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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philosophy
标题: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Oct 29 20:40:32 2000), 转信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

汪　晖

　
二战以降，不仅在东西方之间，而且在西方社会内部，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
续进行，其中关键性的论题涉及理论和政策等不同层面：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如
何处理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如何处理计划、调节等经济手段与自由放
任的关系，如何处理贸
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的关系，等等。这些尖锐的论战承续了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所确定的相
关概念，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分歧与其说是理
论性的，毋宁说是政治性的：应该选择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模式限制自由市场的运动
，还是以自由市场瓦解
国家干预，获取更大程度的自由？应该利用国家手段刺激经济发展，还是听任市场进行自
我调节？当前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只有置于上述讨论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并没有
在概念的层次对这些争论进行回应，毋宁是在政策的层面调和两者的意见，以期找到一条
适应当代社会变化的新
道路。

　　自一九八O年代开始，上述论战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在中国知识界和国家决策过程中重
新出现。这一论战发生在国家推动的经济改革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与改革这一体制
、创造新的市场制度构成了这一时代的主要内容。对内，国家通过放权让利、发展企业自
主权，以及私有化的方
式，将市场关系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外，通过外贸体制改革，逐渐地将中国纳
入到以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基金组织主导的全球市场关系之中。在这一背景
条件下，自由市场理论、自由贸易论，以及相应的政治理论迅速流行，构成了对于以计划
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国家经济学的尖锐批判；而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过程中，贫富分化、资本外流、社会不
公、生态危机、失业、腐败等等现象迅速蔓延，社会对于公正和保护（社会福利和保险）
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而在知识的领域重新出现了新的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各不相同的批
判思想。因此，几乎与
判思想。因此，几乎与
一九四O至一九六O年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急切地探讨变
革的方案，产生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理论冲突。当“第三条道路”这一概念传入中国之时
，立刻产生了热诚的呼应，对于那些既不满意于现实、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人来说，有什
么概念比这一“第三种
”许诺更为诱人的呢？

　　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我们思考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卡尔·博兰尼
(Karl Polanyi)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最近十年的中国知识论战中重新登场，他们对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回应方
式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论战提供了一个特殊视野。这两位欧洲作者以历史研究的方式重新
考察十九世纪有关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诸种论题，一方面颠覆了亚当·斯密以降逐渐形成的
有关“自由市场”、“
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神话，另一方面也力图摆脱这一时代日渐盛行的社会主
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模式，质疑论战双方所共享的一些基本前提。这两位作者均把自己的
研究定位为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自觉地与各种各样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规范式的叙述
方式划清界限，从而清
楚地揭示出历史中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如何依赖国家、权力和垄断。资本主义是反
市场的这一论断正是从这一历史研究中产生的结论。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模式作
为社会改造的方案，但却从概念上构成了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调和形式的质疑
。

　　任何一种研究、任何一种视野都不应被夸大成为唯一的或者最为重要的发现，相反，
我们能够做的是将这些新的视野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之中。没有十八、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
学的实践，没有那一时代的思想提供的种种预设，或者，没有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社会主
义的论战，没有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历史思考。
从他们的著作诞生开始，已经有无数的学者从各不相同的方面对他们的历史预设和理论研
究进行探讨和批评，而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也不断引发新的思考和争鸣。事实上，将历史
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基
本动力和过程置于思考的中心，力图从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另类方案，这一
方法论本身已经招致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和误解。某些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批
判性的、叙述性的方法，说不上是理论的研究，无法在规范的层次提供建设性的方案；某
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这
一叙述保留了市场交往的概念，从而无法与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计划区分开来。应该如何
理解这些批评？在这本精心挑选的文选出版之际，我愿意将自己阅读这类著作的片断感想
记录下来，陈述我的看法，供读者参考和批评。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许宝强先生已经就
本书各篇论文的主要观
点作了摘要的分析，我在这里不再重复这些具体观点；第二，我本人不是经济学家，如果
本文在某些方面涉及了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么，我所做的批评不应被理解
为对经济学的否定。这里有特定的语境，而且我也深知一些经济学者正在汲取各种理论的
和历史的资源，突破形
式主义经济学的困难。本文所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重新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
历史方法及其基本结论的思想史意义。

一，实质与形式

1，形式主义经济学与经济体的运动

　　博兰尼和布罗代尔被公认为杰出的经济史家，他们开创的历史视野为弗兰克(Gunde
Frank)、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洛克(Fred Block)、贝罗奇(Paul
Bairoch)、阿尔利吉(Jiovanni
Arrighi)等人所发展。这些学者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尤其是经济
史的方式，从而很少有人将他们视为经济学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历史学家、人文
学者认真研究博兰尼和布罗代尔，并以此作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
学家们却很少有人仔细
地阅读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作品。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学科制度遵
循着一套划分知识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历史著作无法进入科学（经济学）的范畴
却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正由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下述两个问题才能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意义：第一
，如何理解博兰尼和布罗代尔的方法论？这一问题可以替换为另一个听起来有些古怪的或
不言自明的问题，即博兰尼和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第二，为什么现代学科
、特别是以经济学为其
“数学”的社会科学必须采用科学的或规范的形式，从而将历史叙述排除在理论范畴之外
？我在这里将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一定贻笑大方：规范的概念与实证
主义的科学概念如何能够混为一谈？例如，哈耶克、哈贝马斯的理论都是规范性的理论，
但他们对于以实证主义
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给予尖锐批判，难道不是一个基本事实吗？确乎如此。但在我看来，社
会科学的科学形式与规范形式难以截然区分：科学在这里是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它要求
将实际的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或政治过程抽离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多样的历史关系，从而
它与规范式的叙述一样
都是形式主义的理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的与规范的这两个术语并无根本冲突。

　　让我从博兰尼的方法论开始讨论上述两个问题。在《经济：制度化的过程》
(Chapter 7,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ed. George Dalt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p.139-174)和《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的若干章节中（尤其是第1，2， 6章），博兰尼反复地阐释了经济
、市场等范畴的两层相互区别的含义，即实质的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和形式的含
义(formal meaning)。博兰尼说：

　　“经济的实质含义源于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和他的同伴。它是指人与其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之间的互换，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为他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

　　经济的形式含义源于手段－目的(means-ends)关系的逻辑特性，这在‘节俭的’
(economical)或‘节约的’(economizing)这样一些词语中体现得很明显。它指的是这样
一个确定的选择状态，即因为手段不足会造成要在手段的不同使用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我
们把决定手段选择的规则称
们把决定手段选择的规则称
作理性运动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逻辑变量用一个临时的术语来表示，即形式经
济学。”1

　　在这里，博兰尼严格地区分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认为只有后一概念才能用于
对实际的经济过程或经济的经验形式(empirical
economy)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实质性的经济活动绝不是抽象的市场活动，而是被镶嵌在各
种人类生活、各种制度和文化之中的过程，它无法按照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及其规范
运动。此后有些经济史家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区分，例如布洛克说：

　　“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个概念可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当边际主义
者提出关于产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之时，这种思想才得以系统化。
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商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都是在竞争性市场上进行买卖，因此
价格变化将使供求达到
平衡。许许多多交易通过价格机制媒介，达至一般经济均衡，其中所有资源都会按照可能
采取的最有效率的方式得到利用。”2

　　对于经济和市场的形式主义理解为微观经济学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它的核心是以价格
体系作为媒介自动调节供求关系。按布洛克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可能对各不相同的市场如
何促成了宏观经济整体疑惑不解，但他们仍然习惯于在边际主义的框架内解释这些市场。
然而，除非存在着将所
有各种市场连接在一起的完整的网络，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一市场的任何一种均衡
会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效率。这里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困难，但为什么－－正如博兰尼注意
到的那样－－现代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都混同上述两种含义，甚至像韦伯
、帕森斯以及批评过这
一现象的门格均没有认识到区分这两种含义对社会学分析的重要性呢？

　　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如下事实，即经济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重叠建立在一种“偶
然的”发现之上。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曾把价格体系的协调作用看
作是一种偶然被发现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他认为，正是这一偶然发现为现代经济和社会提
供了范式。按照他的理
解，这一自生自发秩序既是历史的，也是非历史的：作为一种对历史关系的偶然发现，它
是历史的（不是个别人的理性制造或设计）；作为一种不能等同于
任何历史的现实关系的自生自发秩序，它是非历史的。3哈耶克将那些经济学家的“科学
模型”斥之为科学主义的谬误，认为这一思想方式可以追溯到欧洲思想中源远流长的理性
主义传统。他的理论的核心在于呼吁人们尊重内在于历史的秩序。这一关于历史的“内在
的”理解从另一层面将
经济或市场的实质含义与形式含义重叠了起来，因为我们实际上找不到一种明确的标准对
此进行区分。博兰尼的解释与此略有相似之处，他认为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所以能
够重  粹出于“逻辑上偶然的情境”?“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种人类
生活的组织形式当中，
选择的规则恰好适用于此。此种经济形态是一种市场定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交易行
为的进行涉及参与者对交易手段的选择，因此这一体系的运作适合于以经济的形式含义为
基础的方法。“一旦这种体系支配了经济体，经济的形式含义和实质含义实际上就会重叠
起来。”4
起来。”4

　　如果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重叠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现象，那么，对于市场价格
的形式主义描述或规范式描述（对于在给定情境中的选择方法的描述）就不能等同于市场
体系的实质过程。哈耶克所以将价格体系视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一种既从属于历史又
不等同于历史现实的范
畴即是为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关于价格体系和市场的研究仍然是一种形式的研究，而不
是实质的研究。5博兰尼注意到了这一重叠的偶然性质，却没有把这一重叠视为一种内在
于历史的普遍秩序的呈现；他相信如果仅仅借助于为特定的经济形式（它总是依赖于特定
的市场）而设计的分析
方法，就无法分析经济体的运动过程本身，因为所谓经济体的运动包含着各种复杂的社会
关系，与各种各样的制度、国家政策、传统、习俗和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绝不能化约为
单纯的以价格为中介的供求关系。换言之，尽管博兰尼也注意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市场
的某些重要因素，但他
拒绝对这些因素进行内在论的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拒绝将这一秩序视为代表整个历史的
秩序。因此，他根本不相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乃是中世纪以来市场活动持续扩张的自然结
果，恰恰相反，他指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是由于国家的有计划的重商主义政策，亦即某
些建国策略的副产品。
所谓“自律性市场”必须将社会在体制上分割为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这一分割本身就是
一种政治性的安排。

　　我们可以找出无数的例证说明实际的经济过程与形式主义的经济理论之间的悖谬，本
书各篇的论点几乎从各个方面提供了例证，这里无需重复。我在此仅举一个有关当代中国
经济的例子说明这一点。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的短缺经济时以一种比较的方式解释说
，中国不存在西方经济
的那种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恒等关系，原因是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价格随供求波动，总供给
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能够自动调整以达到适应，而中国的经济形式是一种计划性的
经济体制，价格受到管制，总需求经常大于总供给。但是，价格在具体交换过程中的这种
平衡作用对于总量平衡
并不起多大的作用，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即使在价格全面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剔除进
出口因素，中国的国民收入总生产额也始终等于国民收入总使用额。6但这一基本的历史
事实并没有妨碍许多经济学家继续以一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处理各种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在
他们看来，任何叙述性
的研究都无法构成规范性的理论，而只有规范性的理论才能提供建设性的方案。这一观点
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成立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上述关于中国短缺经济的讨论犯了两个基本错误：第一，把“西
方经济”这一实质概念等同于“市场经济”这一形式概念，从而误以为“西方经济”中价
格是完全随供求波动，无法解释西方经济现象中的所谓“价格刚性”现象；按照布罗代尔
的说法，“价格调控一
直存在着，今天，它仍旧存在”，其作用是保障竞争。7第二，把在微观条件下的供求关
系扩展为宏观条件下的供求关系，却完全忽略将各种市场和经济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制度条
件。放弃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所谓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出现
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
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一错误源自将作为一种经济体的中国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
”这一形式的概念（这一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也源于博兰尼所谓“逻辑上偶然的情境”。）
即使在两、三年前，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承认中国存在市场疲软（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现象，理由是：中国仍
然处于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它的支配性特征仍然是“短缺经济”，怎么可能出现
生产过剩？博兰尼的方法论对于解释这一现象有着特别的说服力，这是因为他将实质性的
经济体视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制度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地提供能够满足需要的物质手
段。在这个意义上，如
果要了解所谓“短缺经济”中的剩余现象，就必须观察总需求和总供给获得平衡和出现失
衡的复杂过程，而不是仅仅在价格与供需的形式主义分析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有关市场
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从而按照这一站不住的描述
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
础是极为危险的。

　　这类明显的判断错误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以经济的形式含义去描述实质性的经济过程
。为什么如此？学科及其规训制度的作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至少解释了形式
主义的经济分析如此盛行的制度基础。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市场主义的抽象模型不仅是
经济学的学科模型，而
且也是国家和其它力量对于国内和国际市场进行规划的意识形态基础。没有有关市场制度
及其模式化的研究，也就无法在宏观的（通常来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但现在已经发展为
全球性的经济规划）层面对社会进行规划，也无法劝导或诱导人们按照这一模式行动（如
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行动）。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主义的经济和市场概念成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不是一个经济
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史（以及知识史、思想史以及伦理学）问题，它所追问的不仅是市
场运动的规律，而且是为什么人们必须按照市场的法则行动！

　　因此，市场经济规划的实质含义依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互动的历史关系。博兰尼
对经济体的运动的实质性的描述方法不是一般的历史叙述方法，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方法
，他对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不仅产生于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还产
生于以新的方式重构十
九世纪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努力。博兰尼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完全一致
，它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它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但博兰尼并没有简单地回
到马克思或其它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之中，他的“重构”是一种批判性的重构。在我看来，
对于博兰尼的方法论视
野的讨论需要置于双重关系中：为什么恰恰在经济学的时代，博兰尼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
视野；这一政治经济学视野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何在？

2，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家以一种方法论的差异来表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他们嘲
笑政治经济学家缺乏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与政治经济学家相比，现代经济学家
的工作范围要狭隘得多，他（她）首先关注的是专业性的、学科性的领域，对物品的生产
和分配以及服务进行严
格的研究，并以计算或统计数据的方法表述其研究结果。因此，许多人将经济学家视为特
殊的数学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它环
殊的数学家，经济学也经常被视为社会科学的“数学”。对于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其它环
境条件的研究，如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习俗和情境，通常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人类学家或文化学家承
担。换句话说，经济学与上述各种社会科学一样，都是在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形态的政治
经济学瓦解的过程中诞生的。

　　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经济学的起源，但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从而不存
在用经济学的手段去衡量政治经济学的理由。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无非是
现代经济学的自我确证。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于十九世纪末，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弥尔(John Stuart Mill)、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等人的活动却早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之前就展开了。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都被囊
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广泛得多的概念之下。8这些人物的理论相互冲突，但同时分享
着若干预设、概念和理论，以至人们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理论的历史学派。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A
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这一社会理论的
一个新的发展，而马克思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91848年，约翰·斯图
亚特·弥尔写道：

　　“就国家的经济状况取决于自然知识的状况而言，它是自然科学的主题，艺术以此为
基础。但是，就其原因是道德和心理的－－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关系或人性的－－而言，对
它们的研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属于道德或社会科学，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0

　　政治经济学不相信存在离开社会政治体系的经济过程，也不相信存在离开经济过程的
政治和其它文化过程。用安古斯·沃尔克尔(Angus Walker)的话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
社会科学，它就是社会科学(Political economy was not a social science, it was
the social
science)。11

　　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的关系，它认为经济过程是内在
于制度的过程。上述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与政治经济学家们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驰。说到底
，所谓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无非是一种历史视野。然而，现代经济学所以能够以一种科学模
式的狭隘方式讨论经济
过程，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十九世纪的政治经
济学提供了理解经济的历史视野，但作为一种知识，它没有能够将这一视野贯彻到底，即
对经济体的运行进行实质性的描述。因此，博兰尼对于形式的和实质的区分针对的不仅是
现代经济学，而且也必
将引申出对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假定的批判。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得废点笔墨加
以叙述。

　　政治经济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
试图通过历史的研究在那些各不相同、互无联系的人类行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进而提
供有关社会变化的一般理论。从这方面看，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存在于两
个方面，即科学方法的
方面与历史信念的方面。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说，苏格兰历史学派的诞生与十七世纪以降的
科学发展存在密切的关系。沃尔克尔在探讨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时将他们的工作与十七
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联系起来，他说，十七世纪以降的科学发现用收集证据、组织秩序的
方式说明自然世界，这
一方式启发了亚当·斯密及其朋友重新总结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林奈、重农学派及其
他学者在哲学、科学方法、物理学、生物学、政治思想和法理学等方面的发展，他们发现
这些伟大的知识进展未能形成对于人类进步的一般描述，于是决心填补这一空白，将科学
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
之中，进而在理论上论证现代文明的兴起。包括哈耶克在内的理论家将历史主义归入科学
主义的范畴，其理由正是基于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过分地依赖科学方法，它不可避免地忽
略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与社会的根本性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格兰历史学派产生于欧洲的商业化或世俗化的过程之中。从马基
亚维利到路德宗教改革，政治领域本身正在从宗教的世界向世俗的世界转化：政治逐渐从
信仰的领域蜕化为一个管理的问题，进而又从对主权的关注发展为对于个人主体的关注。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有
关市场关系的发展与个人主义政治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假定得以确立：市场的充分
运动建立在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然而，这一假定立刻伴随着一个无法回避
的悖论，即一方面市场的运作需要个人自由及其对财产的处置权、需要自由获取他人的劳
动和财产权的自由，但
另一方面市场的运作及其规则（包括财产权）无法离开金融、法律和其它社会制度的保障
。后一方面也可以表述为市场的运作无法离开个人对于主权的政治权威的服从。为了克服
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
这一困境，洛克等人试图用商业社会的概念即个人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契约”来定义政治
制度；孟德斯鸠则相反
，他试图将社会描述成为个人、阶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体制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社
会安排不再被理解为政治决定的产物，而是社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运动、自我调节的结果
。

　　因此，与我们通常的印象相反，不是自由市场的模型提供了政治权利关系的新的构想
，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为市场模型提供了典范。市场模型以特定的制度安排为前
提。一八四六年，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论证了生产、商业和消费的假定形式与政治
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说
：“假设一种人类的生产能力的特定的发展状态，你就会得出一个特殊的商业和消费的形
式。假设生产、商业和消费的特殊的发展阶段，你就能获得一种相应的社会体制，一种相
应的家庭、秩序、阶级的组织，一句话，即相应的市民社会。假设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
你就会得出一种特殊的
政治条件，即市民社会的官方表达。”12有人论证说，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不仅是亚当·斯
密，而且还可以追溯到法国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这是因为重农学派发展了经济体内部
的资源的生产(production)和流通(circulation)过程的分析，他们将经济的交换过程视
为一个持续的、循环的
过程，从而生产和消费成为这一过程的相互依赖的方面。以此为契机，交换行为不仅被置
于市场的共时关系之中，而且也被置于向前延伸的时间关系之中。这一循环过程的描述为
一种自足的“经济”概念提供了基础。苏格兰历史学派的工作被看作是洛克的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和魁
奈的经济学的综合和发展，至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得到了最
为充分的阐述。13

　　亚当·斯密和他的朋友们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或市民社会概念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它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欲求。《国富论》的主旨在于阐明社会福利和
市场扩张的关系，它以一种实证的方式论证人类进步如何依赖于现代商业行为和态度的发
展，社会福利如何产生
于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制的最小化，从而成为十九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宪章。这一世俗的秩
序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社会形式，它以经济、市场机制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内在结构。
按照《国富论》的叙述，人类生活的互利原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即一种纯粹自然的
而非操纵的因素－－发
生作用的结果，个人对利益的追逐总是自然地导致总体的福利。这一秩序观内含的和谐概
念不同于以往的秩序观的和谐概念，后者总是依赖于有关社会等级关系的理念的或形式的
和谐。换言之，新的秩序建立在一种交换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外在于这
种交换活动本身的和谐
之上。因此，这一秩序的观念是一种世俗的秩序概念，它的和谐的秩序关系产生于世俗的
交换活动本身。

　　亚当·斯密对于社会福利和市场扩张的关系的叙述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既是
对于产生现代商业行为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实证性的叙述，又是一种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最佳
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被理解为“自然”的。亚当·斯
密的经济概念体现了苏
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
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思想：社会、市场和政治安排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独立于政治的
上层结构的体系。在这里，一种摆脱政治干预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经济或市场作为一种
自足的体系的描述，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意愿正在转化为对于实质的历史过程的描述。哈
耶克曾经分辨说，亚当
·斯密与那些以经济人为中心概念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的差别，他是以历史为对象的思想
家。但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实证的历史叙述能够被转化为一套有关“经济人”的叙述呢？
这部分地是因为，通过对于市场交换活动的分析，他提供了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
的观念，按照这一观念
，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不仅被理解为一个自足的、自我运动的过程，而且历史的发展
也被理解为经由不同阶段转向自由市场及其伦理的进程。在十九世纪，这一自由放任主义
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转化为关于世界市场和历史进步的普遍叙述，从而以市场扩张这一抽
象概念替换了殖民主义
活动等充满了血腥的历史过程。我们看斯密的说法：

　　“美洲的发现……通过为所有的欧洲商品打开一个新的、无穷尽的市场……提供了劳
动分工和工艺进步的机会，在古代商业的狭窄圈子里，从未出现为了一种市场的需求而启
动更大规模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获得了改进，它的生产在所有不同的欧洲国家持续
上升，并伴随着其居民
的真正的税收和财富的上升。”14

　　我们能否把这种征服活动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我运转分离开来呢？我们如何计算
战争的成本、计算奴隶的劳动时间与平民的劳动时间呢？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
实上，只要我们开始追问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对于人类历史的“实证的叙述”就变成了
“形式的叙述”：自我
调节的市场只有在一种形式的关系中才能呈现出来。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政治、伦理和社
会发展等方面，十九兰团洲著作家的若干论述无非是上述逻辑的转换。我在《严复的三
个世界》一文中，针对进化论的叙述问题，曾比较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相关讨论，并指
出在这些极为不同的著
述家那里，殖民主义的活动被描述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进行抗争的活动，不仅殖民地居民
被贬低为有待征服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对他们的利用、奴役和征服也成为自然演化的一
部分，成为经济－－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自足过程（市场扩张）的一个部分。
正是通过这一形式主义
的叙述，市场扩张本身变成了一种伦理的诉求，一种人类为了战胜外部自然获取财富的自
然过程。15

二. 时间与历史

1，循环的时间与不可逆转的时间

　　博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贝罗奇、阿尔利吉等人对于“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充分地揭示了这一过程与权力、垄断、殖民、战争、掠夺等历史关系
的内在的联系。那么，为什么如此明确的事实并没有妨碍苏格兰历史学派和亚当·斯密去
构造自由市场和社会的
模型？为什么市民社会、市场和现代法律秩序能够被理解为“自然的”？除了考虑十九世
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
纪著作家的具体政治/经济语境之外，我们还有必要重新思考上述历史过程被转化为形式
主义描述的认识论根源。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谈论洛克、斯密等人创造的政治、经济想象时，特
别提及了“世俗时间”(secular time)的观念：

　　“想象我们自己处于这个横向的、世俗的世界之中，亦即将我们从属于这些新的集体
机制，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世俗时间的共同行动之中。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想象
也必须把社会设想为脱离某种代理人视野的、一组具体的过程。”

　　这一世俗的时间观念把社会视为自我活动的舞台：社会活动与一种超越的或高级的时
间(higher
time)彻底分离。神圣时间将社会活动臣服于国王、古代法、上帝等更高的逻辑或规范，
而世俗时间却把社会活动看作是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在相互关联中展开的活动。16如果
我们将这一世俗时间的意识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之中，我们立刻可以发现，世俗时间
的观念起源于政治经济
学对于资本和市民社会自我运转的循环过程的描述，起源于魁奈式的生产过程的持续运转
。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是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它不是神意或其它外在力量的产物，
而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活动；在苏格兰历史学派及其法国同道孟德斯鸠那里，市民社会几乎
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也
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和马克思将市民社会概念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按照这一资产
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社会的自我运转与资本的自我循环构筑了一个逻辑展开的、不断流
动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内在于人的活动而又非人化的特点：就它是自我周转的（
不需要外在力量的支配
）而言，它是自由的（相对于干预的）；就它是自我展开的（每一阶段的展开能够被转化
为另一个循环过程的开始）而言，它是世俗的（相对于神圣的）。

　　自我循环和自我进化的时间观念构筑了一种自然的秩序，它不但是对上帝和国王的摆
脱，而且也是对于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自然权利与经
济。现代秩序观把自然秩序的信念与自我运转的社会观密切地联系起来，它把自然法的权
利体系与市场的法则－
－资本流动的法则－－看作是社会的内在规律。周转/循环/流通(circulation)这一概念
是描述经济过程的关键概念，例如，由于金钱的作用（它被看作是流通的车轮），价格体
系得以运转，生产和交换关系得以建立。然而，亚当·斯密从未真正解决个别物品的销售
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没
有说明这一价格与特定商品的平均价格的关系。他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来描述这
些历史现象，进而将自己的课题设定在研究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原理。（例如，他指出商
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量，这一论述为马克思进一步用劳动时间计算商
品价值量提供了桥梁）
在这个层面，他不关心具体决定价格和供需关系的历史因素，而是通过区别“名义价格”
（norminal price, 即短期市场价格）与“真实价格”（real
price，即在长时段中形成的价格）、以及短期价格的波动如何最终导致均衡来描述市场
的运动。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没有提供这一波动究竟如何达至均衡的具体历史因素，而只
是强调在这种由价格调节的供需关系之中，个人的寻利倾向总是有利于总体的福利，并最
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
终导致均衡。在这一条
件下形成的市场概念显然是一种假定或者虚拟的历史关系。这是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
学的最大贡献。

　　自我调节的市场建立在一种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之上，它的成立是以抽象的
世俗时间观念（自我循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取代具体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师承苏格兰自
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将这一自我调节的、自我循环的历史观与黑格尔的历史观对立起来，认
为后者的形而上学的绝
对精神自我发展的历史与亚当·斯密的实证性的历史叙述完全相反。然而，如果我们把黑
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东方、希腊、罗马、欧洲的阶段性叙述与亚当·斯密从经济史角度对人
类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即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所做的归纳加以对比，我们不
难发现其间的相似性。
17斯密把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欧洲封建社会向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现代、
商业时代与欧洲社会具有内在的历史关系。一方面，斯密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对经济的描
述是一种历史描述，但另一方面，他所提供的市场运动模式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它所以能
够体现历史的精神，是
因为他论证了这一市场模式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斯密将历史划
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而黑格尔则赋予了这些不同的形态以空间的形式。马克思在阐述他
所谓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演变时，采用了亚细亚的、原始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四个历史
阶段，我把它看作是对
斯密和黑格尔的历史观的综合。

　　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时间的观念能够如此自然地被转化为空间的关系？为什么自我
运转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需要诉诸历史的观念？这里的秘密不在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
而在这种辩证逻辑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在资本的上述活动过程中，生产、流通
和消费的时间关系必须
经过殖民、海外市场等空间活动才能抵达；另一方面，这种空间关系不是外在于资本活动
的关系，而是内在于资本活动的历史关系，地域上的空间关系可以被转化为市场活动中的
时间关系，即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现代时间的目的论是一种
资本运转的目的论，它
的彻头彻尾的世俗性质必须用进步、自然与绝对精神的神圣性加以保护。对于殖民主义的
自然的秩序观和对于这一秩序观的反抗最终都被纳入了这一时间的辩证法之中。值得注意
的是，黑格尔通过对重复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的观察，发现正是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本身
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
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无膨胀，不仅在一个社会内部创造了人口的上升、分工?限制、
阶级的分化，而且也迫使市民社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寻找新的市场，
从而“在遥远的国家与这类契约关系之间创造出商业的联系。与此同时，这类商业是文化
的最为有效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贸易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中的意义。”18黑格尔把市
民社会、经济活动、消费主义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联系诠释为“贸易在世界历史中的意
义”。19从博兰尼和布
罗代尔的观点来看，黑格尔的上述描述本身颠倒了历史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
不是一个内部的循环过程，相反，它依赖于长途的贸易和中心/边缘关系。不是生产和交
换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产生了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而是阶级分野和帝国主义是这一循环往
复过程的必要条件。在
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
斯密和黑格尔那里，所谓“总体”主要指国家或民族－国家，但其内部的运动总是促使这
一总体的扩张。如果我们比照前面引及的亚当·斯密关于美洲的发现以及市场扩张的描述
，那么，我们立刻可以发现充满了各种征服、战争和奴役的历史是如何被纳入到商品流通
和市场扩张的叙述之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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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己的爱妻，眼睛遥望夜空明月，脸上闪现出一种庄严的责任感……

※ 来源:．听涛站 cces.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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