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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hmily (想去爱琴海), 信区: reading       
标  题: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译 序）(3)
发信站: BBS 听涛站 (Wed Apr 27 22:55:04 2005), 转信

而村上本人也早已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采访当中谈及写完《海
边的卡夫卡》之后的打算时说：“往下我想在小说中写的还是关于恶的，想从各个角
度去思考恶的表现和形态……下回我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
根结底，恶这个东西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像力匮乏等质素联系在
一起的。”（《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春树为什么要把“恶”安排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
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
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
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
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
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
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的—
—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见
《文学界》杂志2003年4月号）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
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 （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写这种
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部作品
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
任感。他在1995年11月与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
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
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
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
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
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
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学界》）这使他愈发
觉得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发生什么甚至已经在发生了，这
也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 detachment（不介入），开始深入思考 commitment（介入）
这一问题。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的恶、现实的恶
、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
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二元论社会的反
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天黑以后》中得到了相
当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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