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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philosophy
标  题: 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公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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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

                任平    苏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导师


    当代公共哲学是对新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哲学反思与回应。理论总是问答逻辑：生活
提出问题，哲学（理论）解答问题，哲学成为生活问题的解答录。我们理解一种理论，
不仅要去理解这一理论之所思的框架与结论，更要深入考察这一理论的语境与取向，使
理论回到生存境遇与所欲解答的问题空间之中。由此观之，李普曼提出“公共哲学”，
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将“公共性”问题作为世界政治—社会哲学的研究主题凸显
出来，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一系列差异与断裂问题的回应。哈贝马斯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
义的争论，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与世界结构的重建”的构想，世界各国学界围绕“全
球伦理”、“全球问题”的对话，是关于新全球化时代后现代问题（主要是多元主义、
差异政治、民族—文明冲突）的解答。因此，要理解当代公共哲学的“缘起”和“机枢
”，首先应当对其问题背景——新全球化时代作一深刻认识，进而说到21世纪公共哲学
建构的向度。

    新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结构转换及其趋向

    公共领域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而且越来越突出地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在
当代，公共领域的一系列困境：公众参与度的日益降低、国家运作与日常生活及市民社
会距离的加大，公共资源枯竭及其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公共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
等等，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事件，更是全球化转型的产物。
    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形成至少有200年历史。150年前，马克思在其创立新世界观的
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曾经从“世界交往实践”观出发来说明了资本
主义的全球化问题。他指出：百余年来，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和交往实践，用商品
与武力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实现全球化。
交往实践到处打破闭关锁国的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全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使生产社
会化、国际化，它造就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和世界民族。交往实践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当
然也是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时至今日，在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出现了重大转折。出现了
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比较这两种全球化时代的差异，是我们正
确理解和认识当代公共哲学本性乃至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新趋势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深
刻的基础。那么，新、旧全球化时代的本性差异何在呢？
    其一，两者的产业经济基础不同。直到20世纪中叶，即二战以前，旧全球化时代的
产业经济基础一直是工业文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
后国家的统治。反之，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贝尔所描绘的“后工
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
海洋科技、生命技术等高科技为主要支柱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并经过二十年的结构
调整与努力，已经初步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
体系的过程。
    其二，两者的结构构成内涵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
“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作为以工业文明
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
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
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全球化发展浪潮的轴心原则，就是工业文明原则。反之
，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它的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
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
经济、后现代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形成了后工业（后现代化）社会。托夫勒、奈
斯比特、贝尔、杰姆逊以及利奥塔德等人所描绘的正是这样一幅变动的社会图景。而在
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中，为了腾出发展空间，实现产业转换，发达国家必然出现将传统产
业即工业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排空”或外溢的现象，即所谓“产业空心化”。一
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引进外资，变成了“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
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这样一来，在80年代，随着西方发达
国家工业文明的衰落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全球化体系曾经出现了在工业文明
平台上的发展多极化格局。然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向后工业文明转变的完成，一个新
的两极格局即“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全球结构正在形成。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是
在全球多元化的格局中实现的。
    其三，全球化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
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全球一体化”，以“西方
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范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
十分有限。反之，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跨国公司与文化碰撞为基点、以后现
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为契机所形成的“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
很大的张力。例如，在经济上，跨国公司被称为超越国界的无冕之王，是推动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主要力量。但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无视各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差异，因而他
们的策略大多是所谓“全球化战略，本土化执行”，两者之间保持相当的张力。欧盟、
东盟、北美等各种经济共同体间的差异与碰撞显而易见，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不悖。同
样，在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
着差异与冲突。两极相关，同进退，同变化。
    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旧的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控制方式主要是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借助的手段主要是商品、资本和武力。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
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通过信息、科技、政治、文化、传媒和人才，即“后殖民主
义”或“后帝国主义”。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倚重
的主要手段。
    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旧全球
主义是旧的资本全球化时代主要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思维。它
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唯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唯一
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唯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
。凡是不符合这一尺度的，无论是美洲、亚洲还是非洲的文化，一概斥之为“野蛮”、
传统或落后，都被视为应在否定、消灭之列。“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价值尺
度成为全球化的范本，单一主体性和线性进步观成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精神逻辑。
当然，在托夫勒看来，这也是工业文明社会的逻辑。“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
化、好大狂、集权化”，成为其现代主义统治的精神表征。反之，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
，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主义的，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
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
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唯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的众声喧哗。
差异、断裂、冲突、矛盾，这些在福柯、德里达、亨廷顿、贝尔以及利奥塔德等后现代
主义思想家笔下的词语，越来越经常地成为新全球主义的主要范式，进而成为公共哲学
的主要范式。

    新全球化时代主题：交往、文化与公共性

    如果说，在我们居住的这一空间有限的星球上，“新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与
“多元化”或“差异化”的并存，即我们一方面越来越紧密地交往，以至于“地球一村
，世界一家”，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强调尊重相互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和断裂，协调矛
盾和谨防冲突，那么，在这一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必须面对的和能够企盼的是什么呢？
    显然，交往、文化与公共性问题必将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主题。之所以如此，首先
是因为后工业文明使然。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丹尼尔·贝尔就认为：在农业社
会，主要矛盾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在工业社会，主要矛盾存在于人与机器等工具之
间，而在后工业社会，关键问题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在一个以信息、文化和公共资源为
主要生存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差异主体间的交往，或一体化中的多元化及冲突，将成为
后工业文明的主要难题。其次，这也是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
结果。旧全球主义那种以单一的、绝对的和大一统的理性及其规范作为建构全球化统一
模式的行为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新全球化时代面对的是在多元化、差异化空间中如何
调适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与“他者”的关系。前者要求“我”必须将自然当作“朋友
”，而不是像工业文明时代那样将之当作奴隶，当作仅仅是受人这一“主体”控制、驾
驭和改造的“对象”客体。由此而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后者则要求将交往、文化与公共
性问题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解答交往、文化与公共性问题需要公共哲学。这不仅仅是由于“我们”的“类的共
同性”使然：“我们”共有一个地球，“我们”同享一片蓝天，“我们”共同面临着生
态危机、环境污染、人口暴胀、战争威胁、经济发展等等问题，而且更是由于在差异中
的交往问题使然。多元化的交往使公共性问题成为时代性问题，使公共哲学成为时代性
解答方案。如果说，旧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启蒙哲学，那么，新全球化时代呼唤的是公
共哲学。作为两个时代的精神象征，两者的差异当然十分明显。
    首先，启蒙哲学从脱胎于神的大写的抽象的人出发，强调大写的“人”或“类”对
于全球范式的先验规范性，求助于单一全球视野和类的抽象同一性，那么，公共哲学从
一开始就确认多元主体存在及其他们之间的差异（国家、地区、种族和文明的差异），
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认为考察公共领域问题的前提是承认多元的、差异化的私人
领域的存在，是在多元基础上寻求公共性。
    其次，启蒙哲学的全球主义框架是从内在无声的类的共同性推导出的，表现为一种
先验同一的精神，反之，公共哲学的全球主义框架则强调多元主体间交往的整合。在这
一范式中，整合的前提是多元性，而通过交往与对话将多元性异识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共
识的共同体结构：“公共领域”，以及一个具有多元差异向度的全球性共同体：“公众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
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
众。”（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见《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
125页。）
    其三，启蒙哲学的主题是如何运用抽象同一的框架去消灭歧见和差异，建立“万民
法”，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完成“文明”对“野蛮”的统治，达到某种“绝对澄明”状态
。它只有同质性而没有公共性。反之，公共哲学的主题则是在多元差异主体间进行不断
地对话与交往，力求取得共识、整合出合法性规范，从而成为全球化的游戏交往规则。
在哈贝马斯批判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视野中，公共性问题是一个轴心问题。一切资本
主义危机的核心是公共合法性危机。而这一危机，不是工具理性（主体—客体）发展不
足导致的危机，相反，恰恰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导致主体际交往的异化，认为
必须运用“普遍语用学”即交往的合理性原则来消除异化。为此，话语有效性的四个原
则：即真实性、可领会性、真诚性与可认同性（正确性），就成为讨论公共合法性问题
的前提与关键。

    交往实践观：公共哲学的基本视界

    公共哲学是新全球化时代实践的反思方式与精神表现，其基本视界是交往实践观。
显然，启蒙哲学的基本视界是“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大写的人、抽象的理性和同一
律的逻辑到处都在宣扬单一主体中心性，而与此相差异的“他者”则被视为应当被消灭
、被支配的客体。这一框架与多元主体间交往及公共性空间之间具有明显的冲突。反之
，公共哲学是对全球多元主体差异化交往问题（即公共性问题）的解答，因此在其本性
上，是具有强烈的主体际向度的全球哲学，是对交往、文化与公共性作出科学解答的哲
学。
    交往实践观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哲学的基本视界，主要是因为交往实践观体现了公
共哲学的范式与基本特征。
    首先，交往实践观科学解释了全球化的本质和核心，进而科学理解了公共哲学的发
生学基础。在交往实践观的视野中，交往实践是全球化的核心、基础和动力，全球化是
交往实践的宏观拓展的结果形态。在当代社会，随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卫星通信、超
音速飞机、信息高速公路和光纤通讯技术正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国际间的交往活动正
以日新月异的方式加速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各种对话、科技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已
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存在的普遍方式，这是一个全球化信息时代，人类发展不
可能孤立于个体或局部的闭关操作，而必须开放，与国际联网合作。每一个主体都必然
地切实地遇到另一个主体。“共有（共同在场）”创造公共空间。因此才需要公共哲学
。
    其次，交往实践观之所以能够科学把握当代全球发展总趋势，成为公共精神的高度
体现，是由于她的本性使然。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元主体间通过作用和改造共同的中
介客体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
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交往社会，进而构成不同于私人领域的公共
空间，这一空间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作为交
往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基础，交往实践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际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
的整体，即“主—客—主”结构。
    其三，多极主体性，或差异主体，是公共哲学建立的基本前提。公共空间不是自然
无声的“类”聚合，而是多极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整合形态。公共性问题，就是指在差异
主体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多极主体指在公共交往中共同在场者和交往者，他们是一些具
有社会差异和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在公共领域，最基本的事
实就是“共在”，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彼此承认对方作为具有差异权利的平等主体身份，
最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在主体际间展开对话与交往，达成共识，建立游戏规则，协调行动
。任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文明中心论”，都是单一主体观，都与交往实践观及其
公共哲学精神背道而驰。
    其四，交往中心性。交往、文化与公共性作为公共哲学的中心问题都包含着“主体
—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因而本质上都是交往实践。在当代社会，
由“公众参与度”低、对公共政策与公共机构认同度低而产生的公共性“合法性危机”
，源于交往者的公共冷漠与差异主体间的断裂，本质上是交往匮乏症。国家与公众的距
离之疏远，或“异化”，本质上是交往实践的异化。全球公共资源枯竭、公共产品分配
不公等，都是一个主体际关系问题。如何使相互差异的主体在对话与交往中相互认同、
达成共识，进而整合为一个共有的合法性规范，建立全球正义、全球伦理、全球公共秩
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规则，这是公共哲学考察的基本问题。正义与伦
理，决不是像启蒙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先验的抽象同一原则，而是在后天的交往实践
中具体地历史地形成的规范。公共领域的问题，其轴心是交往问题。
    其五，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新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形成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一
体化”与“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它们之所以能够对应生成，其内在机理正是
由于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所谓双向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具有公
共整合性，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交往实践具有返身性
，各交往主体将在交往中所获得的一切用来重建自我，形成具有差异的独特个性的自我
。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形成参与全球公共交往的多极
主体，另一方面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即全球性公共领域内经济和政治的新秩序
、新格局。
    其六，系统上升性。交往实践是全球性公共社会的客观基础和细胞形态。它具有广
延性、层次性和历史性。在公共空间中，交往实践范围不断扩展，交往关系日益缜密，
从各个“孤立的点”即家庭走向社区、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交往实践的层次、
水平和方式在不断递升，信息高速公路与知识经济，将交往实践提升到信息化、电脑化
和知识化的新水平，为公共哲学研究展现出新的境界、新的层次和新的存在形态。
    最后，交往实践的三重结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与辩证结构，规约着公共哲学发
展的向度。公共哲学研究的视界，不能仅关注如何重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考察公共
交往的结构与规则，描述公共问题的现状与走势，勾勒公共哲学的历史与现实，这些在
实体结构层面上的分析远远不够。我们还应当在意义—价值层面上进一步透析交往共同
体内部的意义取向、价值认同与规范制约问题，公共政策与公共机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危机及其解决的可能性等，更应该在辩证结构的层面上考察与预测公共领域内的规范结
构与否定结构的相互关联及其运动的未来趋向，为公共哲学发展指认一个更为明晰、宏
大的远景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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