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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理性、真理与历史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Sep 10 23:50:58 2000), 转信

理性、真理与历史
　　
　听话（本站特邀编审）


    理性、真理与历史
    [美] 希拉里·普特南著，童世骏、李光程译，二十世纪西方哲
学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97.2第1 版，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by Hilary Putnam（1926-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

    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还原论哲学家就是非实在论者，达米特当
然没犯这个错误。还原论哲学家与其他哲学家的分歧之处在于实际存
在的是什么，而不在于真理观。只要我们避免了这个错误，就会发觉
我刚才所说的观点，即在康德之前不可能找到一个哲学家不是形而上
学实在论者（至少在把什么当作基本的不可还原的论断这一问题上），
是更为站得住脚的。
    （注）在康德之后不久著书立论并对他的学术一清二楚的黑格尔
也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任何判断，即使是关于感觉印象的判断，如果
真要成为一个判断的话，就必须超过所“给予”的东西。
    我想要讨论的是库恩在《结构》一书和后来的论文中都提出的一
个论点，也是法伊尔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一书和一些技术性论文中
都提出的一个观点，这就是“不可公度性”的命题。
    不可公度性命题认为，在另一个文化中使用的术语，比方说17世
纪科学家所用的“温度”这个术语，在意义或指称上不能与我们今天
拥有的术语和表达式划上等号。……实际上，在法伊尔阿本德看来，
日常语言干脆是一种假的理论。
    这回对这个命题的驳斥是说，假如这个命题确实是真的，那么我
们根本就无法翻译别的语言——甚至以前阶段的我们的语言。而如果
我们对有机体的声音全然无法诠释，那么我们就没有根据把他们当作
思想家、说话者甚至人。……先对我们说伽利略具有“不可公度的”
概念，然后进一步去详细描述这些概念，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维特根斯坦想要抨击的那种相对主义，人们称为“方法论的唯我
论”. “方法论的唯我论者”是一位这样的非实在论者或“证实主义
者”，他同意把真理理解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同合理的可接受性相联系
的，但他又认为所有的正当性证明最终都根据我们人人对之具有私人
知识的那些经验。这样，我自己知道我的哪些经验会证实雪是白的，
诺齐克自己知道他的哪些经验会证实雪是白的：每一个陈述对于每一
个思想者来说，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的论证是一个反对整个相对主义的出色论
证。这段论证是说，相对主义者到头来都无法理解是对的和认为他是
证。这段论证是说，相对主义者到头来都无法理解是对的和认为他是
对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而这意味着，断言或认为与发声（或产生心
理意象）这两方面之间的区别，最终是不存在的。但是这意味着（根
据这个观点）我根本不是一个思想者，而仅仅是一个动物。主张这样
一种观点无异于某种精神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用条件句来阐明是对的和认为某人是对的这两者
间区别的企图，便没能成功，因为正像对任何其他陈述一样，对这些
条件句，相对主义者也没有任何客观的对的概念可用。
    最后，如果今天的相对主义者像古代的普罗泰戈拉一样干脆决定
把打落的牙齿往肚里吞，说在“我是对的”和“我认为我是对的”之
间不存在任何区别——说即使在某人自己那里也无法区别被证明为正
当和认为某人被证明为正当——那么，根据这样一种观点，除了发出
声音以求自己感到是对的之外，还说些什么呢？除了在心里产生意象
和类似句子的东西以求主观上感到是对的之外，还想些什么呢？到头
来，相对主义者不得不否认任何思想是有关任何东西的，不管在实在
论的意义上还是非实在论的意义上；因为，在心想某人的思想是有关
某物的，与实际上心想该物之间，他无法作出区分。简言之，相对主
义者未能看到的是，某种客观的“对”的存在，是思想的一个前提。
    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法至少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
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
预设了种种价值。
    现代相对主义者，只要他还是前后一致的（但是一个人如何可能
前后一致地坚持一个使得一致性概念变得无意义的学说呢？），就应
该以他自己的言论只是情感的表达这一结论告终。
    但是没有一条人人满意的解决一切争论的途径，这一事实并不表
明，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好差之分。
    我们说某些价值判断是合理的和客观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
对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权利、自治等等的抽象议论总是有意
义的。就算我们对某些一般争论想说的都是对的，通常我们也很难将
它表述清楚，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表达抽象观念方面缺乏训练则更是
如此。那些声称没有客观的价值，价值只是相对于环境而言的人类学
家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况。甚至当我们在有效地表达我们想要说
的方面如愿以偿时，仍然有一种无理性的巨大力量动摇我们的判断。
这里，我的意图不是要否认强力能摧毁我们的判断，自恋能诱使我们
的判断出错，我要否认的是，我们在这巨大的力量面前是无能为力、
毫无希望的，以至于试图理智而公正地判断是徒劳的（并且，事实上
是一种自我欺骗）。说我们可以是合理的不同于说我们可以不犯错误。
相反，正如默多克提出的努力寻求一个经过推理的、合理的态度本质
上是一件进步的、“可无限完善的事情”. （《善的至上性》，第23
页）
    合理性是手段的属性，而非目的的属性。它是完全与效率合而为
一的。因此琼斯溺爱香草超过巧克力冰激凌既不是合理的，也不是不
合理的。但是假定他的偏好秩序一定，在两个特殊场合选择香草而不
是巧克力的行为，对琼斯来说也许是合理的。这个思想，可追溯到休
谟的一句名言：“理性是且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还曾对边沁有
谟的一句名言：“理性是且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还曾对边沁有
过深刻影响，它得到了现代社会科学家的广泛认可。现代经济学家的
“帕累托最优”概念就是常识有一个只考虑手段的效率，不包含有关
各种经济力量的目标的“价值判断”的经济最优性概念。这个概念对
当代颇具吸引力，正是因为人们都假定，手段的选择要服从于理性的
批评，而目的的选择则不然。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理论所依赖的过分简单化的心理学理论时，
其全部思想能打动人心的吸引力便丧失殆尽。
    许多人追求他们事实上也许并不真正乐意获得的目标，或者，追
求他们不会长久珍爱、或实际上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珍爱的目标。
    人们常常一再忽视那些如果想到也会追求的目标。或者，就算他
们想到了（或由某人提示出来），他们也许缺乏把达到这些目标时将
会实际出现的情况具体化的想象（又是想象！）。特别是当这些目标
具有长期的特性（比如提高诗的鉴赏水平）时，更是如此。一个视针
对游戏高于诗歌的人，其实可能并不能想象具有鉴别真正诗歌的细微
差别的高度敏感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能增长智力，改进想象
的话，他就会恍然大悟，他正在犯一桩错误。
    一个人所具有的合理地批判自己的目标（以及他人的目标）的能
力要依赖其想象力，这和这种能力要依赖其接受真陈述、怀疑假陈述
的能力相比，也许占有同等的分量。
    威廉斯指出，重提一个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通常一个目
标是总体性的（如过一个愉快的夜晚），问题不全是为“目标”找到
一个手段，而是找到一个包括达到目标的可接受的详尽计划的全盘活
动方案（例如“去看电影”，“在家读书”）。一个人能否对其目标
构想出一个有创造性而又新奇的计划，抑或只想到一个平庸而乏味的
计划，这还是依赖于想象而不仅仅依赖于对命题的理解力。
    波普尔的观点有这样一个问题：它不可能检验所有可证伪性很强
的理论。例如像这样的一种理论：如果我在头上罩一面袋，轻轻敲99
次桌子，一个魔鬼将出现，它的可证伪性当然是很强的。但是我肯定
不会劳神去检验它。就算我愿意去检验它，我可能要想到10的100 次
方个同样的理论，这样，我一生的光阴，甚至人类的漫长岁月都不足
以将它们检验完。因此，出于逻辑上的原因，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基础
上选择数量极少的我们愿意实际地去检验的理论。这意味着即使在波
普尔的方法中，也有一个类似先验选择的东西存在。……在这个意义
上，甚至连可证伪性概念也需要一个先验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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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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