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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第六章革命(2)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Sep 15 20:55:46 2000), 转信

   2、没有阶级斗争的阶级社会

   拉萨的炮火一停，上万名中共人员组成的工作队立刻奔赴西藏各地农
村牧场，推行他们所称的“民主改革”。工作队
   一面受命与西藏穷苦百姓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
获得百姓的信任，同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西
   藏进行了一次囊括全部人口的“划分阶级”。

   旧西藏的上层社会一概被划为  削阶级，比例是事先规定好的（五％
〔6〕）。其馀人都属于劳动阶级。在劳动阶
   级里，根据穷富程度的不同也分了几等，把过去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
完全掉了一个个——这回是越穷的地位越
   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干部恨铁不成钢地发现，西藏老百姓的“阶级觉
悟”确实太低。据当时工作队的一篇总结报告
   说，牧民中的一些最穷者明明是在给牧主当雇工，却不愿意承认，他
们宁愿说自己是牧主的儿子、女儿、媳妇、爱
   人等。工作队想把他们定为“牧工”成分——在中共序列中是地位最
高的——他们反而不满地反问：“强迫我承认
   是牧工是什么意思？”〔7〕

   西藏传统社会有一个与其他社会颇为独特的不同之处：其社会存在阶
级，并且多数人口中阶级分化已达到相当水
   平，但是就总体来讲，其社会却不存在阶级斗争。连一向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中共史学家所写的西藏近代历史，都
   很少找得到阶级之间发生斗争的描述。不难想像，但凡能抓住任何一
点阶级斗争的影子，都会被中共史学家出于意
   识形态的目的尽可能地放大。他们没有这么做，只能解释为实在找不
到象样的材料。

   在西藏近几百年的历史记载中，通篇充斥的只有上层社会内部的倾轧，
以及藏民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斗争。西藏下
   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基本态度总是那样谦卑与服从。即使底层百姓知
道自己处在受剥削被压迫的境地，他们也会认
   为那是天命，是前世因缘的报应，而不将其归结为现实的不公。他们
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
   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
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
   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逆来顺受。
   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所以他们逆来顺受。

   西藏人的这种世界观来自于西藏宗教。且不说共产党的无神论与宗教
的天然对立，就是出于发动底层群众、分化西
   藏传统社会的目的，中共也会必然地把西藏宗教视为大敌——“宗教
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中共的结
   论。在未来统治西藏的岁月里，它注定要和西藏宗教进行争夺西藏人
民的不停斗争。因为西藏宗教的旗帜历来是由
   西藏上层社会所掌握，中共不消灭西藏宗教，就不可能把西藏底层人
民从上层社会的精神威慑下解放出来，有敢于
   做中国人同盟者的勇气，中国的主权也就无法得到在西藏扎根的土壤。
这方面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的“宗教之战”中
   详细讨论。

   在中共心目中，传统西藏社会是最黑暗的。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这样
对他的部下讲：“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
   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
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
   喝酒。”〔8〕如果这种话出自街头晒太阳侃大山的汉人老头之口，还
有情可原，而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国务会议
   上这样讲，足以说明中共对西藏无知与偏见的程度。这种对传统西藏
近乎谣言式的描述，至今还根植于许多中国人
   心中。我在西藏的确见过少女腿骨做的号，也见过人头骨做的饮器，
但那都不是取自活人，也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
   样当乐器和喝酒，而是出于一种深奥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宗教需要。
在那样的层面上，另外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已经
   没有资格对其进行判断。至于说西藏存在酷刑，那是事实，问题是其
他民族一样存在酷刑，甚至更为残酷。例如中
   国古代的车裂，俗称“五马分尸”，在藏语中就找不到相应的词，尽
管西藏的马比中国更常见，却没有那种刑罚。即
   使以近代的情况进行比较，中国内地施用过的刑罚，种类和残忍程度
也不会逊于西藏。难怪一位藏人愤怒地反驳：

   （西藏）一些地区抓到盗窃者后，私自将其致残，这种现象不是没有，
但很少，所以中共才找了十几年也找不到一
   个。更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违法的情况下的私刑，不是国法。这类事每
个时代都会有，比起文明的中国人在文革中活
   埋和宰杀后吃死者的肝，甚至割下生殖器当美餐，枪杀罪行轻微之人，
则西藏的对极少数罪犯处理截肢私刑以皮鞭
   代替子弹，究竟哪一个更文明呢？〔9〕

   西藏是一个以宗教为本、全民信教的社会，连对草木和动物都充满怜
悯之心，不可能会有那么多残害人的事。西藏
   所存在的重典与酷刑，更多地是出于文化和传统的严峻，而非人对人
的残暴。
的残暴。

   西藏宗教不仅使西藏下层人民服从天命，逆来顺受，也对西藏上层社
会有一种神谕式的制约，使他们为了来世不致
   沦落苦命，而在今世就积德行善，慈悲为怀。这使得他们多数对穷人
并不残暴，也往往表现得乐善好施。十世班禅
   喇嘛在他的《七万言书》里指责中共统治下西藏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时
说：“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
   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
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
   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情
况。”〔10〕以我多次在藏区旅行的经历，对
   此深有体会。对任何落难之人，西藏人都极为救助，我亦受过他们的
恩惠。我亲眼见过一个因家乡发生雪灾出门要
   饭的老汉，与一家牧民同住了半年。他与那家牧民吃得一样，彼此的
态度也不像外人。以至我一直以为他是那家的
   老父亲。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共工作队遇到的情况，为什么牧工宁愿把
自己说成是牧主的家人，而不认为自己是受剥
   削压迫。

   除了宗教对阶级关系有协调作用，西藏牧区的阶级分化程度也比农区
差许多。虽然有牧主和头人，普通牧民对他们
   却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经济条件也比较平等。如一九五九年对藏北安
多多玛部落的调查，在中共“民主改革”之前，
   拥有二百只羊、三十头牛以上的中等牧户占全部落总户数的八十%；黑
河宗门堆如瓦部落，即使是贫牧和赤贫牧
   户，平均每户也有羊二百一十七只〔11〕。虽然穷富差距已经开始拉
大（多玛部落五%的富户超过一千只羊和五百
   头牛，最富的四户有羊三千只、牛八百头以上），但绝大部分牧户都
有自己的私产（牲畜），且都能保证温饱。

   牧民的政治权利也比较平等。牧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是部落，部落
头人是通过部落成员选举产生的，三年选举一
   次。选举标准中血缘并不重要，主要看能力，家境要比较富裕。选举
结果报当地宗政府批准（多数只是走形式）。
   西藏政府对牧民的管辖，一般亦通过头人。〔12〕部落所有成员的权
利和义务基本都一样。

   中共工作队虽然按其意识形态标准，在牧区划分了牧主和牧工，并把
牧主定义为剥削牧工的阶级。然而实际情况却
   是，即使家境贫寒的普通牧民，也普遍存在雇佣牧工的现象。一个对
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的调查报告有如下材
   料：

   以黑河赤哇部落为例，牧主户雇的牧工三人，富裕户雇的牧工三人，
   以黑河赤哇部落为例，牧主户雇的牧工三人，富裕户雇的牧工三人，
中牧户雇的牧工二十人，贫牧户雇的牧工九
   人。再以比如宗热西部落为例，该部落没有牧主，牧工分布在富牧、
中牧、贫牧三个阶层中。富牧的牧工有十七个
   人，中牧的牧工有五个人，贫牧的牧工有八个人。安多县一九五九年
统计，全县有牧工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六十八
   人是二十户牧主雇的牧工，其馀二百二十四人的雇主是劳动人民（包
括富牧、中牧、贫牧等阶层）。这就是说，牧
   区的雇佣关系，不但发生于牧主与牧工之间，而且发生于一般劳动牧
民之间。〔13〕

   所以，牧工与雇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牲畜缺劳力的牧民与有劳力
缺牲畜的牧民之间结成的一种互补的关系。其
   中的剥削成分不能说没有，但是正如上述调查报告的结论：“牧主制
的经济在藏北牧区生产关系中占次要地位，只有
   局部性特点。”

   不过在西藏农区，阶级分化的程度就比较高了。理论上，西藏的土地
全部属于“国有”，政府对土地拥有最高所有
   权。但事实上大量土地被封赏给贵族，成为贵族家庭的世袭庄园。还
有一部分土地分给寺院，成为寺院固定的“公
   产”。以山南的琼结县为例，政府占有三十五．四%的土地，贵族为三
十八．八%，其馀二十五．八%属于寺院。
   〔14〕

   传统西藏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布满著一个个庄园（藏语叫“溪卡”）。
庄园大小不一。大的有耕地几千克1，属民
   上千户。小的庄园只有耕地数十克，属民几户。庄园格式一般是有一
座比较高大的藏式平顶楼房作为主房。主房坐
   北朝南，底层是庄园仆役的住房，还有牛圈和仓房。二层以上的向阳
房间是领主或其代理人的卧室和办事房，其馀
   房间分别作经堂、储藏室和厨房等。庄园周围砌有与正宅连成一体的
宅院，盖有各种牲畜的棚圈，靠宅院附近或较
   远处自成聚落的房屋，是给领主支“差”的庄园属民的住房。庄宅附
近，还有水磨、榨油房、林卡、打谷场等等。

   以拉萨附近的东噶宗有七十二个庄园、山南的拉加里奚有四十个庄园
来推算，当时西藏有“宗”、“奚”（行政上相当
   于县）约百个，故这样的庄园总计当有数千个，分别属于官府、贵族
和寺庙。其中相当一部分庄园领主平时不在庄
   园（如贵族大部分住在拉萨），庄园由代理人（藏语称“溪堆”）管
理。这种庄园除了是经济组织，也是传统西藏政
   权体系中的农村基层行政组织。

   琼结县的贵族只占总人口的○．九%，却占有三十八．八%的土地，而
○．九%，却占有三十八．八%的土地，而
占人口总数六十．八%的贫苦农奴，仅租种
   十九．五%的土地（还要交租），阶级差距不可谓不大。政府和寺庙也
都通过代理人将它们的土地租给农奴，收取
   地租和劳役，其中也存在著大量剥削关系。中共对西藏阶级的划分中，
三大领主（中上层官员、贵族、高级僧侣）
   及其管理庄园的代理人，都被划为   鹘准丁 广大农民统统被划归农
奴。在汉语中，“奴”是一个挺严重的字眼，可
   以联想到很多残酷的奴役，但是中共在西藏划分的农奴中间，竟有一
项“富裕农奴”的成分。这种看上去难以协调的
   词汇组合，恰恰能反映西藏传统社会某些真实情况。

   如被称为“朗生”的农奴是贵族庄园的家奴，他们很大程度上失去了
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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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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