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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礼让”与“礼争”
发信站: 听涛站 (Tue Sep 19 17:42:34 2000), 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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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picurean (伊鸠),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礼让”与“礼争”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Thu Oct 1 23:40:43 1998) WWW-POST
转自《新语丝》
“礼 让” 和 “礼 争”
——儒家文化和英语文化的一个比较
·逸夫·
(一) 做人的君子文化和游戏的绅士文化
如何认识儒家是个复杂的问题。有人把中国近代的落后归结为儒家中的糟粕
;有人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儒家精神(自然是其中的精华)的复兴。功耶?
罪耶?似乎是个永远的谜。
儒家是个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恐怕不能笼统地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而应该就一个个具体的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仅对儒家中的“礼让”精神作
一分析。
同“礼让”相对的,可以说是“礼争”。“礼争”大概同英语中的 fair play
相当。 Fair play(从前音译成“费厄泼赖”)的本意是“公平竞赛”或“高尚
游戏”。因此不妨说,重视礼争的英语文化就是重视游戏、玩儿的文化。与此相
对,儒家文化可以说是非常轻视游戏而重视“做人”的严肃的道学文化。
儒家强调“礼让”忽视“礼争”。可是,游戏、竞争是人类的天性,完全否
认竞争的礼让,最终流于虚伪,结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变为暗斗
、乱斗。所以礼让、礼争两个比较起来,似乎是礼争更为实际一些,更积极进取
一些。同样以讲究中庸著称于世的中华文化和英语文化,一则辅之以礼让,一则
辅之以礼争,近代到现代几个世纪来的发展速度几乎是两极分化地大相径庭。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其片面性今天已经是十分明显的了。这
里我们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游戏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东方和西方的游戏方式确有巨大的差别。在古代,西方王室、贵族热衷的游
戏是狩猎、赛马等等,而中国皇帝、贵族、官僚热衷的是广畜嫔妃、妻妾;虽然
中国皇帝的广畜嫔妃,是在“传龙种以接代”、“培养接班人”这样严肃的“做
人”名义下进行的,表面上并不是游戏。在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富豪和东方
富豪的游戏趣味也大异其趣。这一点在中国大陆的爆发户令人咋舌的摆阔方式上
表现得尤其清楚。
毛泽东是个中国色彩十足的领袖,这从他唯一嗜好的游戏是玩女人这一点上
就可以看出。而赵紫阳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这也表现在他的嗜好是高尔夫球这
一点上。
曾经读过一篇分析中国象棋和西方象棋差异的文章。其中讲到中国象棋中的
“将”、“帅”蛰居深宫,而西方象棋中的国王却云游四海;中国象棋中的“兵
”“卒”永无出头之日,而西方象棋中的小兵却可以凭战功晋升。此外,麻将和
桥牌的对比,太极拳和西方拳击的对比等等,无一不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对比。
毛泽东在早年写过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很有气魄的长文章,但里面主
要强调的也只是“文明其心灵,野蛮其体魄”,却忽视了西方体育中根本的礼争
精神。这或许同他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提倡的“野蛮其心灵”,有某
种内在的联系。
或许我们可以说,文化的差异,主要正是表现在消遣闲暇和游戏的不同方式
上。因为同谋生相比,消遣、游戏是属於较高层次的人类行为。这就好比人在饥
饿时的食品选择,差别并不很大,而在吃饱之后对食品的选择,才反映出了真正
的品味差异。
黑格尔认为“游戏表现了更高等的正经”,因为非实用性的活动比实用性的
活动更能体现人类的自由意志。
因此我们万万不可忽视消遣、游戏文化的改造、建设。在中国大陆的物质生
活日益富裕的今天,这一点尤其迫切。
(二) 礼争的内涵
西方游戏精神的精髓主要体现在礼争方面,让我们来看看礼争的内涵有哪些。
原则上说来,礼争就是有规则的竞争,重要的是要有游戏、竞争的规则。这
种精神在古代的奥林匹克比赛中已经体现出来。
规则必须公正,“记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这种体现平等公正的体育游
戏,在中国古代就很难存在和繁荣发展。怎么可能要求皇帝、贵族、官僚和平民
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呢?
但除此之外,礼争的内涵,还包括作好的失败者和好的胜利者。
所谓“好的失败者”,又包括起码的“认输”和高标准的“不服输”两方面
。“认输”就是老老实实地公开承认失败,而不是棋输了就掀棋盘,竞选输了就
不认账,搞兵变、镇压。“不服输”就是虚心向胜利者学习,再光明地向对方挑
战,努力超过对方,但不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样往往不择手段的报复。
同“不服输”相比,“认输”更为基本,而“不服输”这一高标准,不是对
所有输者都适用的,需要实事求是地量力而行。事实上,只要做到第一点就可称
得上一个好的输者了。如果过分强调后一点,结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而成为
用耍赖手段弄垮胜者的输不起的人。西方人在说到“作个好的失败者”主要偏重
前者,而中国人在说到“作个好的失败者”时,则往往偏重后者。因此,中国人
很需要加强前一种“好的失败者”的意识。海外民运团体中多次发生过的选举风
波,也说明了“输得起”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严重缺乏。
所谓“好的胜利者”,也包括起码的善待、礼遇失败者,尊重失败者的人格
,例如不向对方施加人身污辱和迫害,甚至高标准地赞扬对方。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并不追究亲英分子的“卖国”罪。其实,这些人在独
立前作为大英帝国臣民而忠于英国,并把独立分子视为“背叛祖国”也是完全可
以理解的。美国南北战争后,胜利的北方也不追究南方的分裂分子,对于南军统
帅李将军的人格至今赞扬备至。而李将军的伟大人格,也包括了彻底认输的礼争
风格:战争一旦失败,就老老实实带头作个守法公民。
又如上届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和克林顿,互相攻击(但不能造谣),相骂
自然无好言。但一旦选举结果出来,布什即向胜者克林顿道贺,并且称赞他的竞
选表现之佳,并保证做好权力的移交工作和协助下一届政府的工作。而克林顿也
称赞布什在总统任期内的贡献。这样互相称赞对方,显然对双方都有好处。败者
赞扬胜者,可表明他是败于高手,这样才能显示自己本也不弱,保留了更多的体
面。而胜者赞扬败者,可表明对方本是强手,而自己则更强一着。西方选举后互
相盛赞对方,这可说是礼争风格的臻极发挥。
(三) 礼争和政治文化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礼争精神虽然起源於游戏,但其一旦扩展、渗透到政治
生活中,对於社会的发展能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而成为一种政治文化。
一部中国现代史,可以说是一部缺乏礼争精神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史。袁
世凯预感到国会选举对他的威胁,就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令中国的议会政治功亏
一篑。五·四运动时学生的火烧赵家楼,虽然大方向正确,但手段不合法。这种
“只要大方向正确,什么都可以乱来”的逻辑,后来就发展到了湖南农民运动的
给地主戴高帽游街,又发展到了“文化革命”的游街批斗。国共两党的对抗中,
双方用“匪”互骂,“白匪”、“蒋匪帮”、“共匪”、“赤匪”,无所不用其
极。五年前的六·四事件,共产党眼看动用宣传、对话等和平手段对付不了学生
和民众,就使出了武装镇压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否合法且不去说(按理说动用
军队的战争状态必须有全国人大批准,可六·四事件至今没有人明确承担下令开
枪的责任),离公平对抗的礼争精神也实在太远了,一个掌握了全国主要宣传机
构的政府,竟然在宣传上斗不过一些乌合之众的民众,最后就用枪炮、坦克去对
付手无寸铁的民众,这无论如何是很可悲、可耻的。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出现了一些礼争的迹象。如国
、共两党不再以“匪”对称了,而承认彼此为一政权。共产党政府对民运人士也
能比较实事求是地以“持不同政见者”对待,而不是动辄以“流氓、暴徒”称呼
。这些,都表现了对对方的起码尊重。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些迹象的深刻意义。希
望以这些迹象为开端所启动的中国政治的良性互动,不要再为六·四一类的恶性
事件所中断。
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大声呐喊“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先生是激烈反
封建、反儒家传统的,他的反对礼争,大概同他把礼争看作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
关。其实这是个误会,礼争恰恰是儒家文化中所缺乏的一个因素。半个世纪过去
了,我们是否应该大声呐喊“费厄泼赖不可缓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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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也白说。
※ 修改:·epicurean 於 Oct 1 23:40:43 修改本文·[FROM: 166.11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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