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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筷子比刀叉文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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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筷子比刀叉文雅吗？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Fri Sep 18 14:09:46 1998)

　　　　　　　　　　　　　　筷子比刀叉文雅吗？
　　　　　　　　　　　　　——读《符号帝国》札记

　　　　　　　　　　　　　　　　·濯　灵·

　　罗兰·巴尔特（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１９１５—１９８０）是六十年代
以来法国文学界跃起的一颗最
璀璨夺目的明星。继萨特之后，罗兰·巴尔特以一系列既富有思想独创性、又具有形式独
特性的著述，成为当代国际文
坛的先锋人物，和对整个西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近几年来，他
在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界亦开始
发生影响，他的几部著作开始有了中译本，为人们所争相阅读。

　　　　　　　　　　　　　　　　　　一

　　《符号帝国》是巴尔特以符号学观点写成的一部具有比较文化研究性质的著作。他把
日本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各个
方面，诸如语言，饮食，游戏，城市布局和结构，商品的包装，木偶戏，礼节，诗歌（即
俳句），文具，面容等等，都
看作是一直独特文化的各种符号，从而对其伦理含义做了深入的思考。

　　在对这个东方民族的各种文化符号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他的参照系就是法国和西方
民族的文化系统。他不是西方
种族优越论者，也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者，这些文化偏见与他无缘。因此，他在对本民族
文化系统之外的另一个遥远
的、风格迥异的文化系统观照和思考时，能够保持学者的冷静和公允态度。

　　他以西方人那种新奇和学者的深思，常常对日本人生活中极其普通而又琐细的小节，
思考得很深很细，从中发现出
深层的文化涵义、心理特征、人格本质和人生态度。这些文化内容恰恰同西方文化内涵构
成极其鲜明而又饶有趣味的对
照。他不但没有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没有巴黎人的自豪，反而转身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传
统投以怀疑和冷嘲的一瞥，回
赠以无情的讽喻，显示出这位气质不凡的思想家强烈的反传统精神。

　　巴尔特在日本，虽然只是一位作惊鸿一瞥式浏览的观光客，可是这部关于日本观感和
日本文化研究的书，却充满了
创造性和独特性，不仅把读者的视野拓展得相当广阔，而且挖掘得相当深刻，给读者以新
鲜而深刻的文化震动、文化启
示、美的欣悦感和理知的满足。符号学方法的独到，思想的精彩，散文的笔调，使这本著
作具文学家格调和学者气质。

　　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东方文化和艺术开始对西方产生一种异乎寻常
的魅力。不少极有天才、寻求
文化突破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例如文学家罗曼·罗兰、哲学家罗素、画
家梵高、马蒂斯，以及诗人庞
德，都把自己的思想和艺术触角探到充满神秘色彩和独特文化个性的东方文化之林，寻求
新鲜的感受和奇异的想象。哲
学家罗素曾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专著《中国问题》；英国著
名诗人兼学者劳伦斯·比尼恩
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一本探讨东方文化精神的专著《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通过对各
种艺术的研究而深入揭示了东
方人的心灵内核，其中辟专章对日本人的文化精神做了饶有趣味的研究。

　　　　　　　　　　　　　　　　　　二

　　西方学者、思想家对东方的种种研究，功不可没，然而不免有时让我们产生隔靴搔痒
或似是而非之感。这恐怕很象
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研究给西方学者产生的那种感觉。罗兰·巴尔特这本《符号帝国》，
尽管精妙之见迭出，也难免有
时使人产生类似感觉。

　　例如，他谈到筷子时认为，筷子不象西方餐具：刀、叉那样用于切、扎、截，因而“
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
猎物，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

　　这话其实并不错，只是忽略了掩饰在这种温雅面纱下面的另一种东西，这恰恰是东方
人独具的一种智慧方式，一种
狡黠的聪明和内外有别的脑筋。西方人用刀用叉，在宴席上又切又割，确实让人感到一种
残酷和暴虐，明明白白，毫不
掩饰地蹂躏肉食。

　　在这方面，我们东方人的筷子可就要温文尔雅多了，几乎毫不加害于食物，非常君子
气。更何况至圣先师孔子早就
说过“君子远庖厨”的名言，那种众目睽睽之下，又杀又剐地凌迟肉食的残酷事，君子怎
么能干呢？

　　但东方人自古以来一直是性喜吃肉的民族，与西方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无辜的动
物总是要被宰杀的。因而，要
说残酷和暴虐，谁也跑不了。不同的是，东方人把屠戮生灵的事放在君子所远避的后院或
厨房深处去干，煮熟、切好，
洒上油盐酱醋调味品，再由天生丽质的小姐们笑脸盈盈端出来，不象西方人在餐桌上那样
张着垂涎欲滴的一副八戒式的
馋嘴，不加丝毫掩饰、舞刀弄叉地张狂。东方人更懂掩饰，更懂里外。因而在这方面，要
比西方人更多一层智慧。可
是，这种智慧太多了，也实在压人，拘拘缩缩，怕这怕那，总是长不大方。

　　可惜这一点是巴尔特疏漏的一个最可见出文化特质的重要细节，不然或许会给这本著
作锦上添花，再增一层文化深
度。

　　　　　　　　　　　　　　　　　　三

　　巴尔特在研究日本文化时，不是停留在语言材料和文字典籍上，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
各面。这是更有生命力的活生
生的文化材料。他特别重视人体语言的功用，强调各种文化现象的“书写”性和那种带有
禅宗意味的空灵。这里，我也
应当指出，巴尔特实际上是把日本文化同自己所虚拟和构想的、与西方文化迥异其趣的另
一种文化系统揉在一起而进行
探讨和论述的。因而，有时在对具体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解释时，不免流露出逻辑推演的痕
迹。

　　这说明，在巴尔特眼中，日本不仅是一种真实的文化存在，而且是一种虚构的文化理
想。这位思想家需要构拟和发
现一个存在于虚实之间的文化，以便同现存的西方文化及其传统抗衡，对之产生强烈的震
撼、冲击和反拨。

　　这本著作，以学者的深思、散文的笔调写成，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卷舒自如，是一种
很难得的简洁文体。书中共二
十六章，涉及日本文化诸多方面，均一一加以文化透视，并且始终以一种对于日本文化所
持的总体观念来贯穿全书。因
而于疏散中见出整体感。这种疏散的写作方式，也许正是巴尔特有意按照他对日本文化的
理解而采取的表达方式。

　　　　　　　　　　　　　　　　　　四

　　巴尔特早在五十年代就发表了两部文学批评著作，《写作的零度》（一九五三年）和
《米舍莱自述》（一九五四
年），但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勤奋、活跃的巴尔特在法国思想界一直是个敲边鼓式的人物
。这一年，他五十岁，他的论
敌、索尔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成全了他。皮氏发表了《新批评还是新骗术》一书，锋
芒直指巴尔特。皮氏反对的主
要是巴尔特研究拉辛时运用的那种精神分析学论点。

　　于是，法国新闻界紧跟其后，遂使巴尔特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中一切激进、荒诞、蛮横
无理的倾向的代表人物。巴尔
特以恶名远扬国际文坛。实际上，这是他对法国文化进行犀利无情的批判而赢得的声望。

　　他依然手不停笔，埋头著书立说。六十年代后期，巴尔特已跻身巴黎文化界名流之列
，与斯特劳斯、福科、拉康并
驾齐驱。各种旅行和讲演的邀请纷至沓来。但他性喜幽居，不好热闹，宁愿躲在研究院从
事研究。

　　一九七六年，他应聘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一九八零年二月，他在穿过法兰西学院门
前的大街时，被一辆卡车撞
倒，四周后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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