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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探索科学时代思的可能性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Oct 29 20:32:12 2000), 转信

探索科学时代思的可能性

《哲学动态》人物专访

　

记者：首先祝贺你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使你成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老研究机构
里最年轻的研究员。我们注意到，你的《科学的历程》一书近几年影响颇大，96年被中宣
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奖，前不久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胡绳青年学
术奖，人们因此把你视
为一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你的破格晋升归功于《科学的历程》一书的重
大影响。

吴：《科学的历程》确实给我带来了名声，因为它毕竟是普及读物，发行量大，读者多，
但评价一个学者的主要依据不应该是其社会名声，而应是他的那些也许鲜为人知的学术工
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一个学术机构，职称评定当然主要以学术研究工作为依据。《科学
的历程》作为一本科学
史普及著作，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主要应归于其出版时机，如果说写作方面也是一个因
素的话，可能与写作角度有关，而这个独特的视角依赖于我的哲学训练和思想史训练。因
此，如果按照逻辑顺序而不是历史顺序，《科学的历程》的影响倒是要归功于我的破格晋
升，如果我的晋升确实
是依据我的学术成就的话。

记者：我听说你本科是学物理的，研究生开始转学哲学，是什么促使你走上了哲学研究的
道路？

吴：从学物理转学哲学，主要原因是对思考基本问题或者叫哲学问题的强烈爱好。我很早
就对理论物理学前沿的一些基本问题着迷，基本问题追到最后自然就进入了哲学的领域，
大学毕业的时候干脆通过考研究生把对哲学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但现在看来，很长一
段时间也许直到现在，
我实际上还在哲学的大门外徘徊，还根本没有踏上哲学的道路。

这有两方面的意思。表层的意思是说，由于这些年我下功夫最多的是在科学思想史方面，
所以从通常专业划分的角度看，直接关注一般的哲学问题不太多；但深一层看，研究的领
域并不唯一的决定其工作是否是哲学性质的，要紧的是，哲学标志着某种独特的思想方式
。我必须承认我虽一直
独自摸索但一直未能找准一种哲学的运思方式。许多搞哲学史的人比较幸运，他们一开始
就在历史上大哲学家的哲学文献的示范下直接进入某种哲学范式中，没有我这种自己误闯
误打追求哲学的人的那种也许十分可笑的经历。

在北大哲学系上研究生时，念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方向。把科学史与科
学哲学放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在西方当然很普遍，但在中国是独特的。就我所知，中国自然
辩证法界有搞科学史的，也有搞科学哲学的，但同时都搞的不多。这种研究生培养方向的
选定可能导致了如下的
结果，即搞科学史的，严重的忽视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史学派；搞科学哲学的，止
于翻译介绍国外的科学哲学进展，而因为没有科学史方面的依托而难以有自己创造性的发
展。

对我而言，这个良好的专业配置只是在日后潜移默化的发挥作用。当时我依着自己的“哲
学兴趣”继续“钻研”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特别是热情参与80年代哲学界理论界如火如
荼的思想解放运动，跟着讨论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物质的可分性问题等等，而对科学哲
学文献阅读不够。那时
我也试着把“分析”的利器引入哲学讨论中，在讨论问题时着力对哲学命题进行语义分析
和逻辑分析，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分析的风格。今天看来值得肯定的是，尽管我对分析哲学
的文献并不很熟悉，但我确实是自觉的将分析的精神贯彻运用于当时哲学界的学术争论中
。很自然，同所有逻辑
实证主义者一样，我相信，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澄清命题和问题，澄清之后就可以交由自然
科学来解决。

问题是这样的思路并不能推进多久。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衍生出的
“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和“物质的可分性问题”“澄清”完了，它们都相应地交由自然
科学家去解决了，我作为一个搞哲学的还能干些什么呢？康德说形而上学是人类的一种天
然的倾向，我觉得在我
身上这个倾向很强烈，哲学就这么没事干了很让人不心甘，但我确实不知道如何着手自己
的形而上学追求，感到很迷茫。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我正好受命翻译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自然的观念》（《历史的
观念》的姊妹篇），结果把我的视野引向了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领域。我从阅读和翻译这
本自然哲学史纲中体会了“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句从前只是听说过的黑格尔名言。
我意识到，哲学尚有一
个广阔而又深邃的天地，过去自己那种从事哲学的方式是太浅了。要在哲学史和科学思想
史方面下功夫，才有可能搞出一些象样的哲学工作来。我依然不十分清楚怎样才是真正的
做哲学，但我强烈的感到思想史研究至少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准备工作。

记者：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你做了哪些工作？

吴：我的兴趣主要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先是研究宇宙论思想史，写了论文“宇
宙论的历史与哲学”、“论宇宙的有限无限”；再是研究希腊空间概念，写了《希腊空间
概念的发展》；研究时间观念史，写了《时间的观念》；研究自然概念史，写了长篇论文
“自然哲学的复兴”和
《自然的退隐──科学革命与世界图景的诞生》。作为副产品，编译了《科学思想史指南
》，再就是写了《科学的历程》。

记者：你刚才提到，研究工作的哲学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领域，那么你在思想史或者说概
念史的研究过程中，你所谓的“哲学的运思”有什么长进吗？

吴：说起这个方面，就得提到我这些年大力鼓吹的复兴“自然哲学”。翻译《自然的观念
》这件事情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刚才讲到的对历史的重视，再就是促使我考虑重建
“自然哲学”的可能性。

在中国哲学界，“自然哲学”在双重意义上受到冷落。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由
于恩格斯曾经说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任
何使自然哲学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也是一种退步，所以人们都把自然哲学看成
一种过时了的观念形态
，认为应以“自然辩证法”取而代之，只提自然观，不提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从西方科
学哲学的历史上看，自然哲学也大势已去，人们认为或者自然科学已使作为对自然的认识
的自然哲学成为不可能，或者科学哲学已使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
在英语国家没多少哲学
家自称搞自然哲学。《自然的观念》鼓励我，也许这个领域还可以有所作为。

但一开始，我不过是想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划定一块自留地，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哲学纲领
。把对自然科学基本概念的历史研究充做自然哲学研究，就反映了这一点：似乎自然哲学
特有的工作就只是自然哲学史研究。我当然非常明白，对于重建自然哲学光搞自然哲学史
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你把“自然哲学”建设成为一种“哲学”，有些什么进展？

吴：我自以为取得的第一个进展是，把“重建自然哲学”与“维护哲学的自主性”联系起
来，从而主张“超越科学”，明确的反对科学主义。经常听到说，哲学要适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要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我认为这是哲学缺乏自主性的表现。过去哲学总是
为政治服务，适应政治
形势的需要，没有自主性；今天，不提为政治服务了，但却又要去适应时代的需要，科技
的新形势，依然是缺乏自主性。为什么哲学就不能关注自己的问题，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
走呢？缺乏自主性当然是因为中国当代哲学根本没有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发展逻辑，
所以要跟着外部环境走
。具体到“自然哲学”，从前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固然不对，现在则要追随自然科学也好
不到那儿去，总之都是找不到“哲学”的“自我”。

记者：如何在重建自然哲学中实现哲学的自主性呢？

吴：我在“重建自然哲学”一文中提出“超越科学”和“诉诸历史”两大方案，在《自然
本体化之误》一书中对这两个方案有更详细地实施。

超越科学，因为科学解决不了哲学问题，相反科学的基础问题倒是要哲学去解决。这一想
法在我早期对宇宙有限无限问题的历史探讨中就已萌生。当时对科学的宇宙学很信任，认
为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可以交给它去解决，但是回顾宇宙学史会发现，科学家各派意见经
常不一致，即使公认的
结论最后也常常发生倒转，这样科学在解决永恒的哲学问题时如何可信就成了问题。实际
上，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本质上是相对和暂时的，不可能对永恒的哲学问题
发表意见，倒是相反，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科学性需要来自哲学的辩护，比如康德关
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
能的解答，正是为自然科学奠基的工作。

为了详尽的展示科学对于解决哲学问题的无能，我选了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和芝诺的运动
悖论这两个古老的哲学难题作为案例。有许多科学哲学家相信，现代“科学”能够解决这
两个“哲学”问题。他们相信，在现代宇宙学中，宇宙是有限还是无限取决于宇宙的物质
密度，只要成功的测定
出宇宙的减速因子，就能彻底地回答这个古老的难题；他们还相信， ヅ点Ｂ鄣 根本症结
在于不懂得无穷级数求和是一个有限值。我提出，宇宙论的二律背反根源于宇宙概念本身
即它既作为认识“对象”又作为存在“总体”的这种概念二重性，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三种
各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
治地位的有限观或无限观，即希腊时代的球状宇宙的有限观、近代欧几里德宇宙的无限观
和现代非欧宇宙的有限无界观，均没有解决而只是回避了这种二难。特别是，现代宇宙学
基于黎曼几何和内禀空间概念，它只取了宇宙作为认识对象这种空间性意义，而忽视了宇
宙作为“存在总体”这
种时间性意义，因而是片面的。关于 ヅ点Ｂ ，我指出，在严密的无穷小算法中，无穷级
数求和为有限值并不能解决芝诺的问题，进而言之，即使“无穷问题”从数学逻辑上得到
解决，芝诺的运动悖论依然存在。这就说明，在解决宇宙图景和运动的实在性这些哲学问
题时，自然科学和数学
逻辑插不上手，使不上劲。

　　为了最终为超越自然科学的自然哲学的可能性辩护，我还提出了自然的图象说。图象
说是指，自然科学由于活跃在主客二分之中，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数学化的世界图景。由于
概念图象只是对实在静态的、空间性的透视，放逐了实在的时间性，因而以图象为本体是
本末倒置。囿于自然科
学所给予的自然概念，自然哲学必定是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因此，首先需要打破自然科学
对于自然概念的垄断，自然哲学需超越自然科学才有可能。在那本书中，我做了一个口号
式的概括：哲学思维是无限思维，科学思维是有限思维，自然哲学必须从超越科学开始。

记者：《自然本体化之误》所提出的问题比如对科学主义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敏感
的，当时有什么反响吗？

吴：当时学界更多的注意到了“超越科学”方案，关注其明确的反科学主义立场──我想
在此之前还很少见到这样明确的反科学主义声明。这个立场首先受到了人文学界的欢迎，
比如一位文学评论家就撰文赞同。但也受到批评，比如象弘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文章
，把我列为当代中国反
科学主义的四个代表之一，说我从维护形而上学的角度反对科学主义，但他觉得科学主义
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因而我的反科学主义就只是形而上学传统内部的一种颠覆，看不出有
多大理由。我觉得他把握得很准，毛病也挑得很准。此外，李章印的文章也批评了本书依
旧活跃在主客二分的格
局中，并且特别质疑了本书对时间性的偏爱。

事实上，在他们的评论发表之际，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些致命的问题。在《自然本体化之
误》中，为了与科学主义对立我抬出了人、抬出主体性作为哲学的根本，把误置于科学世
界图景之上的本体重新置于人。但这里的“人”或者“主体性”是完全未加澄清的，所以
才会陷于主体-客体、
人文主义-科学主义这种二元对立的泥潭。

记者：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泥潭？

吴：二元对立的格局一旦形成，在这个格局内进行的任何争斗都只是加强这种格局，使人
们难以逃脱，争斗愈激烈，这种格局愈是坚固。坚固的二元格局遮蔽了这种格局所由形成
的更本原的东西，回避了基础批判，因而说它是一个泥潭，身陷其中拔不出来。事实上，
过去的唯物唯心之争，
不太久远的主体论-客体论之争，时下仍在进行着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之争都有它们相似
的一面，人们分成阵营，表明自己的立场，然后被贴上标签以便于识别。这样争起来很方
便，但可能忽视了最要紧的哲学问题。比如说，深究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人文主义和科
学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人文主义提供“人”为价值目标，科学主义提供“科学”为实现这种目标的工具和手段，
这不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吗？值得深思的倒是，将“人”立定为价值目标这件事情是如
何可能的？主体论-价值论是如何可能的？

记者：我设想只有当你走出了这个泥潭，你才能说出这个泥潭来，那么什么工作标志着这
种由二元对立泥潭的走出，它是不是也可称做你为自然哲学辩护所取得的第二个进展？

吴：我还不太能肯定这第二个进展是否真正取得了，因为从这个泥潭里走出来并不是很容
易的，并不是简单地表明一下态度和立场就了事的。如果说标志的话，那么“自然哲学的
复兴”一文应该算做某种觉悟的开端。

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我强调了作为对象化、图象化的“自然”概念，以说明（图象
化的）“自然”“本体化”有误，但没有深究，除了对象化、图象化外，“自然”还有没
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它本身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它依然在近代的
认识论主—客二元框架
之中活动，只是简单的将本体由客体转置于主体。在“自然哲学的复兴”一文中，我首先
区别“自然”与“自然物”，把“自然”从自然物的集合意义上分离开来，把探求这种“
自然”的意义定为新自然哲学的主旨。同时，对《自然本体化之误》之误做了检讨。

记者：能否请你对“自然哲学”作一些具体的解释？

吴：新“自然哲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而是一种哲学倾
向和态度。它的目的在于，括出（悬搁）整个科学时代(从世界图景到方法论教条，从大
众文化消费到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以显现作为生命之源的“自然”。这里自然不再是作
为知识对象的、作为自然
科学意义上的概念化的自然，不再是自然物；自然哲学也不再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体系，而
是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方式。这样理解，自然哲学就不是一门狭义的哲学学科，而应该是一
种有着广阔视野的哲学主张。

我越来越意识到追求“自然哲学”的工作正在远离分析传统而向现象学传统靠近，而我们
搞自然辩证法出身的人对这一传统非常陌生。我们所谓的“西方”科学哲学，实际上是“
英美”科学哲学，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在视野之内。我在《自
然哲学》（第2辑）里
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种科学哲学”，意图借助这一传统，把“科学存在论”突出出来。
但整个来讲，这个意图在自然辩证法界没多大反响，只有董光璧先生提出了一些温和的赞
同意见。因为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自然辩证法界对“反思科学”的哲学路数太不熟悉、
太不了解。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95年我考上了叶秀山先生的在职博士生，试图在西方哲学史特别是现
象学传统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今年，我将完成这段学业，但还要继续在这方面下功夫。

记者：西方哲学史方面的训练对你有些什么帮助？

吴：我也许可以说，这方面的训练将使我能更加稳健的踏上哲学的道路。我读海德格尔的
著作很晚，95年以后才开始，但一见如故。柏拉图说学习只是 叫压 有的东西，这对于哲
学特别的有道理。伟大的哲学家们只是把那些你心中想说的但始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说得
特别通特别透，我读海
德格尔有这种感觉。许多以前我独自想过的东西，这里都有我本来向往的更深入的说法。
我希望自己能在现象学运思方面下功夫，将来在科学哲学的课题中搞出一些象样的现象学
工作来。

记者：我记得你刚才提到重建自然哲学的有两个方案，前面谈到了“超越科学”方案及其
后续进展，那么“诉诸历史”方案有什么进展：

吴：我想这两个方案应该看成一个方案才比较准确。你可能注意到，在“超越科学”方面
所取得的每一进展都是通过重述历史而取得的，这既意味着历史常常为哲学服务，同时也
意味着，哲学为历史服务，因为每一次编史实践都由特定的哲学眼光所指引。我想我个人
的经历有一些代表性，
可以回顾一下，以显示这种“思”与“史”的相辅相成。

在我的思想史研究工作中，介绍和吸纳西方“科学思想史学派”的成就是一条主线。我认
为这个学派有三方面的重要性，第一，它是20世纪最有创造力、成就和影响最大的科学史
编史纲领；第二，它对于理解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三，它对于构通
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
能够起到桥梁作用。但可惜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学派，自然辩证法界从来没有介绍。我
考虑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分家，结果就象拉卡托斯说的，
没有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子，没有了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瞎子；另一原因可能是，思
想史纲领称自己是idea
lism（观念论），这个词通常译成“唯心主义”，可能正是这个词妨碍了那个时候的译介
家介绍这一学派。

我国的科学史研究向来集中在中国古代，研究西方科学史的力量极为薄弱，多年来中国学
界了解西方科学史主要靠商务印书馆丹皮尔的《科学史》和上海译文梅森的《自然科学史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不是职业科学史家，丹皮尔是位作家，梅森是位化学家，它们都说
不上是科学史中的一流
作品（商务将丹皮尔的书纳入汉译哲学名著，我以为不妥）。在这种状况下，即使在科学
史界，对西方科学史学科发展状况的了解也不多。比如“科学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cience, or conceptual history of
Science）这个词，在西方科学史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是与“科学社会史”相对的两种
不同的编史纲领，国内学界不大知道这个情况，以致有人按照中文理解，把科学思想史分
成内史和外史，把社会史纳入科学思想外史。《科学思想史指南》一书，首次向国内学界
系统介绍了国际科学史
理论的发展状况，特别是第一次介绍了思想史学派的领袖、俄裔法国科学史家柯瓦雷的思
想。

柯瓦雷对于理解本世纪英美科学哲学向后经验主义时代的转变也有意义。20世纪中期以来
，西方科学哲学有一个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把科学从僵死的逻辑框架
中拯救出来，重新放置到它们本来就在、一向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恢复了科学鲜活的形象
，同时一系列关于科学
的教条理解都在崩溃之中。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因它属于英美传统，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但是历史学派本身是在科学史研究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不同样从科学史中来理解历
史学派，就会停留于简单的介绍一些结论。

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核心人物是库恩，代表作是他的《科学革命的
结构》。但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直接来自他更早的一本书《哥白尼革命》，后者是一本
科学思想史著作，被库恩自己自觉地纳入柯瓦雷纲领。不只是库恩，历史主义的干将们均
直言不炜的承认自己极
大的受惠于柯瓦雷的工作。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柯瓦雷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
转向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读研究生时读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只掌握了一些名
词和结论，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读他的《哥白尼革命》，再读《科学革命的结
构》和《必要的张力》
就有深一层的理解，而且发现这两个汉译本中有些错误正是因为缺乏科学史背景造成的。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后来还发现，柯瓦雷本人曾经先后当过希尔伯特和胡塞尔的学生，
也写过论海德格尔哲学的论文。可以肯定的说，柯瓦雷的经典作品《伽利略研究》受胡塞
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理解
成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
大陆现象学交汇的一个契机的话，那么，柯瓦雷对于理解这一契机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你是否可以结合你自己的思想史研究具体谈一下“思”与“史”的融合？

吴：我可以举我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为例，这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我自己觉得在我
所有的思想史工作中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从宇宙论入手，我最先遭遇到“空间”问题。由于现代宇宙学把宇宙的有限无限问题又提
了出来，在我们哲学界曾经引起过很长时间的争论。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接受无限论，因
为我们总是可以问，如果宇宙有限，宇宙之外是什么？但我发现，在希腊占统治地位的宇
宙论却是有限论，难道
那时的人们就不能象我们今天这样问这个问题？当然能，当时就有人问这个问题。若是这
样，那我们就更应该追问，为何希腊人面对这个问题还能理直气壮的坚持宇宙有限论？这
个思路把我引向了对希腊空间概念的研究。

1994年出版的《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是一本文献考证型的观念史著作，主要澄清了一个
问题，即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被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space）概念，他们的
topos应译成“处所”（place）而不是“空间”；早期原子论者的虚空(kenon)应该理解
成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空隙
（diastema），将这个词译成“体积”是错误的；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只有几
何图形的概念尚无几何空间的概念。

我自己觉得这项研究使我进入了一个新的哲学天地，它不仅是自觉进入柯瓦雷的思想史纲
领所做的编史工作，也使我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有了充分的认同。更有意义的是，我
后来发现，我通过历史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早就已经从他们各自
的哲学角度得出的结论
，胡塞尔在《危机》中，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均对希腊人的“空间”概念有同
我类似但更为深刻的说法。这一发现让我非常兴奋，大受鼓舞。海德格尔曾经称近代是一
个“世界图景的时代”，那“空间”就可以看成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本质现象，它令我们的
世界以图景的方式出现
。这样，空间的问题就不是旧的意义上的一个自然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课题
。通过这本书，我确实被引向了对“现代性”的研究，引向了我对自然哲学的重新思考，
也改变了我对时间问题的探索方向。

记者：我记得你刚才提到有人批评你在《自然本体化之误》中对时间性的偏爱，你在后来
的时间哲学研究中是怎样回应这一批评的？

吴：对这一批评我一直有所保留，因为我有一个顽固坚持了十多年的感觉，就是觉得“时
间”主题开辟了人文与科学合流的可能性。所以坚持到96年还是将《时间的观念》写出来
出版了。不过今天看来，时间问题作为问题依旧保留着。

时间哲学也是一个传统课题，但人们总是不言而喻地把它等同于物理时间的哲学问题，关
注的课题往往是绝对论与关系论之争如何由牛顿、莱布尼兹发端，经过马赫，到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我原先也打算按照传统路子走，但我很快发现，这种做法第
一忽略了以热力学第二
定律和非线性科学为代表的物理时间箭头的发现这一大思路；第二忽略了古代世界的循环
时间观向近代的线性时间观的转化对近代人塑造其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第三忽略了哲学
史特别是本世纪时间作为一个重大哲学主题的事实。

总之，传统的做法是重科学忽视哲学、忽视人文，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只谈“时空”
不谈“时间”，我国出过许多时空哲学的书，时间哲学的书一本也没有；第二个后果是，
讲到时间哲学史，甚至不提奥古斯丁、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麦克塔加（
McTaggart）这些最重要的名字
。

就我目前所知，《时间的观念》可能是我国哲学界第一部时间观念史的研究专著，将科学
史、哲学史和文化史融汇贯通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作为分析哲学传统最重视的时间哲学家
麦克塔加也是在这本书中被第一次介绍过来。在书的导论中，我提出了两类原型时间经验
即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
之流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构通科学意义上的时间与人文意义上的时间。在技术时代的
时间意识一章里，“钟表”的支配性被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与现代性问题关联起
来了。

记者：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迄今为止谈到的自然哲学的重建都是通过研究自然哲学
基本概念的历史来进行的，你有没有把自然哲学的思路延伸到别的课题上去，比如你方才
提到的现代性问题？

吴：光关注历史是不够，况且关注历史也是为了更深刻的理解现实问题。今天的科学技术
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是科学内部象非线性科学的出现所构成的理论范式转换，一是象生
态问题和资源问题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所构成的对科学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反省。这两个
挑战都要求相应的哲学
回答，但通常这两方面的应答互不相干，前者归于传统的自然哲学，后者归于新兴的生态
哲学等领域。我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享有共同的本质，而这个共同本质与现代性有关
。因此，这几年我在讨论现代科学的前沿问题和现代文化现象时，均着眼于现代性进行反
思。这些问题包括现代
化问题、方法论教条、技术时代的时间意识、大地的观念、旅游时尚、地外文明、气功问
题、基因技术、绿色中国的道路、网络技术等等。在对这些现实性话题的思考过程中，可
以具体展现在这个科技支配一切的时代，思想如何还是可能的。

　

（原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5期，略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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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己的爱妻，眼睛遥望夜空明月，脸上闪现出一种庄严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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