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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jellinek (耶利内克),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五四专题：五四以来导致道德沦丧的一些观念zz
发信站: 听涛站 (2002年05月08日14:09:56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发信人: nebulae (紫色星云 * 恶灌满盈), 信区: Lecturefield
标  题: 五四专题：五四以来导致道德沦丧的一些观念zz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ue May  7 17:22:30 2002)

“五四”以来思想界的基本气氛：革命
现代汉语白话文中的“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历程上是一个颇为新鲜的
概念。“革命”理念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认为现有的一切都已经不可药救、不
能改进了，必须彻底摧毁，根本改变，天翻地覆，才能解决问题。这个理念当然来自法
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有法国的特殊原因，在西方诸国绝对不是“时代精神”，
更不是规律。自从孙文领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运动被冠以“革命”
的称号以后，“革命”就成了现代中国最高的理念，最值得追求的目标。“革命”一词
也因此带上了不可质疑的正面色彩。
革命的理念不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而是看做很多孤立的状态。在这些状态之
间发生的是跳跃，是质变，是革命。在社会进化论与其他历史决定论的支持下，革命被
看作历史进步的必然过程。要促成历史的进步，就必须革命。而革命需要在所不惜的精
神，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力。与此不同，改良的理念是要在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扬弃错误的
东西。因此，改良的结果不会比改良之前更贫乏。革命则要摧毁前人的一切成就，与传
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白手起家，另建天堂。革命的结果使得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
如革命之前那样丰富。
本来，缺乏毅力，没有耐心，被看作意志薄弱的表现，而一贯遭到批评。在革命被歌颂
、被普及之后，人们不愿看到任何的改善都是艰难的，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即便
是革命之后，也会很快重新产生革命的愿望。
革命，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基本气氛。
“五四”以来思想界的基本理念之一：人性至上
“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接受了一个不容争辩的理念：人性至上。五四人对传统礼
教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人性至上”的基础上的。他们把传统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准则
拿来，逐一用“人性”的尺度进行“检验”。一旦发现有所不符，即宣布此条“违背人
性”，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与弃绝。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在人性至上的时代都变得非常危险
。说人性是善的、是好的，那么，只要一种欲望、一种行为被认为是“人性”，则立即
获得了不可质疑的地位，必须予以保护与弘扬。这当然与孟子本来的意思背道而驰。而
荀子的幸恶论此时就更遗患无穷了。既然人性本来就是恶的，那么，恶言恶行实在很正
常，很正当，属于“合理的存在”。一切对恶言恶行的约束——天理——都变成了被打
击的对象。事实上，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礼教的很多批判，都有“人性尚恶”的
背景。只是他们从来不曾直说，而是通过文学的形式，用讽刺的口气，犬儒主义的态度
，把道德与价值一概看作对人性的束缚。
另外，“人性”到底是什么呢？它都包含了哪些内容呢？“人性”是否就是对衣食住行
、生儿育女的自然追求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准确的回答，人
的各种欲望、性格、行为、习惯等等就成了“各取所需”的仓库，每个人都可以依照一
时的需要，随意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定义为“人性”，而禁止别人的批评。于是，道德与
价值就丧失普遍的约束力。一旦道德与价值丧失了这种普遍的约束力，社会就成了强者
的乐园的。因为，强者可以自定道德尺度，而弱者则不仅丧失了反抗的手段，甚至丧失
了道义的支持与安慰。充满了道德情感的五四青年摧毁了传统的礼教，而其结果恰恰与
他们的初衷相反。
“五四”以来思想界的基本理念之二：理性至上
“五四”以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所谓的“理性至上”，认为世间的一切必须先要
经过“理性”的检验才可以成立，对宇宙、人类的人是如此，对道德价值尤其如此。任
何未经“理性”检验的价值观念都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不符合“理性”的价值观念都必
须批判与弃绝。
这样看来，“理性”乃是最高的标准。“五四”人称，“理性”是欧洲文化的精髓，而
中国传统不尚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因此要受到全面的批判。那么，这个欧洲人的“
理性”到底是什么呢？原来，“五四”人所崇尚的“理性”既不是伯拉图的理念（Idee
n），也不是阿奎那的双重真理，也不是迪卡尔的“思维体（Res Cogitans）”，更不是
康德的理智（Vernunft），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而是对法国启
蒙思想的一种过余狭隘的解释。这种“理性”仅指“科学理性”，是经验哲学的一个支
流。因此，“五四”人所崇拜的“西方”，并非两千多年欧洲文化传统的承传与精髓，
而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流派。
“五四”人所情愿接受的这种的“理性”是彻底地建立在感知与经验的基础上，与其说
用理性来检验价值，不如说用经验来检验价值。所以，在“五四”人的理性至上的理念
中，人的经验与人的理解才是真正最高尚的东西。这与前边讲到的人性至上有很多平行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真理与价值的实用性、工具性、暂时性与随意性。这个理念最近
的一个体现是关于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从根本上否定
了真理、价值等等相对于人类认知的独立性，把他们彻底工具化了。
无神论与唯物主义
另外有几个被“五四”人称为西方文化的精髓的东西是无神论与唯物主义。这当然是对
欧洲极端片面的认识。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必须说：欧洲的文化传统不是无神论的，
而是有神论的。尽管神学的理念经受了启蒙运动和六八学运严重的冲击，但是，从20世
纪末对一些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比如有关孕妇堕胎的合法性的讨论与人类胚胎细胞
的研究与使用的讨论——我们都可以发现，欧洲文化的基本价值，如人、人权、自由等
等与宗教的深刻关系。尼采曾精辟地表述：苟非神，何必人！
最近，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s）在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答谢辞中
敏锐地指出，正是宗教信仰才赋予了道德以力量，赋予了道德以分辨的能力，赋予了道
德表述的能力。西方社会后世俗时代信仰的危机是造成诸多国际与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之一。
唯物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渐渐成为主导的哲学理
念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虽然直接来自法国启蒙运动（他的唯物主义与其说是费尔巴
哈的唯物主义，不如说是迪德罗的唯物主义），但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伏尔泰等人的自
然神论（Deismus），所以完全不能理解富利叶有关理想社会中幸福人生观的真正内涵。
马克思一方面把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看作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力，并假想了一个饱和状
态——共产时代；另一方面，则直接搬用富利叶的幸福人生观，认为那是由于物质欲望
的饱和，人将变得“无私”，变得高尚，变得崇尚精神的追求。我们今天知道，那个饱
和状态是一个逻辑的虚假，而人的品质与其物质生活的贫富也没有任何想当然的平行关
系。
在这种本质上自相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出现了两种极端的现象。一是所
谓“思想改造”，按照一种假想的未来社会，强制性地塑造人、塑造思想。历史的教训
告诉我们，这种强制性的塑造工程的结果比理学中最极端的“存天理，灭人性”还更严
厉、更富有毁灭性。另一个现象则是对物质生活无休止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一切道
德价值都被淹没下去了。如果说，在人性至上的理念中，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人服务的。
在唯物主义的理念中，人、人性、道德、价值等等都成了经济发展的奴隶。这是西方工
业国家中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也不敢说出口的。以推翻资本剥削为
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终于导致了比最原始的资本社会更残酷的社会现实，其问题正在于
这个理论本身。
对礼教与人治的批判
远远地继承了黄老与法家的传统，“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最喜欢攻击、咒骂的对象就
是儒家的礼教。无怪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蔑视道德的黄老哲学与服务极权统治
、歌颂奴性的法家思想都怀有莫名其妙的崇拜。“打倒孔家店”不仅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而是具有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指导思想。
礼教是将上古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变成培养个人德行、规定人际关系、协
调社会矛盾的具体、普遍的行为模式的努力。他是文化沉积、风俗习惯、价值共识等等
的政治化与社会化。“礼乐”不仅强调约束，同时具有超越的特性。另外，一个常被现
代人忽视的事实是，礼教要不仅要求人们接受这些价值观念，而且要求人们把它贯穿在
日常的私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是它成为一种习惯。用习惯的力量抵御邪恶的诱惑。这就
是所谓的“蒙以养正”，所谓的“防微杜渐”。孔子的礼教避开天命、人性等等难以解
答的问题，而是通过“习”来引导人们自觉减少与他人、与社会的摩擦。这与欧洲的宗
教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没有摩西的十戒，人们就必须时时检验自己的言行，不停
地询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这不仅是很辛苦的，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信仰所
赋予的权威与习惯的力量是道德实践最重要的部分。而“五四”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权威
与习惯。
欧洲人的，来自信仰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转化为成千上万条法律，变成了人们
的生活习惯，这是法制的内在机制。而中国传统的人治政治走了一条另外的道路。从对
“国子”的教育开始，到举荐、科举，到选官与授官，除去传授具体的政治操作技能，
检查其掌握程度，考绩其实际能力，教养与道德的培养乃是最为主要的。中国传统的官
僚制度的核心在于选人，通读繁琐的制度条文，遴选、提拔有德行、有能力的人做官。
而官是全社会的榜样，并以其对道德的理解仲裁个人品行和人际纷争。如果说西方现代
工业国家是讲道德法律化，中国古代就是将道德人格化。无论是道德的法律化，还是道
德的人格化，它们的目标都是一个：将抽象的、不全容易被常人理解的价值观念转化为
具体的、可行的、普遍的条文与行为模式，把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与政治实践。
今天，我们的官僚的制度中，道德的培养与检验基本上付之阙如。社会，特别是在知识
分子人群中，缺乏普遍的道德共识，缺乏一个即令人信服，有切实可行的价值体系。既
没有权威可以帮助道德的确立，也没有习惯可以帮助道德的贯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
进行法制建设，我对它的可行性有深刻怀疑。
“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后的时代
在不久以前的一帖子中，我曾写下这段话，我把它引用来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
据说古人是“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现在男盗女娼都不用藏在肚子里了
，一鼓脑说出来，一鼓脑写出来，一鼓脑发表出来，还博得好些掌声。以前人做坏事而
扭扭捏捏，今天人做坏事大大方方；以前人做坏事遮遮掩掩，今天人做坏事明火执仗。
这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和其他的那些“与传统决裂”的运动的后
果！
“仁义道德”不是“吃人”，正相反，有了道德的约束，“吃人”的念头才受到了压抑
，“吃人”的人才潜踪匿迹，“吃人”才要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的“道德”。
道德本身、传统本身、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神圣的，都是可以纠正的。怎么样纠正呢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说一样东西不好，必须要拿出好的来，给人
腐，问到他们的道德，就泛以“人性”来对付。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易》
说：“蒙以养正”。人性是发展的，但向哪一个方向发展，社会的道德共识、童年的道
德教育都是很重要的。
自由主义者每每拿西方作例子，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化是错误的。我不是中国传统的“原
教旨主义者”，但我在欧洲生活了十几年，深深地感觉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也。”“君”者“尊”也，所谓“有君”即“有所尊重，有所遵循”，言行有所敬，不
任性损道德，不傥然无拘束，不专事批判、讽刺，不犬儒主义。盖欧洲虽然屡经思想革
命，但教会作为道德权威的地位始终没有被真正动摇，道德共识的主干始终没有被真正
破坏，所有被批评的教条都被代之以新的教条。所以，欧洲社会的道德共识几百年年来
，没有断绝。
“五四”和接下来的那些运动把中国的道德都批判了，却没有告诉人们，我们到底应该
有怎样的道德！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做事很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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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3-------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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