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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oat (——★船儿★——),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信仰 2
发信站: 听涛站 (Tue Feb  6 18:33:59 2001), 转信


　　任不寐：为什么提出信仰和忏悔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完全沉思默想或
求真的结果。不可否认，我们的时代出现了精神危机。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呢?整个民族精神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实用理性
或我说的灾民理性，另一方面是并不理性的学术理性。这是两个世界的对话，而
这两个世界都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前者因此丧失了任何精神品质，成为一种动
物哲学。后者或者回归偶像崇拜（新左派），或者出现精神上的自我矮化。
　　我这里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主要谈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精神缺陷。
　　90年代以来，我日益被一种忧郁或恐惧深深地伤害着。我担心，我们时代的
精神状况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了：我们这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民族良知的知
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经过９０年代整整１０年的演变，已经从“跪着造反”（列
宁）之屈辱、之被迫，转化为“能够跪着造反”之“成熟”、之荣光了。
　　经济自由化政策为精神自由之成长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不规则的空间，于是跋
涉过“算账季节”的垂死的思想重新开始滋长，但它必须在给定的“圈内”成长
，成为“病梅”。我所忧惧者有二：第一、混有“官话”的真话客观上被为真话
本身，“病梅”看久了就成了自然，相对真理变为绝对真理。这样一来，一个民
族的道德和理性的高度都会受到制约，在道德和理性上有残疾的人被看作是正常
的人，乃至成为“照亮前途的灯火”。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警惕“戈倍尔悖
论”（戈倍尔曾说过：混有部分真相的宣传比彻底说谎更有效力），我用这个词
来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混有部分真相的谎言比彻底的谎言更可怕，那么，
混有部分谎言的真相可能同样是可怕的，尽管二者的动机完全不同。第二、由于
人类精神的有限性，“跪着的英雄”可能会在葡伏着的群族中想象自己是站着的
英雄，时间一长，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可能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
体中毒”现象。这种状况事实上近年经常发作，比如，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
表现出来：他们将真正站立着倒下的英雄们视为“不成熟”、“不理性”、“不
学术”、“不人性”、“不生活”而加以嘲弄，这种毫无是非意识、只有利害观
念的态度，如果不是为了转化内部良知的追问，可能就是真忘记了自己是跪着的
了。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种精神残疾内化为道德残疾的精神危机，一
种对矮化了的精神世界的习惯。易言之，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小于一”（梅尼日
科夫斯基）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任何自由都不断投置石块的政治实用主义旷
野上，我们不得不为这残疾的自由而努力；而在不断保卫矮化了的精神的同时，
不可能意识到精神矮化本身，而被视为在保卫神圣本身。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于
是陷入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自由的残疾，一方面是残疾的自由。或者，一方面
是道德耻辱，一方面是受难英雄。或者，一方面跪着呐喊，一方面却“天真无罪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天真过就成熟了，还没有追求过就放弃了
，并陶醉与这种伪成熟和真放弃。比更差的好，而不是比更好的差，比更假的真
，而不是比更真的假，这种“灾民理性”成为真理、成为自我评价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也想谈一谈９０年代著名的“《南方周末》现象”，尽管我所说的上
述“精神矮化”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和高等院校中尤其突出。我知道，就此
问题讨论“《南方周末》现象”可能要冒极大的道义上的风险。因为，我和大多
数人都理解这份报纸在９０年代对我们的意义，我曾经这样评价过她：《南方周
末》是９０年代的安慰。是的，我们对她应该充满感谢之情。不仅如此，那里的
编辑和记者有我非常敬重的朋友。但是，仅仅出于“学术理性”的目的，我愿冒
这样一种风险（尽管现在我也不确信，我是否应该发表此文，尽管我相信那里的
朋友肯定理解我究竟想说什么）。我之所以把“《南方周末》”称为一种“现象
”，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视野下提出来的。无论如何，《南方周末
》属于“圈内作业”。我希望我们在向《南方周末》致敬的同时，永远要记住这
一点，而记住这一点，才能记住我们的耻辱，看清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道德状
况在人类精神谱系上真实的位置。"因为我们是记者"，但结论应该是：“所以我
们很耻辱”，而不是“所以我们很神圣”。沈昌文先生说的很好：“我得承认，
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
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
。所以，对于《读书》工作的这些年，许多事没有按着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
（《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版“回忆〈读书〉”）我倒不是鼓励编辑
朋友去冒风险，何况我自己更加怯懦，而是希望当我们自诩“我们是ＸＸ”时，
能象沈昌文老先生一样持有一种忏悔的姿态。
　　这就是我提出“忏悔理性”的主要根据。精神矮化是被迫的，但比彻底丧失
精神要值得庆幸得多；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同时记住这种矮化，在神
气活现的时候、在要承担民族良知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怀有一颗忏悔之心
。我们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的确像差太远了。我们甚至连最基本的道德
常识都无法坚守。２０年来，几件简单的是非事件我们不敢置一词，１９９９年
，那么简单的善恶问题我们沉默着，甚至不同程度地成为同谋，我们还有什么资
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呢？是的，“基本启蒙”是重要的、“首先是
存在”是重要的，这些道理我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还要记住，仅仅是“基
本启蒙”是有限的，仅仅是“存在”是耻辱的。“耻辱地存在”，或“忏悔地存
在“，这是克服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唯一的道路，由此我们可能拒绝遗忘，使未
来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上。
　　评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拎着自己的头皮离开这个时代
。我知道自己是耻辱结构上的一部分，是一个“小于一”的精神实体。小于一而
自认大于一这种虚妄意识，来自人性上的有限性。比如，我每次都为自己能在传
统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感到兴奋，开始还有一点内疚，久之就完全成为荣耀。对
我来讲，我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乞丐式的自由，而不完全是自由本身。我甚至把
这种有限自由同那些不能有限自由或拒绝有限自由的人相比较，从而陷入一种虚
荣之中。事实上，每次被允许“跪着言说”，不过意味着一次耻辱。我倒不是完
全主张知识界拒绝向任何传统媒体投稿，因为我已经说了，有限自由的存在毕竟
比毫无自由的存在要好的多，我的观点侧重在这里：我仅仅意识到了“自由”却
忘记了“有限”。
　　我，一个精神残疾的人，无权提出如此令人反感的结论性的意见。仅仅是为
了面对自己的耻辱，我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端。我在此也向万能的主祈祷，祈祷主
赐我更多的勇气，以使我能早日超越这时代加诸我心的不堪忍受的耻辱，或者早
日停止我不断加诸这个时代的耻辱。
　　我们的境遇、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逼迫”我们为精神自由寻找一种出
路，为我们的忏悔意识寻找最后的根基。而忏悔问题，从常识层面上讲，是一个
道德诚实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信仰问题。
　　余杰：刚才尹振球谈了一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信仰跟民主制度的
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由非民主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我观
察到，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信仰传统深厚的国家，转型相
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而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鲜血。前者
如俄罗斯、东欧诸国，后者如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
的，尽管会有很多曲折。如果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引入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资
源，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转型的痛苦降到最低，转型后的建构也将更加迅速
。
　　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普通公民，也需要有信仰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纪以来，中
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金达中这样的
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我看还是因为信仰问题。没有终极信仰的政治最后
必然会沦落为肮脏的交易和血腥的争斗。我前段时间给《亚洲周刊》写了篇文章
，谈南北韩首脑会晤，并由此谈到金大中的民主理念和政治伦理。金大中刚刚获
得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在于他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还在于
他积极与北方和解。我在阅读他的自传时，有一段特别让我感动。金大中被特务
绑架到公海上，塞到麻袋里，并在其手腕上系上一块三四十公斤的铁砣，准备扔
到大海里。这时，基督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还没有来得及祷告，基督就出现
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金大中心中充溢的不是仇恨、不是绝望，而是基督
和爱。这个情节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引用。我相信，当选总统之后，金大中之所
以要与北方和解，除了民族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满腔的对北方处于
饥饿中的同胞的爱。一个缺乏爱、缺乏信仰的民族，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公正
，无异于建立空中楼阁。
　　摩罗：我觉得中国读书界最需要这种言说，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和平主
义，人道主义。我一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觉得无比兴奋，觉得非常亲切和安慰。
可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
　　任不寐讲信仰跟理性不能处于对立状态，这对中国人有一定的提醒意义。我
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
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
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  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
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
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
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
正因为需要这东西，以后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当中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而
他们对人的有限性，对人的弱点的认知肯定不只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问题，肯定有
一个对人的存在作理性审视的问题。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
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被称为当代圣人
的潘尼卡就认为：是上主从虚无中创造了我们，又在信仰的基础上造就了我们的
理性。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信仰与理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人尽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一种巨大的理性
力量从根本上来审视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剧意味，他们达
不到这样的理性高度来审视。有的人对这些有非常深的体验，比如孔夫子，老是
说没见过有谁像好色那样好仁。他对人性的弱点应该是体验最深的。但是他老是
只能从道德角度批评人性的弱点，并只能从道德角度提出弥补的要求，企图用道
德克服人性的冲动，而不能像异域的圣哲那样从更高的角度来体察人类的有限性
，来悲悯人这个荒谬的存在。尽管他提倡的“仁”是出于对人的爱，但他因为人
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给予谴责，实际上就是还不具备真正的大爱之心。所以，在
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
。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
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

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
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
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
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比如人面对战争，面对整个社会
政治生活，觉得“离乱人不如安宁之犬”，只停留在发发感慨的程度，不能升华
为更高的东西。这种不能上升可以说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觉
得中国两样东西同时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达不到一个我们从西方
典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灾民理性，我觉得真是妙绝了
。
　　我们所面临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个建立理性的问题。在没有理
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这与建立信仰同样艰难，我们必须同时从事建立信仰和建立
理性这两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对我们灵魂的真正的拯救，因为一个健全的灵魂
应该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的整合。没有信仰的人绝对不会有理性。同样，没有理
性的人也绝对不会有信仰。我们今天寻找信仰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从来
缺乏理性。我们今天寻找理性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一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
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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