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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达
　　一○二  今天我及时赶到
　　二○○○○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樟木，
　　夜宿樟木宾馆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最主要的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山崖下是深
深的河流，山壁上有湍急的瀑布，都是雪山融水。开始山坡上还有不少尼泊尔农民开垦
的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气魄，逗弄着云天间不断
变幻的光色。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在盘山公路上转来转去终于眼前豁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巨大山峰把天际堵
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地隐约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特别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上的瀑布泻落到公路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
潺潺地在路而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
细地洗了一遍，直洗得锃光发亮。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
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确实不是一般的回国。我们是沿着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一步步量回来的
，我们是捧掬着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水一口口喝回来的，我们是抹着千年的
泪滴、揣着废墟的叹息一截截摸回来的，我们是背负着远古的疑惑和现实的惊吓一站站
问回来的。
　　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回到一个地方；但那已经不止是一个地方，这些日子来它越来越
强烈地笼罩住了我们的心灵，重新定义了我们的生命；当然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地方，已
经很近，就在前面，三个月后重相见，我们在离别之后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
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
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
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
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本来我们约好了返回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太重要。说实话，每天都想早一点回来
，以便快点用全新的目光看它一眼，用全新的声调喊它一声；但山高水阻，一路艰险，
我们又不想跳过几步，使这次重新见面变得过于轻易。于是心里一直在矛盾着，慢了不
好，快了也不好。终于到了今天，世纪的门槛和地理的门槛同时横亘在眼前。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可见此处水势更大了，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
。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
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部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在心底喊了一声：祖国，今天我终于及时赶到。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
，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来深入理解你的艰难行迹。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
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只在枝枝节节上絮絮叨叨。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
纪刚刚来临，我们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顺便我要告诉我的读者，这次出行和回来，一定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改变。人的一生
，很多重要的转折不一定需要很多时间。我在《千年庭院》一文中写过，“文革“初期
，我因父亲被关、叔叔屈死、自己又被造反派轰逐而外出流浪，不期然地在长沙岳麓书
院逗留了几个小时，竟轰然醒悟，重写人生。那么，这次已是整整三个多月，每天都有
震惊，加在一起确实刻骨铭心。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还看到桥上站着不少人，一打听
，原来凤凰卫视在这一带很普及，很多住在樟木镇的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
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
哈达和青梨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二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
车上换了羽绒衣。
　　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进入国境后，日记停写，但已经形成的一种惯性一时停不下来，即有了感受就想写
下来告诉读者。那么就由着它，再写几句吧。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就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那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由于刚从印度、尼泊尔过来，也就更宏观地理
解了敦煌。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
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
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这个取向可由大量其他佛教胜地作旁证。也就是说，
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在
和谐温馨、赏心悦目中关照现实人生，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
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
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
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
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
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
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
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
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
这个问题，当代评论者不能说得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编导黄晓燕小姐
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竟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入四川之后的事了。她忙不堪言，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遗址，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
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我们去了挖掘现场，几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考察过那
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我们在国
外那些遗址中苦苦地追根溯源，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入已
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迫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
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都只是依稀朦陇，并无足以排他的结论。中国古人太
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让人生疑。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
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
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
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一切伟大部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
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对我们闯荡十国的伙伴们而言，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在国外险峻的
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终于越来越明白，最佳的倾吐对象只能是
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结果，挤得
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我主讲，除小莉
外，郭滢和多数队员都在场。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时间实在
不够，直到不得不结束时，我还没有来得及讲完：这次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更深地理解
了中华文明。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写文章，说你们专看古迹是一个老年人节目，你同意吗？““有人说，你们
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入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忸怩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
部，对吗？““听说千禧之旅的构想是别人的？请予以澄清！“
　　“有人在报上宣布，你已经获得了这本日记的预付稿酬，能证实吗？““北京有人
在报纸上问，有好几个女主持人与你们同行，你太太会不会反对？“
　　“你出发后国内有好多人在骂你，有人还说你三十年前有疑点，你准备什么时候反
击？““今天你能对他们说两个字吗？“
　　“有人发表文章，建议你面对盗版应该微笑不语，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
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语气充满善意，但我还
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不管是大陆还是香港的司机、
技师、摄像师，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
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我也怕吴小莉听到
，她虽然对大陆已经相当熟悉，但我想还不至于到了听见这些声音毫不吃惊的程度。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
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
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其实几乎所有
的中国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
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
　　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
　　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
个叫约翰-布侃（JohnBuchan）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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