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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philosophy
标题: 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2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Oct 29 20:41:33 2000), 转信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内部，循环时间观念总是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所取代，这
是因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自我运转不断地陷入危机，资本的运转必须以新的
市场、新的机会、新的投机或投资的创造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循环的、世俗的、
自然的时间观必须被一
种直线向前的、超越的、同样自然的时间观所取代，前者是斯密主义的时间观，后者是黑
格尔主义的时间观。如果仔细观察斯密对于历史阶段的描述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
，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斯密的世俗时间观念内含了历史的和超越的时间观念，而
黑格尔的历史的、超越
的时间观念也内含了世俗的、自我循环的时间观念。马克思明确地把它们综合在一种资本
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
证的逻辑把革命（既是中断又是发展、既是反抗又是延续）的观念纳入时间的洪流。这是
新的进步概念，一种从
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意识向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转化。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古典经济学
的“时间溢出”机制，即从一种循环的活动中（资本的周转）摆脱出来，转向一个未知的
领域，无限延伸。因此，周转的时间的观念必须被转换为展开的空间观念，而空间的关系
必须被转化为时间的关
系。经由这一概念转换，历史资本主义的“世俗活动”－－交换、投机、垄断、战争，等
等－－成为一种自然的过程，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向未来转变。

　　换言之，历史资本主义既不可能纯粹地自我循环，也不可能摆脱对于神意或目的论（
各种各样的外在的强制）的需求。“世俗”的概念永远是在一种对比之中建构起来的，无
论作为对比对象的上帝或者乌托邦的形象是否明确。亚当·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
所谓“看不见的手”）
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相互匹配，并无根本的矛盾，对于资本自我循环的信念使
得现代社会无法摆脱对于目的论的需求，因为这种自我循环永远无法落实在实际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那种认为苏格兰自由主义能够摆脱欧洲理性主义支配的信念无法经
受历史的挑战，我们不
妨把它们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永久斗争。为什么这么说？“自我调节的”市场活动不仅孕育
着资本的不断增殖，而且创造了贫富的分化和资源的匮乏，这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危机”
概念的起源：资本主义的运转必须不断地溢出原有的市场轨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殖民
地或边疆），否则它就
无法重建资本的循环过程。因此，时间的观念必须获得它的空间的表达形式，而空间的表
达形式发生在一个特定时刻：即自我循环的时间无法自我运转之际。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发展，还是斯密的世俗过程，它们都从自身的运转过程内部发展
了道德－伦理的哲学和秩序。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学的建构与把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理解
为上帝的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内，个人之间的道德困境内在于上
帝自身的人格(persona
lity,
lity,
亦译位格)。因此，世俗的冲突、灾难、困厄、痛苦和激情无非是一种反思的场所或契机
，个人的磨难、个人的观点和个人的良心都附属于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世界精神获得自觉
、认识并回归到自身这一目的。20在这一绝对精神的视野内，我们无法用道德的判断衡量
亚力山大、凯萨、拿破
伦等“历史伟人”(the great men of
history)的行为，因为他们是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代理人。换言之，道德反思仅仅是对这
一精神过程的自觉，而不能被纳入到世俗世界内部。这一对待世俗世界的工具主义（即把
世俗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受到当代自由主义的严厉批判：它不仅被诅咒
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俄
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中国革命的思想根源，而且也被看作是与盎格
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完全对立的理性主义传统。

　　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市场、市民社会和自身自发秩序作为现代性的社会想象的
更为基本的框架，醉心于世俗时间的观念，目的正是为了根除这种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
传统。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问：黑格尔的传统果真与苏格兰自由主义和
经验主义的传统完全对
立吗？与黑格尔将历史冲突置于绝对精神的辩证过程有所不同，亚当·斯密将这一冲突理
解为市场扩张的自然过程，即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安古斯·沃尔克尔在他有关马克
思的研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这就是黑格尔理论的主要源泉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它
是从个人主义的、人类
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而来，目的是为了解决从个人主义论述中产生出的哲学困难。这与其
说是对苏格兰思想的反叛，毋宁说是在德国社会现实中对于苏格兰思想家的问题作出的回
应。“尽管这些苏格兰思想家赞成斯密的观点，即劳动分工促使社会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和
行为－－经济的、社会
的和知识的－－的多样性，……他们都认为劳动分工……可能具有相反的社会后果。但进
步的这种负面作用从来不是他们著述的主要主题，……苏格兰思想中有关进步的理性的乐
观主义叙述被德国作者用于说明他们的社会分裂。劳动分工被看作是社会分层、专门化的
人类活动的理性。这种
专门化的活动剥夺了人充分施展其潜能（自然赋予他的精神和体力的力量）的可能性。这
被解释成为社会与人的联系的削弱，社会的内在联系的衰落。”21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
(David
Ricardo)及其它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试图回答启蒙提出的个人主义框架内的认识、社会关
系和政治结构等问题。2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辩证法力图将人与他人的世界内在地联
系起来，他对总体(wholeness)的恢复是对18世纪以降中欧和德国分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的回应，也是对笛卡尔
以来个人主义认识论所面临的困境的解答。

　　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世界史理论和政治哲学提供了观察苏格兰社会思想的极为重
要的视野。让我们首先看一看黑格尔是如何把市民社会和经济的观念纳入到他的权利哲学
、国家的科学和世界精神之中的。在一八二一年发表的《权利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ight)中,
黑格尔将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建立，而国
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综合。这一观点与苏格兰思想家以及后来为严复等中国思想家大
为重视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有着许多重叠之处。在这里，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
为重视的斯宾塞的综合哲学有着许多重叠之处。在这里，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及
其法律体系成为政治共
同体（国家）的内在结构，而政治共同体则是一个综合的演化过程的产物。23许多学者都
曾注意到，财产权和契约等观念在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对
社会政治活动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源。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直接来源
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
斯密描述的市场机制及其规律：市民社会的成员以自己为目的，但这一自利的行为被组织
在市场机制内部，从而能够促进共同的福祉，“市民社会的创造是现代社会的成就。”
24
黑格尔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如同自然科学的）
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理论之中：

　　“政治经济学是从需求和劳动的观点发展而来的科学，但它的任务是解释总的关系、
总的运动，呈现它们的复杂性、它们的质和量。这种科学产生于现代世界的状况。它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有趣图景（如在斯密、赛和李嘉图那里），……”25

　　在黑格尔的视野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产生出了一种“强制”，它把自己“表述为普
遍的、永恒的资本”。

2，抽象的“自然史”与人类平均劳动时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将历史关系
替换为形而上学的时间关系（无论是商品生产的周转关系，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阶段），
政治经济学所预设的那种历史性被抽象化或规范化了。用博兰尼的话说，实质的经济体的
运动与形式的经济概念
重叠起来了，实质的历史过程与关于历史的形式分析重叠起来了。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在
完成自己的历史叙述过程中背离了它的基本预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在
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
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
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
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26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所描述的那种市
场秩序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因此，这一知识及其形式仍然被人们理解为“
科学”。但只要条件转
变了，这一绝对的形式被看成了相对的形式，即历史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就
随之瓦解了。以赛亚·柏林曾说，只有在革命的暴力时代人们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的意
义（大义如此），而马克思却说，只有在阶级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刻，人们才能拒绝
资本主义秩序是最终的
、绝对的秩序的观念。在《大转变》一书中，卡尔·博兰尼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市场的扩张
与保护运动的冲突如何破坏了十九世纪稳定的基础，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这
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开来理解的。

　　博兰尼描述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的
过程，但对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来说，“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更低
，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铁
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
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
贯彻下去的趋势。”27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博
兰尼和布罗代尔对于这一对抗的破坏性的理解深化了，他们著作中潜伏着的悲观主义已经
明显地区别于马克思对于阶级斗争的乐观信念。他们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同情并不等同于
对于社会保护运动的全
盘支持，也并不等同于他们认为社会运动能够最终解决由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产生的后果
，相反，他们将社会保护运动视为对于市场扩张过程的反抗。这一抵抗既可能缓解社会矛
盾，也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但是，与自由主义学者将灾难归咎于这些社会运动不同，他
们将市场扩张与社会运
动的互动看作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得到
了许多东西。

　　博兰尼的著作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但他的历史叙述渊源于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是明显的事实，这是因为正是马克思本人把政治经济学奠基于具体
的历史知识之上，从而发展了从物质生活关系观察经济范畴的方法。马克思批评普鲁东
“由于缺乏历史知识，他没有注意到当人类发展他们的生产能力之时，即当他们生活时，
他们发展了相互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生产能力的变化和增长而变
化。他一直没有理解经济范畴仅仅是这些实际的关系的抽象表达，仅仅当这些关系存在之
时，这些这些经济范畴
才是真实的。他因此落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他们认为这些经济范畴是永恒的而
不是历史的规律，所谓历史规律仅仅是特定历史发展的规律，仅仅是生产力的有限的发展
的规律。……由于将政治－经济范畴作为真实的、转化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
感谢这一神秘的倒转，
普鲁东把真实的关系仅仅作为这些抽象物的具体实现。这些抽象的范畴本身是自世界之初
就一直蛰伏于上帝圣父心灵之中的公式。”28

　　这不正是说普鲁东等人混同了经济的物质含义与形式含义吗？由于马克思将形式主义
的经济范畴与物质关系区分开来，他因此能将亚当·斯密和黑格尔等早期政治经济学家关
心的劳动分工、市民社会及其法的关系从形式的范畴转化为物质的范畴。他批评那种将劳
动分工与世界市场分离
开来的论述方式，并分析说，“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没有这样的劳动分工，那时尚不存
在殖民地，那时美洲尚未为欧洲而存在，东亚仅仅通过康斯坦丁堡的中介而存在，这与殖
民地已经存在的十七世纪有着根本的不同。这还不是全部。民族国家的整个内部组织，它
们的全部国际关系，除
了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分工的表现之外，还能是什么呢？难道当劳动分工发生变化之时，它
们能不变化吗？”29在谈论自己发表于一八四四年有关黑格尔权利哲学的论文时说，他又
谈及法的关系：“我的研究产生了一个结果，即法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自
身也不能从所谓人类心
智的一般发展来加以把握，而只能从生活的物质条件来探讨它们的根源，即从黑格尔－－
追随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范例－－总合在‘市民社会’名目之下的全部综合来探
讨它们的根源，……政治经济学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30

　　然而，当博兰尼沿着马克思的上述洞见去观察经济体的运转时，他的著作却展现为一
种经济史的形式而不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如果我们把《大转变》与马克思的《资
本论》的叙述形式加以对比，这一点极为清晰。马克思显然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与
治经济学的历史视野与
它的形而上学的叙述形
式之间的紧张，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这一形而上学的叙述形式。他批评了那种以经济范畴
观察社会关系的形式主义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图在历史唯物论的基
础上改造这些范畴及其内含，重构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他所提供的是有关社
会变化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如果将《资本论》的带有形而上学特点（或辩证法
特点）的叙述方法与前面引述的他对普鲁东的批评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某
种区别。正是这种区别为我们理解博兰尼、布罗代尔的方法论提供了背景。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对于真实的历史关系的叙述需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呢（我在此
所谓形式主义纯粹就叙述的外部形式而言）？马克思自己解释说：

　　“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
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
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
，看起来我们就好象是
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1

　　在我看来，马克思采用这一叙述方式至少还有另外的两个理由：

　　第一，马克思与那些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者一样，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以科学的
方法研究人类的历史，从而补充自然科学发展的空白。他要研究的不是具体的历史现象，
佣钩渥匀豢蒲Х⒄沟目瞻住Ｋ芯康牟皇蔷咛宓睦废窒螅?
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是这各种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
”，或者说是“揭露近
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个社会即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
，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32因此，尽管他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家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
形式，从而将政治经济
学看成抽象的和绝对的科学，但他本人并没有因此拒绝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的特性。33

　　第二，所谓规律的研究或历史科学预设政治经济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把经济
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34这不但要求排除掉个人的和阶级的情感
和偏见，而且还要排除掉那些不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特征。35这就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
法。“物理学者考察自
然过程，就是要在它表现得最为精密准确并且最少受扰乱影响的地方进行考察；或是在可
能的时候，在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进行实验。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直到现在，它的典型所在是英国。”36因
此，资本主义这一世界
市场的历史关系现在被置于英国这一“各种条件保证过程纯粹进行的地方”。马克思曾经
引述一位批评者的观点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所殷切关怀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用严
格的科学研究，证明社会关系上某些具有一定性质的秩序的必然性，并且把那些对他说来
是当作触发点和根据点
的事实，尽可能完善地指证出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
性，同时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并且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
人们是否意识到，前一
种秩序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推移到这另一种秩序中去。”37

　　博兰尼将自我调节的市场视为十九世纪“巨变”的产物，但同时力图从各种社会关系
网络中发掘那些与这种以价格机制为中介的市场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既是马克
思式的，也是非马克思式的。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特点，否定存在
着超越一切历史关系的
经济规律。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对于规律的研究，亦即没有放弃休谟以来不断纠缠在
理论家们著作中的事实与理论、现象与本质、现象与规律的区分，但这种规律的研究现在
被放置在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之中、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关系之中，即放置在唯物主
义的一元论的框架之中
。马克思所以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休谟提出的那种事实与理论（价值）的二元论，是因为他
把自己的哲学任务定位为改造世界，即通过发现历史发展的代理人（无产阶级），并通过
阐释这个阶级的利益和力量，克服事实与理论或者存在(be)与应该(ought)的矛盾。因此
，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差别在于前者探讨的是抽象的普遍的规律，而马克思所探讨的是历史的必然的规律
。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历史规律，马克思象物理学家一样采用特定的标本，
解剖其结构，并从中揭示普遍的发展必然性。然而，这样一来，至少从形式上看，形成资
本主义劳动分工、法的
关系的跨区域条件也就难以直接呈现了。

　　我们不妨将《资本论》初版的序中有关英国的说法与作者在别的语境中对英国的描述
作一对比。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批驳了“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的观点，他
怂陌四昱盗恕盎鞯姆⒄故鞘谐⌒枨蟮谋厝唤峁钡墓鄣悖?
说，一八二五年危机以降，机器的发明与运用是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斗争的结果，但又随
即指出，这仅仅适用于
英国的情况，“至于其它欧洲国家，它们被迫采用机器是因为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国
际市场的竞争。最终，在北美，机器的引入归功于与其它国家的竞争和人手的缺乏，即北
美人口与它的工业需求之间的失衡。”38这一论述与前面引述的有关劳动分工、法的关系
与殖民地的讨论相互呼
应，却与那种将英国作为孤立的资本主义典型加以叙述的方式有所区别。马克思本人从未
将上述两种现象分裂开来理解，但他的理论方式内部却出现了某种方法论的差别，从而构
成了当代历史资本主义研究的两个主要流派，即以生产方式及其裂变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叙
述与以长途贸易为中心
的资本主义叙述。

　　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要将人类经济活动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就必须排除掉偶然事
件的干扰、排除掉参与其中的人的感情、偏见和意识。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必
须替换为一种结构的叙述。为了叙述这一较为纯粹的过程，就必须用辩证的时间观念替换
历史的叙述或事件的叙
述。《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就体现了这一辩证的时间观念，它通过改造和综合斯密和黑格
尔的逻辑，创造性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一九一四年，列宁通过研究黑
格尔的逻辑学，发现马克思的方法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性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他
认为如果不学习和理解
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法理解《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断言
：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了马克思。39列宁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和逻辑学的
格尔辩证法和逻辑学的
研究几乎发生在他系统地阐释落后国家的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同时，他不仅把民族自决看作
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而且还把实现民族自决视为从亚洲转向欧洲的世界史事件。换言之，列宁把民族自决看
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交换过程出现的危机的克服，从而也是发展（亦即克服）资
本主义的唯一道路。正是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内含的辩证逻辑（尤其是时间的辩证法）为列
宁理解资本主义创造的
阶级关系和帝国主义创造的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途径。他毫无困难地将马克思描述的资本
运动的时间辩证法转化为具体的历史关系，并从中找到民族自决权理论的依据。在这里，
不仅资本运转的逻辑，而且对于这种资本运转的反抗的逻辑，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生
产的时间逻辑之中，并
极为自然地展现为一种历史的逻辑。

　　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都是对于历史进步及其不同阶段
的解释。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发展来表述历史的进步，但无法回答绝对精神是怎样从一个
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从而历史发展似乎只是个人心理发展的类似物。斯密通过劳动
分工和寻利的理性倾向
解说市场的运动，并以此作为历史进步的杠杆。马克思则认为市场本身并不是社会变化的
真正动力，因为只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才是推动整个上层建筑变化的前提。但恰恰是
上述区别呈现了他们的历史理解的某种相关性。列宁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提供了将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理解为一种
“历史”展开过程的途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商
品理论的时间逻辑不仅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且也是亚当·斯密的循环的或世俗的时间
呛诟穸谋缰ぢ呒乙彩茄堑薄に姑艿难返幕蚴浪椎氖奔?
逻辑（以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点需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出发来进行
理解。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以商品问题的讨论为出发点，而商品问题的核心则是如
何确定商品的价值。他从斯密那里首先借来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基本区分，
同时借鉴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效用，它构成了财富的物质内容和
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然而，在市场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需要以它的交换价值来表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异
质的，而交换价值却只能是异量的。因此，如果不考虑商品的使用价值，那么它们就只有
一种属性，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即劳动产品的属性。商品的价值等同于凝聚其中的人类劳
动力的支出。商品的价
值量必须以劳动的量去计算，而劳动的量则由劳动时间去测量。但这里所谓劳动的量或劳
动时间不能等同于具体产品生产的劳动量和劳动时间（即有用劳动），“形成价值实体的
劳动是等一的人类劳动，是同一人类劳动力的支出。”这就是社会平均劳动力，而体现这
一劳动力的则是“平均
必要的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
在《资本论》中重申的著名结论，即“当作价值，一切商品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的一定的
量。”40
这样一种商品价值量的计算必须排除掉各种偶然的历史因素，如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科学
技术的水准，生产资料的数量，以及各种自然状况，它必须以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计算单
位。

　　在惊叹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精彩分析的同时，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将商品理
论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为什么商品的价值量必须用一种抽象的人类平均劳动来
衡量，又为什么这种人类平均劳动必须以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我认为马克思考虑的是两
个因素：第一，商品生
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而不是其它社会关系的特性。例如，在中世纪，物质生产的社
会关系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个生活领域，都以人身依附作为特征，劳动和产品都不必要采
取任何一种和现实不同的幻想的形式（商品的拜物教的形式），从而能够呈现为劳动的直
接社会形式。例如，工
役和纳贡的劳动量也以劳动时间（小时、日或其它时间单位）计算，但这里的劳动时间即
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一定量。第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在一种普遍的、典型的市场关系中
计算，而不能在个别的（即使也是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中计算，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
交换是一个扩展的交换
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排除个别交换行为的要素。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得出的一个结论
是：商品价值论必须预设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抽象的自我调节的
市场关系才能成立。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范畴与商品生产的范畴直接等同
起来，它们由以下要素
构成：商品和土地市场；贫穷但自由的劳动力人口；一定数量的以原材料、建筑和工具即
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积累财富的形式的人类群体；劳动力市场；相当于大量工人人工的生产
技术的使用，等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这些条件及其运动为对象的一种“自然史
的研究”，亦即对经济
规律的探究。然而，这样一来，战争、殖民、干预、人身依附、制度性的控制、礼仪等等
对于实质性的市场关系产生了巨大作用的历史因素，就必须被排除在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之
外，因为它们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市场关系）；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错综
关系也就被过滤为截然
分明的两个阶段或两种类型。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而且在斯密和李嘉
图的意义上，时间替换了历史，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关注只能在一种抽象
的或形而上学的层面获得表达。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他的研究与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着
明确的认识，但对于许
多追随者而言，政治经济学正在蜕化为一种经济学。

　　历史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利益关系从来就是被编织在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
治关系之中的。这是为什么有些当代经济学者力图突破那种单纯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而重新
考察“经济”的含义，并将制度等历史因素组织到经济研究之中。即使以典型的当代资本
主义形式，即股票和证
卷市场的运作为例，我们已经很难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用于分析虚拟经济的特
点。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投机行为和大规模金融流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
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比例严重分离的情境下，劳动时间与商
品价值的关系变得更为
模糊，我们根本不可能用平均劳动时间的观念去理解这一市场的运作了。我们如何计算一
个商品符号与劳动时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计算一个人在证券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中消耗的
时间与他（她）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的比例？古典经济学家的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的规范
式的时间的观念，一种
能够作为换算根据的自然的时间观念，一种能够通过调整换算的参数－－无论这种参数的
变化有多大－－而始终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时间观念。正是由于这一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
变化有多大－－而始终保持自己的中立性的时间观念。正是由于这一时间概念是一种纯粹
的抽象，它才能被视为一种规范式的概念，一种把现实的复杂经济活动解说成为自然过程
的概念。在这一规范式
的（反历史的）视野内，即使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关系被彻底重组了，自然的时间观念却
不会消失。正由于此，尽管人们相信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命题已经过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把市场看作是自然和自由的范畴，“私人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概念的
流行即是以此为根据的
。当人们注意到市场规则正在由国家的和超国家的力量所规划、制定和创造的时候，他们
没有觉得市场的规划与自然的或自由的秩序有什么冲突，因为他们把自然和自由的秩序看
作是一种规范的秩序，把政治性的干预看作是内在于市场自然秩序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
，什么是规范？一个合
乎逻辑的结论是：规范即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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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己的爱妻，眼睛遥望夜空明月，脸上闪现出一种庄严的责任感……

※ 来源:．听涛站 cces.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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