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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literature
标题: 第六章革命(9)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Sep 15 20:58:36 2000), 转信

达赖方面往往把一九六九年的藏人反抗视为五十年代西藏
反抗的延续，二者的确有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的性质。
五十年代的西藏反抗，底层参与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
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一九六九年的反抗，他们已经是
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造反，是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
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而那些土地和牛羊又是共产党从
他们当年的主人手里夺过来分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的造反，
并不等同于他们愿意回到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西藏。
当时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各级政府与公检法机关瘫痪，也
是“叛乱”得以滋生并扩大的原因之一。一些与文化革命
有关联的“造反”行为或“派性”冲突，也被定性为“叛
乱”，或由于当时处理不当而被激化到“叛乱”的地步。
西藏军区阿里军分区一九七五年编的一份宣传材料上，有
一篇表扬改则县中队“平叛”事迹的文章。其中所提到的
“叛乱”，有的是提出“要三自一包”（指提倡自由经济
和土地承包，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的纲领）；
有的是保被罢官的中共干部；还有的是成立“造反组织”
〔55〕。中共自己后来也承认，对一九六九年的“叛乱”，
定性和处理存在著严重的扩大化。
西藏一九五九年的叛乱和一九六九年的再次叛乱，不仅使
中共恼羞成怒，还加强了其处于阴谋包围的猜疑。当时的
中国一方面面对西方阵营的“反华包围圈”，另一方面与
苏联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一直在台湾积极准备“反攻大
陆”的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支持藏人的起义6。据后来一些
被披露的证据表明，西藏的武装反抗的确受到一些国外势
力暗中支持。那些支持不一定起了多少实际作用，却足以
挑逗北京的对阴谋的夸张想像，为其对西藏实施血腥镇压
提供理由，并使其下决心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的全盘改造。

在这本书里，我不打算多谈“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社会及
人民的广泛迫害和诸多罪行。这方面的内容已经被谈了很
多，还将有更多新的情况不断被揭发。我的侧重还是本章
的主题，即革命除了是中共对西藏的一种暴政，是原教旨
主义的疯狂，也一直是中共在西藏确立中国主权的一种手
段。
不错，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西藏也和整个中国一样，由政
权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理性控制失去了完整性，很多方面是
被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所左右。然而，巩固中国在西藏的
主权则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未间断。尤其在文革初
期的群众风暴过后，中共重新实行自上而下的控制，这种
意图在其所作所为中更是表现得十分清楚，主要表现在两
是表现得十分清楚，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以汉人为主掌握西藏的政权；二是对西藏传
统文化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摧毁。
一九六二年九月下旬，中共召开其重提阶级斗争的八届十
中全会之后，在统战、民族、宗教领域重新向左转（某种
程度也是对班禅《七万言书》的反弹），执行温和路线的
民族事务领导人李维汉被免职，其“投降主义和修正主义
路线”遭到批判。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了所谓“民族
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论断，成为中共此后长期奉行
的基本理论〔56〕。
不是熟知中共话语的人，一般不容易理解所谓“民族问题
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义。正是这个理
论，成功地使中共摆脱了其长期自我宣传的“民族自治”
造成的束缚，成为中共扼杀其他少数民族之民族性的杀手
鉴。按照这种理论，民族是可以没有的（既然马克思说
“工人无祖国”，何况民族），本质在于阶级区分。不管
哪个民族，都分为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各民族的革命
阶级全属于同一个阵营，而不应该被民族的不同所区分。
各民族的反革命阶级也都是一丘之貉，一概是敌人。所以，
在这种理论的前提下，闹民族性就是干扰阶级斗争，强调
民族特点也是混淆了大是大非。在发生任何矛盾时，只能
以阶级观点处理和解决，“亲不亲，阶级分”，而不能以
民族分。按照这种理论的逻辑推导下去，也就根本就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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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存在民族自治，选择领导干部也无需考虑民族成分，只
要是革命干部，就可以领导各民族的革命群众。谁要是要
求本民族干部担当本民族领导，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既然都是同属一个阶级，以人口最多的汉族干部为主，充
当各民族人民的领导，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以中国人掌握西藏的政权，这是确立中国对西藏确立主权
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五十年代北京已经把军队派进西藏，
使其在西藏的势力和影响力比过去历朝都大得多，但是因
为它没有掌握西藏的政权，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也就并不巩
固，一九五九年发生的“叛乱”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在“拉萨事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旧政权，代
之以绝对效忠于北京的政权。新政权之所以效忠北京，关
键在于它的主要权力是由汉人掌握的。西藏的各级政权都
派进了汉人，即使是最基层的乡级政权也不例外。到了文
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当时的西藏最高权
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除了主任是汉人担任，在总共十
三个副主任当中，只有四个是藏人〔57〕。一九七三年
《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包括拉萨市）中共党
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只占三十五．二%〔58〕；
一九七五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只占二
十三%〔59〕。
在中共政权中任职的藏人，其任免已经不是达赖透料茫�
人，其任免已经不是达赖透料茫�
而是中共，因此新的藏人官员对中共也是言听计从。尤其
他们大都是过去的农奴，地位的改变已足以使他们满意，
加上受教育程度较低，一般来讲，他们大部分只是汉人官
员的附庸。
如果中共仅限于以汉人把持西藏政权，那虽然是不合理的
强权，但也许还可以视其为确立主权的所需要的手段。然
而中共在西藏的作为远不止这些，它不仅要使西藏政权变
成中国的附庸，而且要把西藏社会、文化、甚至人民都变
成与中国一样。换句话说，不仅“一国两制”要废除，连
“一国两文化”也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同样不能被容忍。
难道那些“叛乱”分子不总是打著传统和宗教的旗号吗？
他们用以裹胁西藏人民的不也都是那些东西吗？那么好，
最彻底的方式，岂不就是将西藏的传统和宗教一股脑地统
统消灭掉，让那些东西再也不起作用吗！
为什么历史上的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采取“同化”政
策，他们都明白这一点，只有消灭被征服民族的异质性，
征服才能永久化。然而，强迫一个千百年独立发展、有博
大精深之文化的民族在短时间内变成另一个模样，冲突之
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同化过程必然伴随强权暴政。从
历史上看，这种同化包括蓄发方式、服装模样，庆典仪式，
礼节规矩，几乎巨细无遗，以至取消文字、摧毁宗教，甚
至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而那一切行为，在“平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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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期间的西藏都有发生。
从《西藏大事辑录》中选出几条西藏文革“大事”，可见
中共的做法：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各部队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牧区，
向群众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宣传毛主
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
西藏各地驻军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
尾，农村牧场，向群众宣传林彪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
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十月十
七日）
拉萨各族群众两万多人举行歌唱毛主席语录大会（一九六
七年元旦）；
西藏军区党委抽调了四千馀名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
宣传队，深入到农村、牧场、工矿、城镇、学校，宣传毛
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
......这次出版发行的汉藏文对照《毛主席语录》共五十
万册（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到目前为止，全区已办学习班一万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
人参加了学习班（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毛主席赠送的礼品——芒果展览馆开幕（一九六八年十一
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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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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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己的爱妻，眼睛遥望夜空明月，脸上闪现出一种庄严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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