也不会多于罗马帝国时代苟 硬写 的共和制度。
如果认为不负责任的权力只是因为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能奇迹似的免除
过去一切专制权力的不良性质，这不过是幼稚的小儿心理：坏君主被好君主赶跑了，
什么都好了。如果一个君主是值得信任的，那不是因为他“好”，而是因为“坏”是
违背他的利益的。保证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使权力成为无害的；但是如果让我们认为
的“好”人变成不负责任的专制君主，那就不能使权力成为无害的了。
英国广播公司是国立的机构，它表明宣传自由和政府垄断结合在一起时什么是可
能做到的。必须承认，在发生总罢工之类的事时，它不再是不偏不倚的；但在平时，
它还是尽可能的比例于人数而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关于租借
开会会场以及印行争辩性文章，也应有类似的安排，以求公平无私。这样做也许是可
取的：没有代表不同观点的不同报纸，而只有一种报纸，以不同的版面分配给不同的
政党。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读者看到一切不同的意见，使他们易于减少思想上的片面性
，不至于像现在从报纸上永远看不到自己所不同意的东西的人。
在某些领域中，例如艺术、科学以及（公众秩序所许可的）政党政治，一致性是
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取的。这些是竞争的合法范围，群众的感情在这些问题上应该
容忍各种分歧的见解，不要暴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民主政治如果要成功与持久，
就需要容忍的精神，而不需要太多的憎恨和对暴力太多的爱好。说到这一问题，我们
就应研究一下节制权力所要求的心理条件。
IV
节制权力所需要的心理条件，在某些方面是最困难的。就权力的心理学来说，我
们知道恐惧、忿怒以及各种猛烈的集体激动情绪往往是人们盲从一个领袖，而这个领
袖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使自己成为暴君。因此，假如要维护民主政
治，那就要消除造成群情激动的情况，同时也要进行教育，使全体居民不容易产生这
种情绪，这都是重要的。在凶恶的教条主义得势的地方，任何为人们所不同意的意见
，都易于引起和平的破坏。学童们往往苛待一个意见有些特别的儿童，而许多成年人
并未超过学童的心理年龄。大家都有恢宏大度的情感，再带有些微怀疑主义的色彩，
这就可使社会合作减少许多困难，并且相应地使自由更可能实现。
复兴运动者的狂热（例如纳粹党人的狂热）通过它所激发起来的干劲和明显的自
行克己的精神，引起很多人的赞扬。集体的激动情绪引致不顾痛苦甚至不顾死亡，这
在历史上并非罕见。在它存在的地方，是不可能有自由的。对于狂热的人，只能制之
以强力；狂热的人不受限制，他们就会用强力来反对别人。我想起1920年在北京所遇
到的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说得完全有道理：“如果我们不杀
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一方有这样的心情，当然就会引起另一方也有这样的心情
，结果就要斗争到底，而在斗争过程中，一切都要服从于争取胜利。在斗争期中，政
府为了军事上的原因，取得专制权力；在斗争结束以后，如果政府是胜利的一方，它
将利用它的权力，首先肃清敌人的残余势力，然后继续保持它的独裁权力，对它自己
的拥护者施行独裁。其结果与狂热者原有的奋斗目标完全是两回事。狂热倒能取得某
些成就，可是几乎从未实现它所企求的东西。赞美集体狂热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表
现，因为它的结果是残暴、战争、死亡、和奴役。
战争是专制政治的主要助长者，并且也是一个极大的障碍，阻止人们建立一种制
度以尽量避免掌权而不负责任。因此，防止战争是我们问题的一个主要部分——我应
该说是最主要的部分。我相信，如果世界一旦从战争的恐怖中解放出来，那么，不管
在什么政体或经济制度之下，总有一天会找出办法来制止统治者的暴虐。另一方面，
一切战争，特别是现代的战争，全都助长独裁的势力，因为战争迫使懦夫追求一个领
袖，并使社会上的胆大之徒结成一伙。
战争的危险引起某种群众心理，再有这种心理的地方，它又反过来增加战争的危
险，像增加专制政治的可能性一样。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要什么样的教育，以使社会
最不容易发生集体的歇斯底里并且最能有效的实行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如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广大人民普遍具有乍看起来似乎是背道而驰的
两种品质。一方面，人们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心和诚意以坚持他们自己的见解；必
须有许多人参加的见解相反的政治宣传。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愿意服从那些反
对他们的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做不到：也许人们服从过甚
，以致跟着一个精力盛旺的领袖走上独裁的道路；也许各政党过于固执己见，以致使
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应起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第一，关于性格和情绪方
面；第二，关于教学方面。现在从第一个谈起。
如果要使民主有实行的可能，全体居民必须尽可能消除憎恨心和破坏性，并且还
要消除恐惧与奴性。这些情感可能由政治或经济环境造成，但我所要研究的乃是教育
在这个问题上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
有些家长和学校一开始就企图教儿童绝对服从，这把孩子们不是造就成奴才，就
是造就成叛逆，几乎是必然的；而这两者都是民主国家所不需要的。关于严格的纪律
教育的影响问题，我所抱的见解正是欧洲一切独裁者的见解。在大战后，几乎欧洲一
切国家都出现了许多实行自由制度的学校，其中既无太多的纪律，也无太多的尊师礼
节。但是军事独裁国家，包括苏维埃共和国在内，一个接一个的禁止了学校中的一切
自由，恢复了老一套训导办法，并把教师看成为元首或领袖的缩影。我们可以推断，
一切独裁者都认为学校中某种程度的自由是实行民主的专门训练，而学校中的独裁则
是国家实行独裁的天然前奏。
民主国家中的每个男人和女人，既不应是奴才，也不应是叛逆，而只应是公民，
即只应是不但自己有而且也容许别人有适量但并不过多的统治心理的人。在没有民主
的地方，统治心理就是主人对待靠他供养的人的那种心理；而在有民主的地方，这种
心理就是平等合作的心理。在平等合作中，一个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不得超过
某种限度。
这就使我们接触到许多民主主义者的烦恼的根源，那就是称为“主义”的那种东
西。对于大多数有关主义、自我牺牲以及英勇献身事业等等言论，我们都应该多少以
怀疑的态度来仔细想想。只要稍有一点心理分析，常常可以看出这些美妙词语所包含
的实在是完全是不同的事情，例如自鸣得意、仇恨或要求复仇，这些都被当作高尚的
理想主义形式而理想化、集体化和人格化了。一个好战的爱国者愿意或甚至迫切希望
为他的国家而战，但我们仍有理由怀疑他有一定程度的嗜杀性。仁慈的人民，即在儿
童时代受过仁慈待遇、杨成愉快心情、在青年时代又觉得世界是亲善场所的人民，是
不会发展那种意味着联合起来大量屠杀人民的特殊种类的理想主义叫做爱国主义或者
阶级斗争等等的。我认为儿童时代的不幸会加强一个人对残暴形式的理想主义的倾向
；如果早年教育在感情上是正确的话，这种倾向是可以减弱的。狂热是部分属于感情
、部分属于理智的一个缺点；必须用养成人们仁慈心情的那种幸福和养成人们科学思
想习惯的那种理智来和这一缺点作斗争。
保证民主政治成功所需要的实际生活中的气质，正是理智生活中的科学气质。它
是怀疑主义和教条主义之间的中途客舍。它认为真理不是完全可以获得的，也不是完
全不可获得的；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获得的，而这必须经过一番困难。
现代式的独裁政治总是与某种信条联系在一起的：或是希特勒的信条，或是墨索
里尼的信条，或是斯大林的信条。在任何实行独裁政治的地方，总要趁年轻人能独立
思考之前，把一套信念灌输到他们的脑子里去。这些信念的贯注是经常而持久的，为
的是希望年轻人以后永远不能摆脱早年所受的教育的催眠影响。灌输这些信念，并不
靠提出任何理由来假定它们是真实的，而是依靠鹦鹉学舌式的重复述说以及群众的歇
斯底里和煽动。当有两个对立的信条都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灌输的时候，结果不是产生
两个能进行讨论的政党，而是产生两支敌对的军队。每个着了迷的机械式的人，都认
为凡是最神圣的东西都和他这一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而凡是表现在对方身上的东西
都是最可恶的东西。这些自我盲信的派系不可能做在国会里商讨说：“让我们来看看
究竟哪一方得到多数的赞同。”他们认为这样做太平凡了，因为他们的每一方都认为
自己是在为一种神圣事业而挺身奋斗。如果要防止独裁发生，那就必须避免这种教条
主义，避免的方法，应当列入教育内容的一个主要部分。
如果我有权执掌教育，我一定要让学生听到各党派关于每个时事问题的热烈而雄
辩的演说，这些人应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学校讲话。教师随后应请学生总结各篇演
说的论点，并且要婉转的向学生暗示：雄辩和坚实的论据是成反比例的。不为雄辩所
迷，对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广告家借其制造不合理的信念的手法给别人带了路。现代宣传家又从广告家那里
学到了这一套本领。教育应该规划成能够抵消未受教育的人生来就有的轻信和怀疑：
前者是信任没有理由的强调言论，后者是对于不曾被强调的言论，即使有十足的理由
也不相信。我要从幼儿园开始这种教育——那两种糖果让孩子们选择：一种很好吃，
但用冷静而正确的话介绍它的成分；另一种很难吃，但用第一流宣传家的全副本领来
做介绍。稍后不久，我要在让他们在两个地方种选择一个来过乡村假日：其中美丽的
地方用普通地图作介绍，而不好的地方用华丽的广告图作介绍。
讲授历史也应以类似的精神来指导。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以极有学识
的姿态辩护某些见解：巫术是真的，奴隶制是仁慈的等等，现在没有一个人再做这样
的主张了。我要让年轻人知道这些能言善辩的人，并让他们同时意识到这些人的辩才
和谬见。然后我将逐渐转移到时事问题上去。作为他们历史课上的最后一口美味，我
要给他们先读一段关于西班牙问题（或随便哪一个当时最有争论的问题）的《每日邮
报》的评述，然后再读一段《工人日报》的评述；最后再要求他们推断出事情的真相
。毫无疑问，对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从读报中找出事实真相的本
领更为有用了。为了这个目的，把大战紧急时期报纸上的报道和以后的官方记载加以
比较是可以受到教益的。并且当你的学生震惊于战争的歇斯底里的狂热（为战时的报
纸所披露的）而认为不可置信的时候，你就应当警告他们全体人。除非他们很注意培
养自己不偏不倚和审慎将事的判断力，否则他们一接触到政府煽动恐怖和刺激战争，
一夜之间就会陷入类似的狂热中。
不过，我并不愿意提 粹消极的感� 状态；我并不主张把一切强烈的感� 都解
释为破坏性的。我主张消极态度，仅仅是针对作为集体歇斯底里的基础的那些感情而
言的，因为助长战争和独裁的，正是集体的歇斯底里。但智慧并不仅仅是理智的：理
智可以领导和指挥但不产生引起行动的力量。力量必须从感情产生。能产生可取的社
会效果的感情，并不像仇恨、忿怒、恐惧这类感情那么容易产生。培养这些感情，要
多多的靠早期的儿童时代；也要多多的靠经济环境。不过在寻常的教育进程中，我们
仍然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提供较好的感情赖以成长的养料，并促使人类生活借以具有
价值的事物实现出来。
在过去，这一点曾经是宗教的目的之一。不过基督教会还有过其它目的，他们的
教义基础还引起一些争论。对某些人，传统的宗教已经不起作用；但为一般人，还有
另外的办法。有些人在音乐方面，有些人在诗歌方面，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
另外一些人，天文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当我们细想星际宇宙之浩大和悠久的时候，在
地球这一微不足道的行星上所发生的争论就失去了几分重要意义，我们在争辩中所用
的尖刻语言，就似乎有点可笑。当我们被这种消极的情绪所解放的时候，通过音乐或
诗歌，通过历史或科学，通过美感或通过痛苦，我们就更能充分地领会人类生活里真
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个人，而不是发生在战场上或政治斗争中的东西，也不是发生在群
众像一个由外力强行规定的目标有组织的进军中的东西。社会的有组织的生活是需要
的，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结构，而不是它本身是什么值得宝贵的东西。人类生活中最
有价值的东西和一切伟大宗教家所曾说过的东西是更相近似的。信奉总体国家说的人
主张我们最高尚的活动都是集体活动，而我却主张我们大家通过不同的道路到达我们
最佳的境地，而且我主张群众的情绪一致性只能出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与极权国家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别。前者认为国家的福利
最后寄托在个人福利上，而后者则认为国家是目的，个人仅是国家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其福利应该服从一个神秘的整体，这个整体其实是统治者利益的一件外衣。古代罗
马有一点国家崇拜主义，可是基督教跟皇帝斗争，并且最后获得胜利。自由主义，在
评价个人方面，继承基督教的传统；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则在恢复基督教以前的某
些主义。崇拜国家的人自始就认为教育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例如费希特的《对德国国
民的演说》就表现了这一点。演说谈到了教育。费希特的愿望表达在下面的一段话里
：
“假如一个人竟然这样说：‘教育把正当的东西指给学生，并竭力对学生推荐。
不管谁，怎么还能向教育提出比这更多的要求呢？学生接受不接受推荐，那是他自己
的事情。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错误。学生有自由意志，是教育所不能剥夺的
。’为了把我所想象的教育的特点说的更鲜明，我应该回答，以前教育所犯的第一个
错误以及所以明确的承认它之无能和空洞，正是由于承认了和依赖了学生的自由意志
。教育既然承认在它起了最大的作用之后意志仍然是自由的，也就是仍然动摇在在善
恶两者之间，那么，它就是承认它不能，也不像塑造意志，或者说，由于意志是人的
要紧的根本，从而也不改造人；它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与此相反，新教育则必须
在自己的领域里彻底消灭意志自由。”
费希特希望创造“好”人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好”人本身比“坏”人好，他的
理由是：“德意志民族只有依靠这样的人（好人）才能存在下去；如果依靠坏人，它
必定要与外国合并。”
这一切可以说跟自由主义教育家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正好相反。自由主义教育家决
不“消灭意志自由”，而要加强个人的判断力；他将尽其所能地把追求知识的科学态
度灌输给学生；他将尽力使新年成为试验性质的，对证据反应迅速的；他在学生面前
将不装成无所不知的样子，也不借口追求什么绝对的善来向爱好权力的心理表示投降
与让步。爱好权力，对教育家来说，和对政治家一样，是主要的危险；凡是可以委以
教育责职的人，必须从学生本身的利益出发来关心学生，而不是把他们看作仅仅是某
种主义的宣传大军潜在的士兵。费希特及继承他的理想的那些有势力的人看到孩子的
时候，就想：“这些都是我所能使用的原料，我能教导他们像机器那样的动作以促进
我的目的的实现；他们的生活中的乐趣、自发性、好玩的冲动以及为了发自内心而不
是由外力所加的目的而生活的愿望等等，目前一时不免阻碍我的意图的实现，但过了
我要规定的在学年限以后，这一切都将归于熄灭；幻想、想象、艺术、思维能力，都
将为服从精神所毁灭；乐趣的熄灭所引起的对于狂热的感受性；最后，我将看到我的
这些人类原料将如采石场上的石头或煤矿中的煤炭那样易于摆布。在我要领导他们参
加的战争中，有些人会死亡，也有些人将继续生存；死的要耀武扬威的死，像英雄一
样，活的要带着我的学校已经使他们习惯了的奴隶心理状态，依靠做我的奴隶而活下
去。”在任何一个对青年有天然感情的人看来，这一切是可怕的；正如我们教导儿童
要尽可能避免为汽车所伤害一样，也应该教导他们避免为残酷的狂热所摧残。为要达
到这一目的，我们应当尽力培养独立思考。这种思考要带一点怀疑态度并且要完全是
科学的，此外还要尽可能的保持健康的儿童对于生活生来就有的那种本能的乐趣。自
由人应受的教育的任务是：世人对于统治权以外的其他事物的价值所有理解；帮助人
创造自由社会中的聪明博学的批评；并且通过公民权和个人创造自由两者的结合，使
人能让人类生活发出光彩，而这种光彩已有少数人表明是能够发出来的。
--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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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
做一个幸福的人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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