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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家国主义与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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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家国主义与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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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新语丝》

       　　　家　国　主　义　与　中　国　文　化　史　（上）　　　　　

　　　　　　　　　　　　　　·李志超·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史研究室教授〗


　　十四世纪以前中国文化科技为世界领先，此后不是不发展，只是西方发生了
重大的科学和技术革命，随着是飞跃式的发展，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从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更给腐败的满清
社会雪上加霜。中国人群情激愤，革命浪潮汹涌而起。历史的学术研究处在革命
思潮的强烈影响之下，不免多有偏见。革命是破坏旧事物，矫枉过正，就偏于把
传统文化说成一无是处。历史学中对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几乎全盘否定，而由儒
家主持的二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则被鲁莽草率地划归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象的
欧洲中世纪一样的类型去。在这样的思潮中不可能科学地分析文化和科技的历史
和现实理论问题。本文谨以个人所思简单陈述，敬向大家求教。〔１－３〕

一、社会发展史的非线性和混沌性

　　近年在数理科学领域里，非线性和混沌性引起人们的深切注意。一些巨大动
变显然不是仅由能量守恒和物质守恒一类的定律支配，否则就不能解释世界的多
样性和活变性。简单的物理对象尚且如此，复杂的人类社会岂能外之？！

　　所谓“非线性”，原为数学词语。把它哲学化，作一简单抽象陈述即是：因
果关联的非单一性。现实事物都是多因多果综合作用的，而且果又为因，因又有
果，混然无界限，说“因果链”不如说“因果网”更为确实。

　　所谓“混沌性”，是指在非线性过程中一些关键点上，过程进展的多歧路而
不确定。这也可以抽象化为哲学概念，即是：事物变动在关键处的不可预测性，
未来的多歧性。

　　这是两个对社科人文的思想方法很有价值的概念。如果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
领域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那只是很少的几条基本而又基本的原则
。中国古人有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道。李约瑟极力论证道不是规律，西方人
把道译成规律是误解，他是对的。但还要进一步说：西人的误解则来自近代中国
学人的误解，而近代中国人又是放下汉学去学西学之后发生这一误解的。一个奇
特的怪圈！道者路也，万事万物之发展循其路而已，而路是多歧的。杨朱哭歧路
之可南可北，墨翟泣素丝之可苍可黄，唯不欲士无恒德，而天道固无常操。

　　中国现今史学家多以为社会发展史是单线规定的。然而奴隶社会就不是必然
现象，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族系都没经过奴隶社会，更不要说亚洲。封建社会不
是从奴隶社会延续来的，古罗马之后的封建是重起炉灶，西周的封建也不是从奴
隶制演变而成的。

　　原始社会后期普遍出现军事共产主义现象，而军事共产主义的下一步发展则
有两种可能，一是奴隶制，一是封建制，两者可说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
奴隶制的成就是缔造了一些较完备的国家制度，而封建制实际不是完备的国家。
但封建制没有像奴隶制那样把同类的人当作牛马，有更多的人性或人权意识。奴
隶制的奴隶不仅来源于异族的战俘，也可以把本族犯法的人变成奴隶。不把人当
人的人，总有一天别人就会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必要外族打它，奴隶社会自
己也必然会自取灭亡。封建制的长寿、奴隶制的早亡，使人误以为奴隶制是封建
制的前身，实则不然。要对奴隶社会的发展历程作政治经济学分析，不能把奴隶
当作决定性因素，奴隶与牛马一样被奴隶主控制，是一种工具手段，只是这工具
手段非常危险。早期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资本积累和政治体制之
类问题，更没人说那是个奴隶社会。

　　人类与动物之不同，首先是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化生产，由此导致物质生产和
生活水平的质的飞跃。人类社会有两大永恒性的矛盾：一是领导与群众，一是公
益与私利。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主要的应该是认识的分歧，这就与文化水平的差异
有关，但也有领导者私利与公众对立的因素，在私有制法权强固的体制中尤其重
要。这些社会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在先秦诸子，特别是儒家的理论中，已经有了清
楚的认识。周朝的封建国家虽非成熟完备，但有个名义的天王为最高领导，这为
完备的大统一君主制国家体制准备了理想的框架模式。在秦始皇统一之前，诸子
之学以儒法二家为主导，已经在国家理论以至更广泛的政治伦理学上作出了相当
好的体系。相对地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由北方蛮族建立，其文化水平很低
，谈不上什么国家理论。到资产阶级革命才有这种理论出现。伏尔泰对中国政治
伦理的倾倒是代表那一代先进知识份子的追求。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建立了民主共
和新政体，又反过来给中国以决定性启示，导致辛亥革命。马克思在资产阶级革
命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和毛泽东则以之付于实践，造成半
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历史，为社会发展史的科学提供了重大历史经验，
在经历理想化实践的挫折后，又复矫枉以归中正。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进程清楚地显示了发展的曲折多变，证明了社会发展的
非线性和混沌性。

二、中国旧史学理论的困惑和重建〔４－６〕

　　现今流行的说法把从西周到清末这三千年称为“封建社会”，但是古史书都
说：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汉晋虽又曾有局部暂时的封建，终竟废止。秦
以后两千多年，尤其是唐宋以后的社会是废了封建的。这一语词含义的抵捂，不
是源于对西学政治经济学词语的误解，而是出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不知所
措。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是对欧洲作的，而欧洲中世纪社会确实是“国际标
准”的封建社会，秦始皇废掉的正是这样的社会政治体制。它的特征是：分封诸
侯，各建邦国，多等级的世袭的贵族统治制度。世袭贵族就是有政权的地主，在
他的领地上劳作的农夫是农奴。周武王灭商，建五等爵分封诸侯，就是建立这样
一个制度。到孔子的时候，下级贵族犯上作乱，封建体制大坏。孔子主张集政权
于公室王室，曾亲自带兵推行“隳三都”的政策，意图取消三桓大夫的权力。所
以孔子实为反封建的先驱。孔子的认识未尽深刻，他提倡尧舜的“公天下”，没
有成功。到战国时代，七雄兼并小国，各国已始立郡县之制。秦始皇是第一次在
全中国明确彻底地废除了封建制度。那么，秦后中国是什么社会？马克思没有说
，只提了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旧史家只知道封
建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取代的，而由秦至清的二千年却不是资本主义，他们便茫然
不知所措了。反正还是有皇帝的，官吏的任命和授权还叫“封”，大臣们还有“
公侯伯子男”的爵号，那就还叫它“封建主义”吧。其实可以取代封建的不必是
唯一的资本主义，这正是社会科学复杂多变之典型。秦后社会也是比封建进步的
高一级的社会，因而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可以平列的社会制度。我把它叫做“家国
主义”社会。家国主义社会在秦始皇开头是依法家思路建设的。秦之败亡成前车
之鉴，西汉初期改行黄老政治，汉武帝始尊儒术。此后儒学即成思想主导，政治
制度以及伦理原则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建立和调整而成。儒学的正统地位维持
了整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中不断发展。由于这个社会依一种理念建设，故可名之
为一种“主义”；又由于儒学思想的要点是“齐家治国”，故给它命名为“家国
主义”。

　　实际的情况确是以家和国为这社会主要结构。家国主义社会以平民家庭或家
族为主体，以君主政府为领导。单从政体而言，这与二战前的日本没有很大区别
，但日本还很尊重贵族门第，而中国早自宋代就没有贵族的特殊地位了，多有寒
士出将入相，皇族赵姓则常有衣食不继者。社会性质还是取决于经济形态。家国
主义社会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商业为辅导；私有制为主、国有制为辅。
这好象又与现今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不大了。事实上，古代农业的土地私有
制有严重兼并。但与封建不同，产权与政权是分离的。就此而言，家国主义社会
的地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主是一样的。权贵之家虽无世袭之法长久保障，却也
可盛极一时。皇帝最为特殊，号称富有四海，生活极端豪奢，权力和财富无与伦
比。皇家人口规模除去宫女奴婢并不太大。一夫多妻造成的繁衍人口大部份被贬
为庶民。君权和豪强是家国主义的痼疾，这两大势力对平民的人权是看不起的。
从理论原则说，君权和豪强就是领导与群众、公益与私利这两对矛盾在家国主义
社会的体现。正统儒生为解决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耕者有其田
”的口号出自儒家；历代多次施行“抑豪强”的政策；对君主制进行理论抨击者
，南宋有邓牧，清初有黄宗羲；很多所谓“忠臣”之忠，非以对皇帝顺从谋利知
名，反而以抗言直行立世。这些努力终无结果。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主要是君
权逐代腐化，豪强日益猖獗，平民揭竿奋起，遂致江山易主。如此循环越两千年
，孙中山领导革命始建共和，而经济关系未得根本改革，以至临终叹恨“革命尚
未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和工商业国有化，彻底消除了
豪强势力的经济基础，家国主义的历史方告完结。旧史学理论需改正者，一是把
儒家视为“封建主义”的护法者，二是把儒学看作工商和科技的压抑势力。失误
本源盖在于以家国主义为封建。正本清源而后的史学更有大量工作等待学者们去
完成。没有科学的史学就没有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正确深刻的理解，也就难说有
好的指导现实的理论。



参考文献

〔１〕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１９８５
〔２〕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郭沫若全集·历史卷》
〔４〕李志超：“考工记与儒学”，《管子学刊》１９９６年第四期６７－７０
页
〔５〕邓牧：《伯牙琴》“君道篇”
〔６〕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三。文化社会主义与儒学的先进性〔７－９〕

　　人类之区别于其它动物，不在于社会化生活方式。动物也有社会，蜜蜂蚂蚁
的社会还很严密，猴子大象也有它们的社会。人类特殊在于知识生产的社会化，
或更宽泛而言，文化生产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的可能源于人类把握了高级的信
息手段，首先是语言。人类用语言把个体求知的成果传达于社会的其他成员，从
而使已得的知识成果代代相传永久保存，不随个体的死亡而消失。知识财富的公
有化，可以说就是文化社会主义。人类生活中的这种社会主义是自有人类就有了
的，也是未来永远会存在的，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先秦儒家没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却知道人类是进化来的，知道远古之
人茹毛饮血，穴居野处，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古圣先贤
的功绩主要是发明发现了很多知识和技术使人类脱离动物状态。这一切，在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的意识形态中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他们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创
造。宗教思想是神学的，而儒家思想则是科学的理性的。

　　孔子的学说以仁义和教育为核心，这是最为精确最为简要地抓住了人类生存
发展的基本概念，任何人都不能再超越的了。因为人类是以社会化的方式生活的
，所以必须互助友爱，是之为仁；对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必须惩罚制止，是
之为义。因为人类之不同于禽兽在于有社会化的知识，所以必须对下代人进行教
育，以此保存运用和发展这些知识；又因为仁义意识也不是生而有之，也要通过
教育在青少年心中建立。

　　孟子则着重发展了爱民思想，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原则有正确的阐述。荀子
对社会的分工合作和生产分配作了比孟子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分析说明，对知识的
性质和教学的方法作了相当深入的讨论。

　　五四文化运动在革命激情鼓动下，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产生了深刻的误解，至
文化大革命而登峰造极。

　　首先是对孔子的曲解。五四口号“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偏激性
很明显。孔子生于二千五百年前，不但不可以拿今日的观念要求，而且他的学说
中的核心是颠扑不破的。

　　“仁”和“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万世不易的永恒真理，真正放之四海而皆
准。

　　孔子的仁是对普遍人权的尊重，是博爱，是至善。古今中外正人君子莫敢非
议。若说礼教的含义是国君和家长的横暴，那决非孔子本意，何况非尽横暴。更
有说孔子为奴隶制代言人者。且不说中国是否有过奴隶社会，孔子接遇的农夫如
荷条丈人、长沮、桀溺，哪个是奴隶？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
这被问的“人”难道是指奴隶主？那不是奴隶也是平民，决非贵人！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五四风行抨击八股，旧制之弊莫不归罪孔子。而孔子实
首创平民教育，兴办私学。到现代，美国大学以私立为主，中国以官办为主，优
劣未分。今日考试则从计算机试题库出题，用铅笔涂抹作答，其弊有远过八股者
。孔子不答樊迟问农，说：“小人哉，樊须也。”此事被当作孔子反对劳动的证
词。事实是孔子本人就“多能鄙事”。他期望于樊迟的是成将相之材，不赞成樊
迟把精力费在不相干的技艺上。后来樊迟真的去带兵打仗，跟着冉求得胜而归。
季康子问他们：军旅之才是天生的还是学来的？冉求答：是跟老师学的。孔子对
卫灵公问，不承认自己懂军事，那是另有考虑。孔子是将门之后，与孙子同时，
教生徒六艺，其中的御和射都是军事技术。孔子的教育决非偏狭浅薄的。教育是
任何社会兴旺发达的第一条件。中国传统重教育之风的创建，功归孔子，万世师
表之誉非孔子莫敢当之。要说孔子是个文化社会主义者，也无所不可。

　　五四口号还有“要科学，要民主”。近百年舆论都把中国科学的落后归罪于
儒学，说是儒学压抑科学技术。这种舆论的压力竟使一些科学史家把道教说成是
中国科技史的主导，否则无法解释古代科技的高超水平。但是儒学经典《大学》
明白地写着“致知格物”，宋明理学诸儒则言不离格物。中国科技史上重要科技
发明创造人名录中大部份是儒生，道家只占少数，而且不关心农业水利等社会规
模的事业。有人说科举考试不考自然科学和技术，这就是不重视科技。可是科举
是选拔官吏的程序，本来就与科技领域没有直接关系。就好像现在的党校是培养
政治干部一样，党校不设物理系和电机系，不等于共产党不要科技。还有人说儒
家是保守的国粹派，他们抵制新学。实际是从利玛窦传来西学到康梁变法维新，
提倡新学的首领都是儒生。当然那些保守派也是儒生，这说明是否保守不取决于
是不是儒。

　　在中国传统上，儒就是知识份子，就是老师。文革批儒的本质是打击压制知
识份子，表扬赞颂的是交白卷的“英雄”，推行的是不要科学的简单原始生产方
式。这可以说是四人帮摧败民族国家社会的最大罪恶。

　　至于民主，上文已经提及君权，这正是儒家政治伦理学没有解决的难题。孔
子和孟子并不赞成绝对的君权，他们的政治伦理第一原则是仁和义，君权要合于
仁义才算是“王道”。他们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为公”，是尧舜式的公天下，选
贤与能，禅让而王。君而不君，在君之位而不行君之道者，如桀纣之流，该杀！
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理论有些不同，他认为
民众会为个人私利相争，所以“必立君上之势以临之”。于是他的弟子韩非和李
斯叛儒归法，辅佐秦始皇暴政，结果是秦不但没实现始皇的继千世万世而为君的
理想，反止二世而亡。西汉诸儒，陆贾、贾谊等人总结了这项重大历史政治经验
，回归于孔孟的王道思想，但也仅止于规劝王者尽量施行王道，并无任何强制性
手段去约束皇帝。汉代还有两个不知死活的儒生，上书要求皇帝实行禅让，被杀
了头。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对巩固的皇权提禅让，除非大权已经旁落。如王莽和
曹丕称帝，名为禅让，实为强夺。实在说，君权问题已经超出纯学术，是个政治
问题，有多少儒生觉悟，也不能靠说教来改变现实，那要由革命来解决。现在的
日本和英国有君而无权，实际上也是经历了某种革命性过程才取消了原来的绝对
君权。


四、工商业是家国主义文化的动力〔１０－１２〕

　　儒学虽非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但也不是发展的根本因素，根本在于经济生
活方式，当然这方式的形成也有儒学的功劳。社会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
，发育的规模和水平取决于其社会化程度。社会人口越多，生活环境越多样化，
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成果总产出率就越大。光产出多还不够，还要有优良的集约、
保存和传承机制，这要有良好的交流条件和教育体系。成果由个人生产出来，尽
快地传给外界，于是许多的个人得以拥有许多的知识。他们每人都站在更高的起
点上，首先作这些知识的集约化工作，把大量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知识整出条理，
形成和发展为科学的形态，再作更深一步的探索，同时向下一代人传授。累世积
代，方得形成全社会的高度文明。

　　中世纪欧洲总产出率应该不小，但在封建体制下，交流不通畅，教育不发达
，科技成果不能高效累积，水平不能迅速提高，所以就落在中国的后面。秦后中
国的家国主义社会有发达而自由的工商业，手工业的多样化生产是发明创造的丰
富源泉，而商业活动是最有效的交流媒介。而且社会经济总是硬性的条件。仅靠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不能产生高于中世纪欧洲水平的社会文化。《
史记·货殖列传》已经记述了汉初以前的工商业概况。《考工记》是讲工技的。
这些典籍说明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繁荣有工商业的背景。历代史书的食货志，还
有《盐铁论》之类的政治理论书，《营造法式》、《天工开物》等技术书，都翔
实地反映了古代工商业的发达。近年考古学也提供了大量有力证据，如在贵州发
现汉代铁制农具，上有南阳制造的商业标记。秦后中国经济与中世纪欧洲大不一
样，先进性很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最当注意。战国七雄的首都人口都超过十万，其市民不会都是
贵族消费者，而应有大部份是《考工记》所述那些分工合作的手工业者。秦后的
城市更大有发展，扬州、广州、泉州以海上贸易知名于世界，苏州、金陵、洛阳
和长安以陆路商业远及欧洲。各城市的产业，如苏州、江宁的织造有“衣被天下
”之誉，汉代南阳制铁，明清南京印书，成都有蜀锦，景德镇有陶瓷，都号称工
商会萃，富庶繁华。这些城市的形态与欧洲中世纪城堡大大不同，欧洲古堡专为
封建领主及其卫队之所居，是军事防守堡垒。而秦后中国没有这种城堡，富贵家
宅和官长居处不设军事防备。几万或几十万的市民共居于一城之内，战时全民抗
敌，城破先死的则是长官。这是社会制度非封建的明证，是城市平民化、生产化
的表现。

　　近人史论谬误之一是说：清代以前的经济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
而儒家则是重农抑商的。此论应亦源于不知秦后社会非封建社会，以为唯有资本
主义才有发达的工商业。面对明清工商发达的史实，只敢说那是“资本主义萌芽
”，难道秦汉就没有“萌芽”？家国主义时代的工商业当然不及欧洲资本主义的
水平，但那主要是时代的差异，不是制度的限制。家国主义的工商业还有相当规
模的国营成份，如盐铁酒茶，都有过国营的记录，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到清
末维新，开矿办厂，兴修铁路，都是从国营起始，而其时的政体并未改变。李鸿
章、张之洞所办的国营产业与桑弘羊、王安石的国营经济并无差异。若不是慈禧
太后的反对，中国也许就此走向日本式的经济，或走向家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或社
会主义分辨不清的某种特定的经济。中国公众多以为社会主义必与共和制度相结
，不知君主或专制独裁也能办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已有说明。欧洲某些国
家的共产党人给自己的党取名为“社会民主党”，意在与非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区
别。

　　历史上确曾有过某些儒生提议抑商，先秦诸儒没有此说，子贡还是个大商人
。孟子反对许行的唯农主义，就问他的衣履农具从哪来？回答说是从市场上交换
来的。收为儒经的《考工记》则开头就说国有六职，而百工商旅占了两项。历代
凡抑商之议没有哪个行得通，那不单减损政府税收，也直接损害权贵人家拥有的
工商产业利益。《考工记》不知何人所作，大半是齐国稷下之儒，荀子一派。其
中有关社会学的议论皆与荀子一致。《天工开物》的作者是明末人宋应星，他也
是个儒生。近人爱说宋应星反对科举，因而也就是反对儒学，实际不是。宋应星
只说工技之事与科举无关，那本来就是无关的。

　　八十年代中还有所谓“河殇”派观点，说欧洲靠海洋发展，比中国的陆地文
化优越。他们把海洋文化叫“蓝色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叫“黄色文化”。其
实海上的交流远不如陆上交流收效大。海上安全度低，四望无人，景物单调；哪
比得陆上！一路走去，由塞北到岭南，从蓬莱通西域，景物千变万化，民俗随地
而异，处处有人烟，天天得见识。崇拜海洋倒真的是崇洋了。河殇派不懂得文化
的社会性本质，偏重了商业的开拓性。欧洲近代科技大发展的外在条件仍在工商
业，不在他是海是陆。当然其大发展主导是内因，工商业也只是外因。

　　中国的工商业在元明和清初决不弱于欧洲，万里江山归于一统，车同轨，书
同文，没有比这再好的经商条件。还有人说，中国商人没有支持科学事业，这也
不对。明清的徽商（安徽的江南地方的商人）资助文化事业的史实昭然而在，其
中也包括科学技术。

　　研究文化史特别是技术史，必先研究各代工商业，这在中国新史学尤为重要
。文革之前就有史学家谢国桢作了一些很好的研究。虽然他也未免把明代称为“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终竟是搜集考证了大量有关史料。

五、中国传统文化科技的系统意识〔１３－１６〕

　　实际上，系统工程古已有之，管理系统工程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也相应地早就
发生了。从战国时代开始，大规模的国营工程事业便日益兴盛，系统工程的意识
就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郑国渠和都江堰那样的水利工程就是代表
。《考工记》对系统工程有相当清楚的陈述。例如造车，“一器而工聚焉者，车
为多。”的确，就那个时代来说，造一架好车所需配套的人才、技术、材料等等
，按相对的规模和难度是与今日造航天器可比的。《考工记》的作者与荀子的思
想一致，强调社会化的“群与分”协调。战国的军备以战车为重要指标，大规模
的车战如屈原诗《国殇》描述的，必有相应的后勤支持，零部件要有好的标准化
可换性。大规模的战车生产是由国家控管的，工人以流水分工的组织形式工作。
未尝不可以说，那也具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特征，工人群众与近代无产阶级也
有相似之处。这是上文说的，战国社会已经开始向非封建的家国主义转化的史实
依据。

　　建筑业也不小，欧洲中世纪的典型建筑是贵族城堡，就是被中国火药爆轰过
的封建堡垒，像童话描述的那样，孤立于山头高处，阴森而坚固，至今还留存很
多，或已被开辟为旅游景点，或供拍摄莎士比亚题材影视节目的场景。那是标准
的封建社会的形象，是专为世袭贵族提供军事防守的建筑，仅供贵族领主一家及
其卫队居住。整体以巨石为主垒砌而成，有坚而无美，结构谈不上工巧，用不上
榫卯结构。中国的豪华民宅首先追求舒适美观。房屋以轻灵的木结构为主，采光
取暖通风避湿都很讲究，其外周则辅以人造小型模拟自然山水的园林。看一看这
些中国建筑，那才称得上是系统工程。构件品种相当多，相互的联结复杂而又精
密。这种工程要求先有精确的设计，继以严密的组织领导指挥，多工种配合。柳
宗元《梓人传》曾描述过他的亲眼所见，他先是奇怪：那杨木匠怎么不会修理床
腿？后来发现那人不是普通工匠，而是一位“都料匠”，现在叫总工程师。他设
计图样细致入微，百工听令，唯命是从，及大厦之成也，进退不差毫厘。于是宗
元喟然感叹，引申比之于治国安邦的相业。这种引申类比的深层意义有二，一是
对工程学系统意识的领悟和解释，二是社会政治超越封建制度的高水平进展，使
国家管理要求强化系统意识。至于这种施工团体，则是一个人数不少的技术组织
，他们在全国流徙，到处为业，正是文化交流的传载者。

　　水运仪象台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古代系统工程的最高成就，以前因为
文献解释未通而不得宣传。它是公元１０８９－１０９６年（宋哲宗朝）由儒臣
苏颂领导，大机械师韩公廉设计的一座大型水力天文钟，具有多项功能，精度高
，寿命长。其中含有好几件重要的发明，都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所
用的水轮─秤漏系统是世界最早的时间计量自动化Ａ／Ｄ变换装置，是现代时钟
擒纵器的祖先。这是唐玄宗时人梁令瓒首创的，韩公廉为它加设了一套天衡关锁
系统，解决了秤与轮的刮磨问题，使其精度和寿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虽然是
一套辅助系统，但却涉及数学、物理和机械等多方面的学问，可见韩公廉这样的
系统工程专家不仅是单纯工艺师而已，他们都是集时代科技之大成的高级大师。
正如苏颂《进仪象状》推荐之言：他“通九章算术，常以勾股法推考天度”，既
是机械大师，也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既然能供职于吏部衙门，当然也得具有
相当高的儒经和文学修养。

　　其实，早在东汉的张衡就是这样的系统工程大师，他的候风地动仪是一个相
当完备的自动探测科学仪器的系统，具有现代自动计测系统的主要的必备要素：
敏感器、放大器、显示器。张衡其人则是一代学术的大宗师，既是大天文家，也
是文学史上的汉赋大家，又是名画家。与中国文化史上这些大师相比，西方文艺
复兴时代那些所谓“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巨人”也就“巨”不到哪去了。

　　系统工程的概念不单指设计之物为复杂系统而言，还包括施工过程的组织调
度，要求优质、高效、低耗。按史料所记，水运仪象台实施的全过程，从构思和
设计到主要工作完成可供试运行，用时不到两年，管理调度水平之高是惊人的。
沈括《梦溪笔谈》记有丁谓修复宫内的烧毁建筑之事，说他运用巧思，把街道挖
成临时运河，随后就当作建筑垃圾处理场地用。今人评论说这是系统工程之例，
不错，但比之其它许多案例而言，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显然，有关中国古
代系统工程的史料还有待大力搜集整理。

　　古文献中作理论性的讨论的典型例子之一是《列子》，其中讲了一个机器人
的寓言故事，说的是巧工偃师向周穆王献机器人。这机器人能歌善舞，还会对王
的爱姬调情，惹得王要杀偃师。偃师大恐，疾辩其非人，当场把它拆开来给王看
。原来是用些“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类的普通材料拼凑起来的系统，再组装起
来就又复原活动了。如果去掉它的心就不会说话，去掉肝就没有视觉，去掉肾不
能走路。虽为寓言，其系统工程意识却是绝对清楚毫无含混的。其中对心肝肾与
口目足功能关联的说法来自中医理论。中医之事不能叫工程，但其系统思想则早
已超出原始意识的水平，近乎成为科学理论了。中医的方剂是其系统思想的具体
实现。作为一种科技思想，系统工程意识的存在不会是孤立的现象，必与更广泛
的学术的文化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首先是与哲学史的背景相关。上面说到了几
位大师，他们的知识结构也证明这是历史的实际。张衡的宇宙学名作《灵宪》充
满了易经之学的思想，有个别语词，如“未之或知”，甚至是从易传直接抄来的
。到韩公廉那个时代，理学已经大出风头，搞数学天文的，特别是非专业的爱好
者，没有不受邵雍的象数学影响的。邵雍之学成了其后六七百年中国科学的范式
，直到西学东来，新的近现代西方科技完全夺走了学子们的注意。

　　要认识传统易学是系统工程意识的直接思想渊源这件事，必知易学主要是在
清醒的整体混一宇宙观的理念基础上专事分析性探索的纯正的理性学术。以往常
见论者一味追随外国人，单讲中国传统思想为专注于综合，实有大失。易以数为
主，强调到甚至使汉语的“数”与命运概念混同的地步，然而数的探讨当然是分
析的思维运作。综合与分析本是互为条件的认识过程，没有分析的知识，综合什
么？没有客体的综合存在，分析也就不成其为一种认识的运作程序了。宇宙整体
既为太极元气大混为一，不作分析又如何认识它？易学从太极概念着手，先抓个
“一”字，再做最简化的数的分析：“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易六位而成章。”
此则易之为易简之义也。由此，分析也是中国学人的专长，且更有其独到者。这
说的是中国人是先肯定事物的综合性，而后才去作分析。中医的辨证就是分析，
兵法“知己知彼”所言“知”也是分析的知。系统者总体之谓也，但没有多项的
结构部份也就没有系统整体。研究中国古代系统工程意识与其外广大思想文化背
景的关系，不能也不必回避其分析的本质。


六、机发论与中国哲学的超先进性〔１７－１９〕

　　儒家的易学不仅以象数的分析启发人们把握庞杂事物的方法，这导向思维的
系统意识，还以机的概念启发人们把握信息和控制的方法。我们称之为“机发论
”。道家对此作出了较大贡献。旧文化史学对机发论哲学的忽视以至无知也反映
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偏执，因为西方哲学史上没有机发论，便对本国极好的东西视
而不见了。

　　汉字“机”原意是有轴的杠杆，后来用于弩的扳机，那是个小杠杆。由此“
机”字之义被抽象化，在认识上为关键性信息，在实际中为控制性运作。古有“
天机”一词，即指合乎自然之道的信息和技术。五代人谭峭作《化书》，其言为
最通俗易解:

　　“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大天，
一人可以君万民。大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
，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古文注解：一斛合今制７升，万斛之舟约载７０吨；一寻约１．７米；千钧约
１０吨；大虚即太空；太上是元气大道；纲是提网之绳；房，古谓居室之专用于
男女交合者，此指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奥秘处所；精神，与现代哲学用意不同，
此指最重要最有效力的信息；数，指命运。〕

    转舟为大质量起动，发弩为大能量释放，观天是大信息量的接收，治民是复
杂系统的控制。机发主义者对主观能动性抱有极大期望，那是他们充份了解信息
和控制的性质和功用。西方古代由于对上帝的崇拜，不敢从理论上对信息和控制
作探究。近代科学哲学则囿于能量和物质的守恒，迟迟未知此理。机发论哲学来
自技术，也返用于技术，是中国科技思想史和一般的哲学史不可稍微忽视的重大
命题。

　　上节讲系统意识举的例子大多也是机发论运用的显例。张衡地动仪利用机和
关把大地的极微震动放大显示，是很典型的自动机。水运仪象台控制格叉的天衡
关舌系统，李约瑟称之为平行联动装置的，是又一件自动控制机的杰作。

　　实质上，人类历史上重大的生产革命或技术进步，无非都是机发方式的演进
或曰：无非是信息和控制技术的进化。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是掌握信息和控制
的方法手段。近人托夫勒有三次生产革命之说，即：依序为农业、工业、信息三
次革命。这说法仅见其标而不及其本。《庄子》就已说明：

　　“种有几（几通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农业的发生，要害在于掌握了种籽的性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至于蒸汽机和电力则是对自然能源控制的手段。现代的计算机通讯和控制，无非
是信息和控制技术的全面化高级化而已。

　　所以，技术史学评价历史成果或工作的第一标准是在机发论意义上的进展度。

　　举例说：晋人嵇含《八磨赋》描述当时的一种试验机械，是把八盘磨以齿轮
相联，只用一牛拉动。这是一项不成功的实验，因为一条牛之力最有效的使用就
是拉一盘制作合格的石磨，这种磨的形制久已考验成熟，还有针对不同加工品的
不同设计。如果再增加古式齿轮传动，必增无效能耗；一磨变成多磨，只能是些
小磨，总产率受能量守恒定律之限，有减无增。这项研究只想从同一条牛身上榨
取更多产量，不是控制更强大的能源，就没有实用价值。后代没有流传牛拉的多
磨，但却有水力驱动的多磨。有些书对一牛多磨的评价是要商榷的。

　　固然，能量和物质守恒之类的物理定律是不可违反的，但人能运用信息实行
控制，使巨大能量和物质为我所用，见微而知彰，执弱而胜强，不但在物质生产
领域发展高新科技，还进而行之于军事和政治，有将帅的神机妙算，有元首的日
理万机。《阴符经》曰：“日月有数，大小有定，…沉水入火，自取灭亡…人知
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超先进的伟大启示，它指导了
千古圣贤豪杰，奋发有为，建功立业，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成就！

　　矛盾论实源于中国，阴阳概念提出近三千年了，但没人说斗争是绝对的第一
的原则。人类社会是要和的，残酷无情，无尽无休地斗，必然自取灭亡，奴隶社
会即是殷鉴。《论语》有子曰：“和为贵”。张载曰：“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
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的矛
盾关系只是更广泛的同异关系的一方面，事物的构成是多异而合，这一点比对立
统一更重要更基本。这与前文所说的非线性是一致的，而非线性产生混沌，斯有
多歧，歧点则为用机之地。人知用机，乃能创新，成就盛德大业。苏轼《易传》
曰：“同而异，晏平仲所谓和也。”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曰：“万物之成，隐
错综而成用。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非异则不能同，非同则不能异。
”《庄子》引惠施之言：“万物毕同毕异”；《墨经》则曰：“同异交得”。人
类知识之利，在于能改造自然以为己用，所谓改造，就是调和众异的加工。在人
事方面则是尊重每人的个性而求团结和谐，如《论语》：“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才是人间正道。

　　今之讲传统文化者一味强调天人合一论，殊不知与此相对的“人定胜天”“
开物成务”才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这也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只有首先确
定人的主导地位，再加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多异合一的方法论，现代科学，包
括人文和社会科学，才能推陈出新。

参考文献

〔７〕李志超《天人古义》１－１０页，１０５－１３０页，河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８〕李志超《中国科技史论文集》深圳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散发，１９
９６
〔９〕参见〔１〕之下册《左传》“哀公十一年”记事，及《史记·孔子世家》
〔１０〕李京华《南阳汉代冶铁》《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
１９９５
〔１１〕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２〕见〔４〕及〔８〕的４４－４７页
〔１３〕李志超“杜丽娘万岁”，１９９８年清华大学中国技术史讨论会论文
〔１４〕见〔７〕的２９７－３０８页
〔１５〕李志超《水运仪象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１６〕《柳宗元集》４７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１７〕见〔７〕的６１－７３页，〔８〕的１－１０页
〔１８〕戴念祖《中国力学史》２８３－２８５页
〔１９〕荆三林《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１８８页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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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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