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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blue (不要再想你),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5
发信站: 听涛站 (Thu Sep 14 13:03:16 2000), 转信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捷克）米兰·昆德拉
             五、轻  与  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丽莎出其不意来到布
拉格那天，托马斯与她做爱。就在那一天，或者说就
在那一刻，特丽莎突然发起烧来。他站在她床前，看
着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个被置入草篮里的
孩子，顺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这种弃儿的幻想总是使他感到亲切，而他常常
思索着那些有关弃儿的古老神话。显然，正是这种
思绪使他读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译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他是一个被遗
弃的婴孩，被波里布斯国王收养，长大成人。一天，他
遇见一位显贵官员沿着山路骑马而来。一场口角，他
竟把那人给杀了。后来，他成了伊俄卡斯达王后的
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
在山里杀的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与他同床共枕的
竟是他母亲。正在这时，命运之神降灾于他的臣民，
瘟疫蔓延，人们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
灾祸之源，便自刺双目，离开底比斯流浪而去。
    2
    任何一个认为中欧某些共产党当局是一种罪恶
特产的人，都看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罪恶的当局并非
由犯罪分子们组成，而是由热情分子组成的。他们
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
捍卫这条通道，竟可以迫不得已地处死许多人。后
来的现实清楚表明，没有什么天堂，只是热情分子成
了杀人凶手。
    随后，人人都开始对追随当局者们叫嚷：你们应
该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责(它已变得如此贫穷荒
凉)，你们应该对我们祖国的主权失落负责(它落入
苏联之手)，你们还应该对那些合法的谋杀负责!
    被指控的人却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上当了!
我们是真正的信奉者!我们内心深处天真无邪!
    末了，这场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是真的不
知道呢还是在遮人耳目?
    托马斯(与他的一千万捷克同胞一样)密切关注
着这场争论。他认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
道这种暴行的后果(他们不会对俄国革命后以及现
在仍在继续的罪行视而不见)，倒是有可能，大多数
共产党人对这一切的确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无论他们知道或不知道，这不是主
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是不是因为一个人不知道他就
一身清白?难道坐在王位上的因为是个傻子，就可
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
    我们承认，五十年代初期，某个制造冤案处死无
辜的检查宫，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给
骗了。可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
死者冤屈清白，这位检查宫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
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
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
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
罪孽么?
    由于这种联想，托马斯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
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
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
“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
走流浪。
    当托马斯听到追随当局者为自己的内心纯洁辩
护时，他想，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
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
不感到内疚吗?你们能正视你们所造成的一切?你
们怎么不感到恐惧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
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
    这种类比使他如此高兴，跟朋友交谈时也时常
引用，而且表达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风趣。
    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
数达三十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
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犯
禁的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局执
政初期记录在案的政治审判及其杀人事件，谁来承
担罪责。
    即便是这家作家报纸，也只是重复同一个问题：
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托马斯认为这个问题是次要
的，于是自己坐下来写了那篇有关俄狄浦斯的感想，
把它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让他去
报社编辑室。简短的寒暄之后，编辑便开门见山直
入本题。他建议托马斯把一个句子的语序改一改。
很快，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登在“读者来
信”栏目内。
    托马斯根本谈不上高兴。他们为了改变一个句
子的语序，不惜叫他务必去编辑室跑一趟，而大删大
砍他的文章却不请他。这一来，削弱了他的基本论
点(使文章变得太图解化，太过分)，他一点儿也不喜
欢这篇文章。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8年春天。亚历山大·杜布
切克还在当政，他与他那共产主义者们一起感到了
内疚，并愿意为此而做点什么。但另一些共产党人，
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愤怒的民族将把他
们送交法庭审判。他们天天到俄国大使馆去诉苦，
力图取得支持。托马斯的信一见报，他们便嚷开了：
看看都会出些什么事吧!他们现在公开告诉我们，
要挖我们的眼睛啦!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
取消言论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间用武力攻占了托马
斯的祖国。
    3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
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他说，“你既不是作家、新闻
记者，也不是这个民族的救星。你是个医生，一个科
学工作者。失去你我会非常难过的。我将竭尽全力
把你留在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新
的文章，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么?”
    托马斯想起他们把那篇文章删掉了足足三分之
一：“跟你说实话，没有比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到什么?”主治医生说。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两样东西得权衡一下：一
样是他的声誉(取决于他是否拒绝收回自己说过的
话)，另一样便是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他的医务
工作与科学研究)。
    主治医生继续说：“迫使人公开收回过去的声明
——有点象过时的搞法。把你说出去的话‘收回’
来，究竟是什么意思?谁能明确地宣布他以前的一
个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现代，是的，一种观念可以被
驳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种观念是
不可能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巫术，
我看你没有理由不照他们希望的去做。一个靠恐吓
专政的社会里，什么样的声明也不必认真。它们都
是强迫的产物，任何一个诚实的人都有责任不去理
会它们。最后我得说的是，从我个人的利益和你的
病人的利益出发，你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
    “您是对的，我肯定。”托马斯显得很不高兴。
    “可是?”主治医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会难为情的。”
    “难为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
所以要考虑他们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们。”托马斯说。
    “哦，对了，”主治医生补充道，“你不必作公开声
明，他们对我保证了的。他们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
只是档案里有张条子，意思是你没有反政权的意思。
以后如果有人攻击他们，说他们还让你在医院工作，
他们有个遮掩。他们给了我许诺，你所说的只让你
与他们之间知道，他们不打算发表其中的一个宇。”
    “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托马斯把这事搁下来
了。
    4
    人们公认托马斯是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谣
传主治医生已接近退休年龄，很快会让托马斯接手。
作为补充的是另一个谣言，说当局让托马斯写自我
批评的声明。人们都相信他会从命。
    使他震惊的第一件事是：尽管他从未让人们有
理由怀疑他的正直，但他们已准备打赌，宁可相信他
的不诚实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惊的事是：他们认定他如何如何
以后，便纷纷作出反应。我得把这些反应归结为基
本两大类：
    第一类反应来自那些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
(他们自己或亲友)。他们一直被迫与占领当局公开
言归于好，或者正打算这么做(当然是不愿意的——
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些人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
见过：一种有着秘密勾当时会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
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
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一种
类乎友爱的默契在他们之间滋生了。
    又因为托马斯从没有过遵奉于人的名声，他们
于是笑得更加自鸣得意。关于他接受主治医生建议
的假想，已经进一步证实懦弱这东西正在缓慢地但
是必然地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而且会很快扭转人
们现在对懦弱的看法。他从没与这些人交过朋友。
他沮丧地意识到，如果真的照主治医生说的去作一
个声明，他们就会开始请他去参加众多晚会，他就不
得不与之为伍。
    第二种类型的反应来自那些受过迫害的人(他
们自己或者亲友)。他们曾经拒绝与占领当局握手言
欢，或者确信自己将来也不会妥协(签发一个声明)，
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比方说，因为他们还
太年轻，不必对他们认真对待。)
    S医生就属于后一类型，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年轻
内科医生。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了没
有?”
    “你说的是什么?”托马斯反问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声明啊。”他语气中没有恶
意，甚至笑了，一种从厚厚的笑容标本集里挑出来的
微笑；有精神优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诉我，我收回观点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
托马斯问，“你读过吗?”
    “没有。”S说。
    “那你还罗嗦什么?”
    还是沾沾自喜，还是微笑，S回答：“瞧，我们知道
这事怎么处置。你给主治医生或某个部长或者某个
人写封信，表说你收回前言，他将答应不泄漏出去，
不羞辱作者。是不是这样?”
    托马斯耸耸肩，让S继续说下去。
    “可是，即使那个声明已经安全归档，作者也知
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其公之于众的。于是，从那
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
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臭
名远扬。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
了。”
    “是呵，真是个好办法，”托马斯说，“但麻烦
你告诉我，是谁对你说我同意写那玩意儿?”
    S耸耸肩，脸上始终带着笑。
    托马斯突然捕捉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
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
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
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
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
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
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
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
事，平凡而单调。
    托马斯受不了这些笑。他认为自己处处都看见
这种笑，连街上陌生人的脸上也莫不如此。他开始
失眠。事情能这样吗?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吗?
不，他对他们没好话可说，自己居然让他们的眼色搞
得如此不安，实在使他气愤。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一个这么不在乎别人的人怎么会这样受制于别人的
想法呢?
    也许，这种根深蒂固的对人的不信任感(他怀疑
那些人有权决定他的命运和对他给予评判)，在他选
择职业时起了作用。眼下的职业使他可以回避公开
露面。比方说，一个选择政治家职业的人，当然会乐
意去当众指手划脚评头品足，怀着幼稚的自信，以为
如此会获得民众的欢心。如果群众表示了不赞同，
那只会刺激他继续干下去力争做得更多更好。同样，
托马斯也受到刺激，不过他的刺激来自疾病的诊断
难点。
    一个医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员，只是被他的
病人以及同行医生所评价，就是说，是一种关上门后
个人对个人的评价。面对那些品评者的目光，他能立
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们，为自己解释或者辩护。现
在，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
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
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
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
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
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
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病苦
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
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
我们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
字。
    主治医生异乎寻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说他
对托马斯的决定早有预料。
    “即使没有那个声明，也许您也能有办法留我继
续工作吧。”托马斯竭力暗示对方，他的解雇足以使
所有的同事以辞职来威胁当局。
    但他的同事做梦也没想到要用辞职来吓唬谁。
不久(主治医生比前次更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几天来他的手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被迫离
开了医院。
    5
    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
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尽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
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
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诊室里
总是挤成一团糟，他对付每一个病人还不要五分钟，
无非是告诉他们吃多少阿斯匹林，给他们开开病假
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
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一天，门诊时间完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男人拜
访了他，那人举止的庄重增添了几分高贵气。他自
我介绍，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想邀请托马斯到马路
那边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马斯表示拒绝：“我还得
开车回家，他们发现我喝了酒，会没收我的执照。”内
务部的人笑着说：“真要碰上什么事，给他们看看这
个就行了。”他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显然那不是他
真正的名字)，上面还有部里的电话号码。
    然后，他大谈特谈他如何钦佩托马斯，大谈特谈
整个部里的人如何难过，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
助外科医生竞在一所偏远的小诊所里分发阿斯匹
林。他让托马斯懂得，虽然他不能出来说话，警察是
不同意采用这么严厉的措施，把专家们从自己的岗
位上赶走的。
    从来没有谁想到过要表扬托马斯，于是他非常
仔细地听这位胖官员的讲话，对那人在医学方面的
知识精确和细节熟悉感到惊讶。当我们面对奉承
时，是多么没有防备啊！托马斯无法使自己不把部
里官员的话当成一回事。
    这不只是出于虚荣，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缺乏经
验。当你对面坐着一个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礼貌
的人时，你要提醒自己说，他说的都不是实话，没有
一句出自真诚，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经常地、
完备地、毫不犹豫地)，需要有极大的努力和适当的
训练——换句话说，要常常经受警察的盘问。而托
马斯缺乏这种训练。
    部里来的人继续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
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
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象责
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
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稍停了一下，部里来的人用悲哀的语调说：“那
么告诉我，大夫，你真的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挖掉自己
的眼睛吗?你，一位给那么多人赐予过健康的人，会
这么认为吗?”
    “太荒谬了！”托马斯自卫地吼道，“你为什么不
去读读我写的东西？”
    “我读过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听起来似乎
非常难受。
    “我写了共产党员应该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这么理解的。”部里来的人说。声音
变得越来越悲哀。
    “你去读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写的那样。你不会
谈到它的，登出来的文章被删掉了一些。”
    “是吗?”部里来的人警觉起来，“你是说他们不
是按你写的那样发表的吗?”
    “他们删节了。”
    “很多吗?”
    “大约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看来真的吃了一惊：“他们这样做是
非常不合适的。”
    托马斯耸了耸肩。
    “你应该抗议!他们责无旁贷地应该迅速刊登
原稿。”
    “俄国人来以前，我还有闲工夫想想这事，那以
后，我还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总不愿意人们认为你，一个医生，要剥夺
人看东西的权利吧!”
    “你想想，你懂吗?这是一封给编辑的信，藏在
报纸的角落里，没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国使馆的人
员。只有他们才去找它。”
    “别那么说!别那么想!我亲自与很多人谈过，
他们读过你的文章，对你这么写感到吃惊。可你现
在对我说，那文章与你写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
对，是他们让你写的吗?”
    “你是说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写了交给他们
的。”
    “你认识那里的人吗?”
    “什么人?”
    “给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说你从未跟他们说过话?”
    “他们叫我亲自去过一次。”
    “干嘛?”
    “还是关于文章。”
    “你跟谁谈的?”
    “一位编辑。”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这时，托马斯才意识到自已是在被审讯。他
马上明白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使某个人陷
入危险。他显然知道那位编辑的名字，却否认了：
“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声音中透出对托马斯不老
实的恼怒，“你总不能说，他连自我介绍都没有?”
    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我们良好的教养
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帮凶。我们不知道如何撤谎。我
们的爸爸妈妈们老是命令我们“说实话”。这种思想
灌输变成了一种如此自觉的行为，以至我们在审讯
中对秘密警察撒谎都感到羞耻。对我们来说，与他
争一场或骂一顿(我们可以无动于衷)，比当着他的
面撤谎(这是唯一可行的)，要简单得多。
    部里的人指责他不老实时，托马斯几乎要感到
内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碍来坚持谎言：“我
想，他的确作了介绍，但他的名字不响亮，我马上就
给忘了。”
    “他什么样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编缉是一个浅棕色头发、剪平
头的矮个子男人，托马斯现在尽力选择与他相反的
特征：“高个子，留着长长的黑头发。”他说。
    “呵，”部里来的人说，“有个大下巴！”
    “对了。”托马斯说。
    “背有点驼。”
    “对了。”托马斯心想，部里来的人现在已经认准
某个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马斯说出了某个可怜的编
辑，而是他说出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那么他要见你是为了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
么呢?”
    “有关词序的问题。”
    这听起来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来的人
对于托马斯拒绝讲实话更恼火了：“你开始说他们删
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来又对我说，他们跟
你只谈了词序的问题!这合逻辑吗?”
    这回托马斯回答得毫不为难，因为他讲的绝对
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笑起
来，“他们要求我允许他们改变一个句子的语序，随
后便把我写的东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来的人摇摇头，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
行为：“他们这样做太乱弹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总结：“你是被人操纵了，大夫，
被人利用了。遗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头。
我们非常了解你积极的品质，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他向托马斯把手伸过来，热情地握了握手，然后
各自乘自己的车走了。
    8
    与那位部里来的人谈过以后，托马斯深深地陷
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语调进行那
场谈话呢?如果说，当初他未能拒绝与那人打交道
的话(他对于突如其来的事毫无准备，不知道法律宽
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绝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
嘛!假如有人看见他了，而且还认识那个人，必定推
断出托马斯在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为什么要告
诉对方文章删节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对自
己不高兴到了极点。
    两周后，部里来的人又拜访了他，又一次邀他出
去喝酒。但这一次托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办公室
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着说。
    托马斯对他的话产生了好奇。对方说那些话，
就象一个棋手在告诉对手：你先走错了一步。
    他们相对而坐，托马斯坐在办公桌旁。他们大
约谈了十分钟当时猖獗一时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
人说：“我们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仅仅是我们处
理这事，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们还得考虑社
会舆论。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那篇文章煽起
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诉你，有人甚至就
因为你这篇文章，建议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
条。就是针对公开煽动暴力而言的。”
    从内务部来的人停下来盯着托马斯。托马斯耸
了耸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气说：“我们否决了这个
建议。不论你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有多大，从社会利
益来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你们医院的
主治医生对你有极高的评价，我们也从病人那儿听
到了一些汇报。你是个优秀的专家。谁也不会要求一
个医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给推远了。现在时机很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一次性了结吧。因此，我们为你
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让它在报
上的发表合法。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发表出
来。”他交给托马斯一张纸。
    托马斯读了上面写的东西，给吓了一跳。这比
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
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
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
内容。除此之外，声明还痛斥那位周报编辑(特别强
调那个高个头、驼背的编辑，托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
并见过他的照片，但从未见到过他)，说他有意曲解
托马斯的文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把那篇文章
变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们竟躲在一位天真的医
生背后写这样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胆小了。
    部里来的人从托马斯眼中看出了惊愕，把身子
凑过去，在桌子下面将他的膝盖友好地拍了拍。“别
忘了，大夫，这只是个样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
么地方要改动，我想我们会达成协议的。毕竟，这是
你的声明！”
    托马斯把那张纸推还给秘密警察，好象害怕这
张纸在手上多呆一秒钟，好象担心什么人将发现这
纸上有他的指纹。
    那人没有接纸，反而假作惊奇地抬了抬双臂(象
罗马教皇在阳台上向教民们祝福时的那种姿态)，
“怎么能这样子呢?大夫，留着吧，回家去冷静地想
想。”
    托马斯摇了摇头，耐着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着
那张纸，末了，部里来的人不得不放弃罗马教皇的姿
势，把纸收回去。
    托马斯打算向对方强调，他既不会写什么，也不
会签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语气，温和地
说：“我不是个文盲，对不对?我为什么要签字?我
自己不会写?”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办。你自己写，我
们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刚才看过的东西作为样
子。”
    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给秘密警察一个无条件
 的“不”呢?
    他也许是这样想的：一般说来，警察局无非是要
用这样的声明使整个民族混乱(很明显这是入侵者
的战略)，除此之外，他们在他身上还有一个具体目
的：收集罪证准备审判发表托马斯文章的周报编辑。
如果是这样，他们需要他的声明为审讯作准备，为新
闻界诽谤那些编辑的运动作准备。假若他断然拒
绝，从原则上来讲，总是有危险的。警察局会不管他
同意与否，把早准备好的并带有他签名的声明印发
出去。没有报纸斗胆登载他的否认声明。世界上也没
有人会相信他不曾写声明和不曾签字。人们从他们
同胞的精神耻辱中得到的快乐太多了，将不愿意听
劳什子解释而空喜一场。
    他说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
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
了职，估计(正确地)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
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内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
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
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
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
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
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在托马斯的国家里，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可
以让也可以不让他们工作。与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
那名官员，听说过他的名字和声望，力图说服他继续
工作。托马斯意识到他根本不能肯定这个选择是否
合适，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对忠诚的无言许诺使他
当时非如此不可。他坚持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
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7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
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
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
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
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医生的坐骨神
经痛)，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
冲破的牢笼。
    这意昧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压
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吗?以我之见，有一种必然他并
不缺乏，但这不是他的爱情，是他的职业。他从事医
学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计，是出于他内心深
处的一种欲望。
    把人划分为某些类别庶几乎是可能的，而分类
中最可靠的标准，莫过于那种把人们一生光阴导向
这种或那种活动的深层欲望。每一个法国人都是不
一样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员都彼此相似——无论
她们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当演员的人，从
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给一个隐名的公众以至终身。
这种愿望与天资无关，却比天资要深刻。没有这种基
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员。同样，一个当医生
的人愿意毕其一生与人体以及人体的疾病打交道。
这种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资与技巧)，使得他从医学
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进入解剖室，而且能坚持在那
里度过必要的漫长岁月。
    外科把医疗职业的基本责任推到了最边缘的界
线，人们在那个界线上与神打着交道。一个人的头部
被棍子狠狠击中，倒了下来，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
一天总会停止呼吸的，杀人只是比上帝亲自最终完
成使命提早了一点点。也许可以这样假定，上帝对杀
人还是早有考虑的，却不曾对外科有所考虑。上帝从
未想到有人胆敢把手伸到他发明的装置中去，然后
小心包合皮肤使之不露痕迹。当年，托马斯面对一个
麻醉中睡着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术刀放在他的皮
肤上果断地切开一道口子，切得准确而平整(就象切
一块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帘)，他体验到一种
强烈的亵渎之感。随后，他再一次觉得有一种东西
吸引他这样做！正是那种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
此不可”！这种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绝非
什么主治医生的坐骨神经痛，更不是任何别的外界
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费了这么多精力的东西，他现
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坚决而且轻松地给予抛弃呢?
    他会说，这么做是为了不让警察缠着他。然而坦
白地说，这种解释即使在理论上讲得通，警察要把一
个带有他签字的假声明公之于众实在是不大可能
(即使有数桩这样的事发生过)。
    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权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
发生的危险。还可以说，托马斯对自己的笨拙恼火，
想避开与警察的进一步接触，避免随之而来的孤立
无助之感。我们还可以说，他反正已经丢失了职业，
小诊所里机械的阿斯匹林疗法与他的医学概念毫无
关联。尽管如此，他这样匆匆忙忙地作出决定，在我
看来仍然是很奇怪的。这里是不是还深藏着什么别
的东西?深得逃离了他理智的东西呢?
    8
    托马斯通过特丽莎渐渐地喜欢起贝多芬来，但
对音乐还是不甚了解。我怀疑他是否知道，在贝多
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一主题之
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德门伯斯彻的人欠了贝
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我们这位作曲家长期来手
头拮据，那天他提起这笔帐，德门伯斯彻伤感地叹了
口气说；“非如此不可吗?”贝多芬开怀大笑道：“非如
此不可！”并且草草记下了这些词与它们的音调。根
据这个现实生活中的音乐动机，他谱写了一首四人
唱的二重轮唱：其中三个人唱“Es muss sein，es
muss sein， ja， ja， ja， 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
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个人插进来唱
“Heraus mit dem Beutel!”(拿出钱来!)
    一年以后，这一音乐动机在他第135曲，也就是
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乐章里，作为基本动机重
现了。那时候，贝多芬已经忘记了德氏的钱，“非如
此不可”取得了较之从前庄严得多的情调，象是从命
运的喉头直接吐出来的指令。用康德的话来说，连
“早上好”一词用适当的声音读出来，也能成为某种
形而上命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德文是一种语词凝重
的语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戏谑，它已成为
“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艰难或沉重
的决心)。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
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
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
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谅讶。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严肃变
成关于德氏债款那无聊玩笑般的四声二部轮唱曲，
我们倒会感到震惊。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么他的做
法例与巴门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变成了轻，也就
是，消极变成了积极!开始(作为一支未完成的短
曲)，他的曲子触及伟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为
一首成功的杰作)，却落入最琐屑的戏言?但我们再
也不知道怎样象巴门尼德那样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
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
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
记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
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
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他沉重责任
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
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那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
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
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
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当一个医生，就意昧着解剖事物的表层，看看里
面隐藏着什么。也许使托马斯离开外科道路的，正
是一种欲望，他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
着些什么。换句话说，现在他想知道当一个人抛弃
了他原先视为使命的东西时，他的生活里还将留下
一些什么，
    这一天，他去报到。一位好脾气的女人，主管着
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陈设事宜。从他们见
面起，他就面临着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各种具体
而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他进入一种震惊状态，新工
作开始的几天，都一直被这种震掠所缠绕。但一旦克
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惊的陌生感（大约有一周之久），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简直在享受一个长长的假日。
    他干活可以无所用心，自得其乐。现在，他明白
了人们(他通常可怜的人们)的快乐，全在于他们接
受一项工作时没有那种内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强迫
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净净。他
第一次体会到其乐融融的无所谓，而不象从前，无论
何时只要手术台上出了问题，他就沮丧、失眠，甚至
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他职业中的“非如此不可”，一
直象一个吸血鬼吸吮着他的鲜血。
    现在，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
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
(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飞，比以前更甚)，向他
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
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
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
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托马斯主要是为大商店干活，也被头头遣派去
为一些私人客户服务。此时的人们，还在以群情振
奋的一致团结，来反抗对捷克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
害。托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发现他正在靠洗窗子为
生，往往就打电话点名把他请去，然后用香槟或一种
叫斯利沃维兹的酒款待他，给他签一张十三个橱窗
的工单，与他叙谈两小时，不时为他的健康干杯。托
马斯于是就能以极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户或另一家
商店走去。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占领军军官的家属一
批批在这片土地上四处定居，警务人员代替了被撤
职的播音员从收音机里播出不祥的报道，而托马斯
在布拉格大街上晕晕乎乎地前行，从一个酒杯走向
另一个酒杯，如同参加一个又一个酒会。这是他伟大
的节日。
    他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特丽莎在他的生活
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与她见面的时间就是半夜
她从酒吧回来之后，当时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
是早晨，轮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却要急着去上
班。每个工作日，他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一
块没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从他少年时开始，这种
自由天地就意味着女人。
    9
    朋友曾问他这一辈子搞过多少女人，他尽量回
避这个问题，被进一步追逼，就说：“好啦，两百个左
右吧。”朋友中的羡慕者说他吹牛，他用自卫的口气
说：“这不算怎么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
年交道了。用两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的
女人，不算多，对不对?”
    与特丽莎成家以后，他这种生活方式有所束缚。
安排上有些麻烦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性
活动压缩到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从手术室到家里
之间)。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时间(如一位山民
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与现在突然赐予他的
十六个小时相比，那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照我说，
十六小时中他用来擦洗橱窗的八个小时里，周围都
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妇，以及女职员，她们每一个
人都代表着一次潜在的性活动约定。)
    他在她们中间寻找什么呢?她们的什么东西吸
引着他?难道做爱不仅仅就是永远重复同一过程吗?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总有一些细微末节是想象
不到的。当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时，能自然
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样子(他作医生的经验
更丰富了他作情人的经验)，但这种近似的意念与准
确的现实之间，有一道无法想象的鸿沟，正是这点空
白使他不得安宁。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并
不满足于裸体的展露，它将大大深入下去：她脱衣时
是什么姿态?与她做爱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将怎样叹
气?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脸会怎样变形?
    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我”，确实隐藏在人不可猜
想的部分。我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个人爱另
一个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处。这各自的“我”正是
与这种一般估计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它不可猜测
亦不可计算，它必须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马斯在最近十年来的医务实践中，专门与人
的大脑打交道，知道最困难的就莫过于攻克人类的
这个“我”了。希特勒与爱因斯坦之间，普列汉诺夫
与索尔仁尼琴之间，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要多得多。
用数字来表示的话，我们可以说有百万分之一是不
同的，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
类似。
    托马斯着迷于对这百万分之一的发现与占有，
把这看成自己迷恋的核心。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
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恋那
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这里，也许还可以说，他对外科的激情和他对
女人的激情是同为一体的。即使对情妇，他也从末
放下过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们体内
深藏的东西，就需要把她们剖开来。)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问，为什么他从性面不从其
它方面来探寻这个百万分之一呢?为什么不——比
方说，从女人的步态、烹饪特点或艺术趣味上去找
这种区别呢?
    可以肯定，这百万分之一的区别体现于人类生
存的各个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领域都是开放
的，无须人去发现，无须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饭时最
后想吃奶酪，另一个厌恶花菜，虽然每一个人都会表
现自己的特异，然而这些特异都显得有点鸡毛蒜皮，
它提醒我们不必留意，不可指望从中获得什么有价
值的东西。
    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
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
就在离现在的五十年前，这种形式的攻克还得花费
相当的时间(数星期，甚至数月！)，攻克对象的价值
也随攻克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增长。即使今天，攻克
时间已大大减少，性爱看起来仍然是一个保险箱，
隐藏着女人那个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那种欢乐如同
一份额外收入或一笔奖金)，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
心(用手术刀把这个世界外延的躯体切开来)，使托
马斯谴寻着女人。
    10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其
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
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另一类，则是想
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他们被这种
欲念所诱惑。
    前者的迷恋是抒情性的：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求
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又因为理想是注定永远
寻求不到的，于是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失望。这种推
动他们从一个女人到另一个女人的失望，又给他们
曲感情多变找到了一种罗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
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们的放纵追逐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叙事性的，女人们在这儿找不到
一点能打动她们的地方：这种男人对女人不带任何
主观的理想。对一切都感兴趣，也就没有什么失望。
这种从不失望使他们的行为带上了可耻的成分，使
叙事式的女色追求给人们一种欠帐不还的印象(这
种帐得用失望来偿还)。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总是追逐同一类型的女人，
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时候又换了一个情人。他
的朋友们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个名字来叫她
们，从而引起了误会。
    叙事性的风流老手(托马斯当然属于这一类)，
则在知识探求中对常规的女性美不感兴趣，他们很
快对此厌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样了结。他们
意识到这一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
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当了差不多两年的窗户擦洗工。这天他
被派去见一位新主顾，对方奇特的面容从他一看见
她起，就震动了他。尽管奇特，也还算周全，将就将
就，没有超出一般允许的范围(托马斯对奇特事物的
兴致与费利尼对鬼怪的兴致不一样)：她非常高，
比他还高出一截，不同寻常的脸上有修长细窄的鼻
子。恐怕不能说那张脸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会抗
议!)，也不能(至少在托马斯眼中)说它毫无吸引
力。她穿着便裤和白色罩衫，象一个长颈鹿、鹤，以及
机敏男孩的奇怪化合体。
    她久久地、仔细地、探寻地盯着他，眼中不乏嘲
意的智
--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我的生命中，
                               不曾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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