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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ZhouYu (遥想公瑾当年), 信区: literature
标题: 第十章新兴宗教——民族主义（2）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Sep 15 21:09:58 2000), 转信

2、精英集团的资源
今天，越是藏人与汉人交往密切的地方──如城市和交通干线──藏人对汉人的仇视态度
就越强。有时会达到盲目的地步。如果一位在医院生产的西藏妇女失去孩子，她会想当然
地归咎于汉人医生为执行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她的孩子，而不愿接受孩子自然死亡
的事实。类似的谣言总
是广为传播。在拉萨街头，如果一个汉人与一个藏人发生争执，许多无关的藏人就会一拥
而上，不管谁有理，都会帮助他们的同胞。1995年冬天，一位中共下级军官因为大雪造成
交通中断步行回他的连队，晚上向一个养路道班求宿，遭到藏族养路工的拒绝，后来那军
官被发现冻死在公路边
的电线杆下。
在日益增长的民族对立当中，西藏精英集团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来，诸种因素相
互整合的结果，使藏人精英阶层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共同立场。过去作为对立阶级的双方，
现在把以往相互之间的斗争和分裂共同记到汉人帐上。西藏民族情绪最强的，除了宗教界
，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
培养的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的精英集团。宗教界仇恨中共统治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
些从小被送到中国内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学"（中国内地有19个省市办有这样的学校）
和"民族学院"的藏人，往往反汉情绪最强，而且越在中国内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
学，学历越高，越有西
藏独立的意识。这些人毕业后大都作为国家干部回西藏，不少人都进入政权，或至少与政
权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共自己培养的干部和专业人员"恩将仇报"，已经成为中共的心腹之
患。
精英阶层具有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强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是
精英阶层的思想能力、知识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决定的。他们接触的信息渠
道也更为丰富，有更多角度，使他们对压迫和歧视--无论是思想文化上的还是政治经济方
面的--尤其敏感，再加
上知识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较容易凝聚和统一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
在毛泽东时代，旧西藏的精英集团──传统上层社会和宗教集团被打倒，从底层"翻身"而
被提拔的藏族干部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只知道对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趋地跟随，充当的
角色仅是汉族当权者的帮手，而没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团。新精英集团主要是在"文革"
之后发展起来的。一方
面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被"
解放"的感恩者和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随毛泽东神明的消逝，他们的自主意
识和民族意识都得到鼓励和加强，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随大批汉
人撤离西藏，他们也得到
了实权。其后的中共治藏失误、达赖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世界的民族主义潮流和苏联阵
营解体，都在不断地给这个集团注入对北京的离心力，使他们日益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
不过，必须看到一点，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精英集团而言，也是一种资源
和获得实际利益的手段。不认识这一点，有时就难免被表面现象搞糊涂。例如前面讲到西
藏产生了一批"拒绝达赖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养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个集
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
团和现在所说的藏人精
英集团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团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汉情绪，这一点似乎又
是和达赖阵营一致的。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不好解释，而从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
─正是因为利益的关系，他们拒绝达赖，同时也正为了追求在中共体制内进一步获得利益
，他们又需要利用民族
主义。他们与达赖阵营是同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
新一代藏人权贵目前不仅在数量上是西藏政权的主体，而且掌握了各级政权绝大多数行政
一把手和主要领导职位，以及各级政权的财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门。这是八十年代中
共落实"民族自治"政策的结果。到1989年，西藏干部总数中藏人占了66.6%，省级官员中
藏人占72%，地级官员中
藏人占68.4%，自治区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为藏人，全区75个县中绝大多数行政一把
手由藏人担任，其中63个县的中共党委一把手也是藏人。
从原来的配角转变成实权者，藏人官员的心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熟知
并且善用共产党的权谋与政治技巧，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对全球性共产
主义的衰亡，他们预感到"变天"的可能，促使他们在中共之外寻找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当
然不会忘记，他们之所
以成为精英集团，是基于对旧西藏的摧毁，因此他们的立足点也不能放到旧西藏的代表─
─达赖喇嘛那边去。凝聚西藏社会的两面旗帜──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
，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与未来可能的"变
天"协调起来的立足点，
只剩下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特殊处境──与达赖阵营的不可相容，以及他们在传统宗教方
面的弱势或不良形象，反而会刺激他们以更加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诉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
。
。
藏人官员中的民族主义日趋发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萨动乱"，使中共产生了警觉，
开始改变八十年代把权力交还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汉人掌权的份额。1993年，省级官员
中藏人比例比198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67.9%
），到1996年，在西藏69名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降到60%），
16名最有实权的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汉藏各50%；地厅级藏族官员从1989年的68.4%下降
到1993年的62.6%
，1996年再下降到56%。不过，尽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难以扭
转（可以看出藏人官员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县级政权更是基本没变），反而激起了藏人
官员中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咬住中共已经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抵制汉人
在西藏掌权。中共对此
也往往无奈。
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精英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打起民族的旗号，
如何抵制权力被汉人夺走？民族精英集团坚持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
达方式。权力总是被精英阶层掌握的，民族自治的任何扩大，都是首先给民族精英集团提
供新的机会和资源，远
远超过其他阶层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进藏汉族干部大内调，给藏人让出了上万个干部
职位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连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
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必须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
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
使民族精英进一步尝到甜头，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以为自己争取更多
的新资源。
为了得到并且确保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希望（以至鼓励）西藏适当地出现以达赖喇嘛为
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不要被那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并不说明他们和达赖喇嘛是一
致的，而是他们把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一是想让北京知道
，离了他们，仅靠汉人
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的；二是可以借此向北京索取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拨款。北京的民
族政策被总结为"软的欺，硬的怕"，哪里闹事它就抚慰哪里，给哪里好处，结果培养了一
种为得到好处而闹事的机制，这一点在西藏最为明显。
不过，无论民族自治的空间如何扩大，只要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别的民族"统一"在一个
国家，少数民族的精英往往总是被多数民族的精英所淹没，无法攀到顶层。那既有才能的
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视"的作用（多数被归于后者）。所以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
，只有民族独立才是"
一步登天"。实现民族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中，主权资源是可以通过分裂而实现"无损耗复制"的。只要实现独立，立刻
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一个新国家
将提供多少诱人的位置
？国家元首、内阁、议员、部长、高级将领、驻外大使……且国家不论大小，至少在礼仪
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上，一样得到国际规格的待遇。就连从事科学、艺术的专业精英，在原
属大国也许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随独立则可成为一国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国际场合
。
当然，这些内心动机从来都不会摆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独立说成是民族利益
的需要。但是那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处，常常值得怀疑。不能说当今世界的民族
主义思潮都是由心想个人利益的精英阶层煽动起来的，老百姓仅仅是被煽动的对象和炮灰
，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
娴木⒔撞闵慷鹄吹模习傩战鼋鍪潜簧慷亩韵蠛团诨�
，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
或社会衰退的地区，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国旗，产生了一大堆新的总统和将军，大多数老
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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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将小乔揽于怀，颇为自豪地，“登台号令威严，跃马勇冠三军；上能报君侯知遇之厚
恩，下可荣妻荫子。吾平生之愿足矣……”小乔：“妾平素敬爱将军才华，但愿能建立千
古功业，妾与儿女也觉得荣耀万分……”小乔说着，将头贴在丈夫胸上。周瑜紧紧拥抱自
己的爱妻，眼睛遥望夜空明月，脸上闪现出一种庄严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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