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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要义”和“特征”
发信站: 听涛站 (Tue Sep 19 17:41:59 2000),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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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picurean (伊鸠),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要义”和“特征”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Oct 1 23:28:41 1998) WWW-POST
转自《新语丝》
要 义 和 特 征
——读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有感
·散宜生·
梁漱溟先生自定的两本最主要的著作之一——《中国文化要义》(86年重
订本,本文引文皆出自该版),大概可以译为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这想来并不违悖梁先生的原意。但是,对书名的这样的理解,立即和梁先生的
写作大纲起了冲突。
梁先生在“绪论”里说:“我们工作的进行:第一步,将中国文化在外面容
易看出的,常常被人指说的那些特异处,一一寻求而罗列起来。这种罗列,从最
著者以次及于不甚重要者,可以列出许多许多。尽不必拘定其多少。不过,当你
罗列之后,自然便看出某点与某点相关联,可以归并。某点与某点或竟为一事。
如此,亦就不甚多了。第二步,拈取其中某一特点为研究入手,设法解释它的来
由。前后左右推阐印证,愈引愈深;更进而解释及于其他特点。其他特点,假如
因之而亦得解答,即再进而推及其他。总之,最後我们若能发见这许多特点,实
不外打从一处而来;许多特征贯串起来,原都本于唯一之总特征;那就是寻到了
家。中国文化便通体洞然明白,而其要义可以在握。”
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梁漱溟实际上要谈的是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征。可是,
特点、特征未必就是本质、要义。张三鼻子上比别人多一个疣子,大概不会有人
说这个疣子是张三做人(人的社会属性)的“要件”。当然,你可以辩解说梁先
生要谈的是“最著者”,而不是“不甚重要”的特点。但是,当张三因为抢了银
行被通缉被审判时,鼻子上的那个疣子却很可能是显著的特点,是定罪的证据之
一。其实,所谓的“特征”、“要义”,只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而人的思维
是有目的性的,“特征”、“要义”只有在和我们的目的相关时,才会被抽象出
来。将特征与本质混为一谈,是梁先生的第一个思维误区;他虽然也说从特点入
手探究来由,但是他最後还是要落实到一个“总特征”。没有大致地界定相关条
件(比如对“文化”给出一个哪怕是粗浅的定义),拉进篮子就是菜,是梁先生
的第二个思维误区。也难怪殷海光要嘲笑他:“梁漱溟这样肯下力思考,为他自
己及为中国找出路,但是由于他的思考技术太差,他想来想去,想了几十年,结
果思想的小鹿一辈子闯不出从小被布置在他头脑里的铁丝网。”(《自由的伦理
基础》,65年10月1日,《文星》第96期)这倒也不是对梁先生苛求。平
常聊天,怎么说都没关系;可是当一本书有了这么严肃的名字后,读者不拿出律
师办案的劲头,似乎也对不起作者的苦心。
当然,只要读一读这本书,梁先生的写作目的还是很清楚的:他是要在西方
文化的压力下保卫传统文化。因此他在书中实际所作的是比较中西文化,毕竟,
所谓的特点、特征,要通过与同类事物的比较才能把握。笔者很佩服梁老的志气
,只是不知道他对西方文化(最好还有别的文化,比如印度、日本等)是否有足
够的了解,是否有作全面比较的能力。这里“全面”两字很重要。如果允许用没
有统计意义的个别例子,那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任何论点,甚至对立的论点。
今年六月十三日的《时代》周刊登了几页一本日本畅销书的摘要。作者游览
了大峡谷,见到那么险的地方没栏杆、没警告标志、没监视的警察,和日本完全
不一样,于是就美日国民性的不同大发感慨,建议他的同胞多多学习老美的自主
精神。在美国多走几个地方,却很容易发现,这其实更多的是与西部的民风有关
。笔者在东北部的大瀑布玩,为拍照两次跨出栏杆,都只有两三分钟,警察就赶
到了。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捉将官里去,在水牛城地方法庭过了堂罚了款才了事
。结合大峡谷、大瀑布的例子,我也可以反过来说:随着文化的提升,国家对公
民的“保护”也必然增加,因此日本社会比美国先进了一百年。
虽然在基本思路上有严重的缺陷,这本《中国文化要义》,还是值得一读的
。毕竟梁先生花了九年的时间。特别是第八、第九两章,论中国的“封建”社会
,与大陆党史、历史课本的教导大相径庭,红道的同志不妨仔细看看。幸亏这是
在先总统蒋公治下写的书,知识分子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批评和磋商的存在,
使得它不至于过分离谱。要是晚写十年,那就难说了。第八章的对共党的“土地
改革”不利的调查资料,也决不会放进去。
为梁先生计,要探索传统文化的要义,最好还是考察中国本身的历史。可以
把历史分为几个大阶段:西周之前、春秋战国、从秦到清(或许可以再分为汉唐
、宋明两段)、近代。看看在历史上文化是怎么演变的,哪些是一跃即逝的时代
的浪花,哪些是贯通古今的深层的潜流。特别要注意国家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时期
。兄弟操戈仍共奉为圭臬,异族摧花而无伤其根柢,当得起这样的考验,庶几无
愧于“要义”两字。而有了这样的理解,再和别的文化比较也不迟。
这个工作的量很大,大概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至于梁先生,则至少要找
一个通晓《易经》的搭档。《中国文化要义》从头至尾没有引过一句《易经》。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大概也不用我多说。
历史性的比较,特别是与近代的比较,常常会给出一些很有趣的结果。梁先
生将“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及其法制之不见形成”列为中国文
化第九特征,“道德气氛特重”为第十特征,然后他说:“第九特征第十特征,
其内容皆涉及政治。因而使我们联想到中国人的国家。从前中国人是以天下观念
代替国家观念的。他念念只祝望‘天下太平’,从来不曾想什么‘国家富强’。
这与欧洲人全然两副头脑,虽不无古人伟大理想作用于其间,但它却是反映着二
千年来的事实的。”认真读过儒家的书的,或多或少都会注意到传统文化的这一
世界主义倾向。冯友兰也说,“中国的政治哲学,实在是为了世界组织而有的哲
学,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之‘天下’。”“去年春天著者在重庆时,听见一句话
,说:‘中国哲学不合于救中国,它却足以救世界而有馀。’这实在是一个聪明
的见解,虽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是我绝对信任这句话。”(《三松堂学术文
集》,6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84年3月初版)从严复到毛泽东,他们在吸
收西方文化时,对与传统的“大同”理想的契合之处,往往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一文化特征却已是荡然无存。
不知这一条,还算不算得中国文化的要义?不知今天的大陆青年,是否还愿
意听一听梁先生在最後一章“结论”里说到民族性时的话:“中国人怀抱着天下
观念,自古讫今一直未改,真是廓然大公,发乎理性之无对。说民族性,这才是
中国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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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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