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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etcat (落汤猫~与时髦无缘),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伤花怒放——第九章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Apr 22 18:19:24 2001), 转信

第九章 毒与噪：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
    在摇滚与反摇滚的拉锯战中，有两个主题直接涉及在现代生活中随处显现的理性与
非理性之争，这就是毒品与“噪声”的问题。
    资料表明，摇滚并不是第一种与毒品挂钩的音乐形式，爵士乐就曾经与毒品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但不应遮掩的是，摇滚更为公开地与毒品搭上了种种关系。在摇滚领域之
中，最先同毒品有关联的是“滚石”等英国乐队，而在嬉皮文化浪潮中，则有更多的美
国乐队堕入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聚集 在旧金山等地，以“迷幻摇滚”或“幻
觉摇滚”知名的“感恩而死”、“鸟儿”、“善变使者服务社”、“杰弗逊飞机”等乐
队。据说 “感恩而死”乐队的名字就来自于吸毒之后的灵感，而“杰弗逊飞机”一词本
来就可以用来指抽大麻的烟杆。这自然是反摇滚势力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一直在等待着
这样的机会，以便让摇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1966年（当时LSD等毒品还未被宣布为非法），保罗· 麦卡尼在《生活》杂志的一
“次专访中承认自己曾试过服毒。他说：“那让我大开眼界。我们平时只运用了十分之
一的大脑，你想想，要是我们把其余部分都开发出来的话会怎样呢？”这一专访马上引
起了反响。《每日邮报》称麦卡尼为“不负责任的白 痴”，麦卡尼手忙脚乱，恳求记者
们手下留情。
    其实，在毒品刚开始成为公众话题时，摇滚乐手教唆青少年吸毒的想法就已经被宣
传得尽人皆知。1967年，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
的文章，称嬉皮士聚集的海特——阿希伯利地区为“新美国教会”，并认为该教会的训
旨便是通过渗透、加入传播媒介和娱乐业以宣 传毒品。摇滚乐自然成了“毒品音乐”。
一部叫《彩衣笛手》的电影更是直接发出警告，认为摇滚乐队是引导青年吸毒的罪魁祸
首。但令反摇滚者有些失望的是，一个对这部电影极为赞赏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理出
来的毒品歌也只有寥寥28首， 还不到每周发行的单曲数量的一半，而且它是从整整4年
的歌曲中选出来的。
    这种悬殊对比没能改变人们的固有偏见。在某些舆论的鼓吹下，许多国家的政府认
为的确存在“摇滚——毒品阴谋”，并对摇滚乐手们加强了戒备之心。1967年，贾格尔
因随身携带四片安非他命而被逮捕，因为当时在别的国家（如意大利等）这不算非法，
但在英国却属违法行为。在此之前，“滚石”因另一成员基思·理查兹与大麻、海洛因
有瓜葛而备受指责，贾格尔被捕更是火上浇油。结果他被判入狱3个月（后被保释出狱）
。《泰晤士报》也指出，这一判决对初犯者是用刑过重。该报认为，原因在于贾格尔是
摇滚明星，“公众意见认为他是罪有应得”。随后，基恩·理查兹更是被判了一年徒刑
（后也保释 出狱）。
    不争气的是“滚石”又一名成员布赖恩·琼斯也陷入了毒品旋涡，而且问题更为严
重，既被罚款也被判刑（缓期执行）。负责布赖恩一案的法官公开表示了他对摇滚歌星
的仇视，他说：“我们已经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大大地灭了‘滚石’的威风。”
    1968年，列依和大野洋子也在伦敦卷入了大麻事件。列依无可奈何地感叹落到了诺
曼·皮尔彻手里。列依认为此人“四处打探而且专门逮歌星……有些歌星是在屋里吸毒
，但也有人不吸。他可不管这一套，他见歌星就抓。我就是这样被他抓住的……这是个
圈套。”《滚石》杂志认为，此事件使“披头 士”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摇滚中的乖男孩
形象。一年后，乔治·哈里森也落到了皮尔彻探长的手中，也有人说此事件是一圈套。

    许多舆论还就所谓“毒品歌词”大做文章。“鸟儿”乐队的《八哩之高》最先被指
责为是一首毒品歌，（“高”一词常常被指责为与毒品有关。而且从这首歌开始，某些
摇滚歌曲被指责为是在服过毒品之后的幻觉中写成的。）由于这一结论是为数千家电台
提供节目指导的《加文报道》杂志所下的，所以许多电台都禁播此歌，它很快滑出了排
行榜。但“鸟儿”的成员吉米· 麦奎恩坚持这首歌所描述的只是发生在伦敦的一场空难
。在《加文报道》的毒品歌名单中，还包括鲍勃·迪伦的《雨天丽人》，因为其中有一
句歌词“每一个人都会招来石头”，而“石头”是毒品的代名词。《加文报道》的负责
人比尔·加文称，“我们认为，这些歌曲含有鼓励和／或赞同吸大麻或服LSD的内容。我
们决不会推荐这些歌在电台播放，不管它们的销路有多好。”但是，像BBC这样极为严格
的电台却并没有禁播上述歌曲，这说明加文的标准是很主观的。但BBC却禁播了“披头士
”的《生命中的一天》和麦卡尼的《嗨嗨嗨》。
    当“大门”乐队上“沙利文剧场”进行电视表演时，他们提出上《点燃我的火》这
首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负责人提出，必须将其中一句歌词“姑娘，我们已经到最高
处”里的“高”一词换掉。在排练时，“大门”改掉了该词，但在正式演出直播时， 他
们还是唱出了原来的“高”一词。节目导演大发雷霆，对“大门”称：“你们这帮东西
永远别再想出现在本节目上。”
    1969年，尼克松政府发起了一场反毒品摇滚的运动。该年12月，尼克松总统、阿格
纽副总统和40名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审查摇滚歌词中的“不良内容”。 1970年，阿格纽
副总统在拉斯维加斯的共和党基金筹措会上发表演说，称摇滚给青年们“洗脑”以使他
们开始吸毒。他宣称：“由于我们指出了这一问题，常常有人指责我们搞歌曲审查制。
但你们真的听清楚那些歌里唱了些什么吗？‘披头士’有一首歌唱道：‘靠我朋友的一
点帮助我才侥幸过关，靠我朋友的一点帮助我才达此高处’……直到有人向我指出我才
知道，所谓‘朋友’原来就是指毒品”。阿格纽随后鼓励人们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纵
容”行为，多给“正直的”共和党人投票。
    阿格纽讲演中最后的号召露了马脚，联邦电讯委员会委员、民主党人尼克拉斯·约
翰逊在一次有关摇滚乐的专题讨论会上大骂阿格纽的伪善和政客姿态。他指出，摇滚中
有许多歌已经在呼吁人们反对毒品，比如《安非他命安妮》、《推挤者》、《妈妈的小
帮手》等。而且他指出，在广告中，隐语比摇滚 歌曲要多得多。摇滚歌曲中因某些同同
“吸毒”一词的种种说法相近而被指责为宣传吸毒，或被禁，或挨罚，但广告中同样的
词却通行无阻，从无人加以指责。约翰逊直言不讳地说，这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摇滚乐手
们不借钱也不捐款给尼克松。
    约翰逊的讥讽并未改变尼克松政府将摇滚作为毒品问题替罪羊的做法。 1970年10月
，约70家电台负责人出席了在白宫召开的反滥用药品大会。尼克松在会上表示，希望在
反毒品摇滚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尼克松强调，他无意越诅代疱，教广播业主怎么办节
目，但他将“感激”他们的合作。许多名声显赫的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广播公司老板曾在大会上问纽约戒毒中心的一些病员，是否
有人是因为受摇滚歌词的影响而开始吸毒，戒毒中心的病人惊讶不己地回答：“在摇滚
歌词的影响与成为吸毒者之问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与此同时，一名坚决反摇滚的记者杰列·李却坚持这二者之间有关系。他发表文
章说，“我无法证明这种关系。但如果你问我摇滚乐是不是美国青年中这一最严重问题
的征兆和原因，我会告诉你，正是如此，摇滚既是征兆又是原因，而且更主要的是引起
吸毒的原因。摇滚扩大了日常生活的代价，使它从某种有益的形式变成了消极的、破坏
性的、虚无主义的形式。”
    少数唱片业人员也开始攻击摇滚与毒品有关联。独立制作人海沦·基恩便称，她知
道“迷幻摇滚”迟早会惹麻烦，她说“是的，唱片公司同摇滚乐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靠害死孩子们暴富。”
    有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染上毒瘾之后也将满腔怨怒发泄在了摇滚身上。阿特·林克
莱特便是如此，当他的女儿死于吸毒之后，他在美国国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列浓为“迷幻
社会的头号传教士”。
    一些电台更是提出了古怪的标准，纽约一家电台的负责人说，“我们将不播放任何
与毒品有关的歌曲，即使是那些被视为反毒品的歌曲我们也不播，因为它们也有美化这
个主题的倾向。”
    终于，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以官方形式向各电台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有义务不
播出那些“美化非法的吸毒行为”的节目。这一警告后来曾被许多人指责，认为它师出
无名。
    吵吵嚷嚷的“毒品摇滚”闹剧在1973年之后便默默无闻了，可以被视为最后一出戏
的是由美国参议员詹姆斯·贝克莱主演的。在1973年夏天，他同另外两人一起进行了一
项“毒品歌词”调查，并于当年11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所提的要求是老一套
，即坚持认为摇滚歌曲在宣传毒品，唱片工业应当自我约束，否则政府就应进行干预等
等。他的描述倒是从陈词滥调又发现了新的思路：“摇滚乐赞美吸毒不是用直接的歌词
或者暗示进行，而是靠对60年代未以来大听唱片和云集在摇滚演唱会的以青年为主的听
众施加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怎样实现，贝克莱语焉不详。他要求“采取适当的
措施和标准以杜绝这一现象在今后继续存在下去。”但由于当时整个政界都深陷“水门
事件”而无力他顾，摇滚暂时进入了安宁时期。
    虽然从70年代中期之后，也还有某些乐队因与吸毒有关联而受到指责，但总的来说
，视摇滚乐手为吸毒宣传员的时代己成为过去，反摇滚战士们也找到了别的“把柄”，
对此一难以收集详细证据的“课题”不再热心。
    其实，视摇滚为毒品宣传员的说法的确与事实不符。少数乐队的确与毒品有关，但
就是在吸毒成为时尚的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许多乐队明确反对吸毒，许多被指责的
唱片公司也加入了反吸毒的行动。戒毒专家、海特——阿希布地区医院的负责人戴维·
E·史密斯就曾开出过一长串为他发起的反吸毒运动捐款的公司名单，而这些公司经常被
指责为“在制造毒品”，尤其是那些被暗示为是吸毒者的歌星，比如詹尼斯·乔普林、
弗兰克·扎巴、烙雷斯·斯利克等人也分别捐款给反毒运动或发起反毒运动。到八、九
十年代，几乎每个声名显赫的摇滚歌星都己是坚定的反毒战士，“邦·乔维”发起的“
摇滚对抗毒品”计划成果显著，屡屡为人诅咒的“吻”乐队也长期与毒品奋战，连一度
沉溺于毒品的大卫·鲍伊和埃里克·克莱普顿也在深刻反思之后加入了反毒行动。如同
迈克尔·杰克逊在加入“全美反滥用药品委员会”时所说的那样，音乐已经成了反毒品
的最不容忽视的力量。
    同毒品问题相类似的指责是同样在六、七十年代甚嚣尘上的“摇滚损坏听力”论。
摇滚乐大型现场演出的增多使大型扩音器的使用日益普遍，而成年人对摇滚最不满的内
容之一也是它的大音量。1967年11月，美国加利福里亚的一名医生查尔斯·F·莱博提出
，摇滚乐的大音量对人的内耳会造成创伤，因为其音量达到了110一119分贝。但许多媒
介在宣传这一结论时并没注意到，莱博自始至终只测试了两支乐队的 排练效果。
    1968年，另一位医生戴维·利普斯康则用豚鼠来进行实验，说明大音量的摇滚对耳
朵会构成损伤。而另一组实验则是对喜欢听摇滚的大学新生进行测试，据说其听力也已
受损害。一时间，“摇滚有损听力”的说法纷纷扬扬，闹得满城风雨。
    1969年，威廉·林特曼和朱迪恩·博勒斯医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测试了42名摇
滚乐手的听力，这帮人的平均“摇龄”是2．9年，每周平均有11．4小时沉浸在高达105
分贝的音乐声中。调查结果是，42人中的40人听力正常。两位医生宣布，“由于摇滚乐
手们比其他人更为经常地暴露于这种音乐之中，可以说如果他们也没有丧失听力的话，
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但更多的人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结论。对摇滚向来抱有偏见的人更愿相信它会有
损听力。在美国名播遐迩的拉尔夫·纳德尔律师以为这次面临的又是他曾大获全胜的交
通安全问题，坚持应当为摇滚制定标准。他向国会要求将超出某一分贝标准的摇滚定为
“有害公益”。他坚持“由摇滚造成的听觉损伤对年轻人的听力的确已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也许会出现在21岁之前就损坏听力的一代。”
    英国也出现了类似要求，肯尼特爵士也要求对摇滚乐的音量进行严格限制，超过11
0分贝者就应当要其关掉扩音机。他指出，“这是牺牲歌迷的快乐以挽救他的听力，这与
毒品的情况是一样的——有人的确喜欢，他们却因之受害。”
    1973年，美国的《今日健康》杂志又刊出了一篇未注明研究者和日期的文章，称摇
滚振动性的节奏和“达到伤害水平的音量会使得保护性的中耳肌失去平衡，从而引起损
坏”。《大众电子》中的文章则认为，现场摇滚音量的分贝数与气锤相当，会对人的心
理和生理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应当由生产厂家在扩音器上贴上警告字样。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的音乐教授罗德里克·戈登更是认为，摇滚乐的大音量会损害
人的神经系统，但他也认为这是对长期处于大音量环境中的摇滚乐手而言的。
    随着现场演出扬声器的输出功率从60年代末的1000瓦发展到70年中后期的近万瓦，
“何许人”等乐队被指责为不是在演出，而是在制造电闪雷鸣。
    美国华盛顿州劳工部卫生顾问费利克斯·达西向该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参考文献：
摇滚乐是公害》的报告。该报告宣称，他对酒吧和夜总会中所播放的摇滚乐的音量进行
测量后发现，它们比联邦政府发布的噪音标准要高出2至5倍。他没有对任何人的听力进
行过检测，但他宣布“在乐队的成员中肯定会有失聪者。”宾夕法尼亚的一名研究生凯
瑟琳·安妮·玛拉堤诺则被摇滚音量大大超过联邦政府规定的噪音标准所震惊；她认为
，应当向歌迷们发出警告，歌手们也应当更加轻柔地演唱，她甚至建议在演出现场的人
们都戴上耳塞。她也从未检测过任何人的听力，但她同样坚持摇滚乐演唱会必定会有损
听力。马拉堤诺的耳塞建议被《公告牌》杂志所推荐，因为该杂志也认为“迫斯科舞厅
会使许多人失聪。”
    马萨诸塞州五官科医院的约瑟夫·纳德尔医生则强调，任何超过90分贝的声音都可
能造成耳朵受伤，经过放大处理的摇滚乐伤害性更大，而最为危险的信号则是放大的吉
它信号（谁都知道那是摇滚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医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曾经因用豚鼠实验证明摇滚对耳朵
有害而名噪一时的戴维·利普斯康医生便是如此。他在一份新的报告中指出，让他改变
观点的事实是：“摇滚歌手们极少有听力受损的”。他用证据表明，“同在噪声环境中
工作的产业工人相比，摇滚歌手中只有不大规则的极小听力误差。”因此他认为，摇滚
乐对摇滚歌手的听力没有什么破坏力。利普斯廉指出，有些环境使他认为必定会对人的
听力造成损害，但经过测试发现，身置其中的人听力完好无损。他由此提出了一种心理
解释，认为噪音是否会使人的听力造成损害取决于那种声音对听者构成的压力的大小。
他列举两个同时在噪音很大的车间里干活的人为例，其中一个讨厌这种工作和噪音，他
的听力便会受损；另一个人则喜欢这种工作，从中获得乐趣，并且视噪音为工作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那他的听力就不会受损。而摇滚乐手们是在创造自己的音乐并从中获得
乐趣，他从不觉得巨大的声响对自己构成压力，所以他们的听力下会因之受损。
    但是，除了会使听力受损外，摇滚乐还被说成会导致失声、反常活跃、身体衰弱、
同性恋、越轨行为等。
    美国销量不凡的《健康文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像摇滚歌手那样“长时间地
大声喊唱，会导致感情狂乱，从而被迫更大声地喊叫，最终便会导致声带受损。”该文
称某一摇滚乐队的五个人经检查都患有“损伤性喉炎、对称性声带结核和声带角质化”
。
    摇滚也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指责，比如，《滚石》杂志甚至也发表文章，称摇滚乐会
导致性欲降低。这篇名为《大声的摇滚与性欲丧失有关》的文章宣称，“大声的摇滚对
你的性欲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摇滚是被指责的“刺激性欲”、“挑起小
女孩的性本能”等等。
    一些宗教组织也照例开始凑热闹，他们认为，摇滚不仅会伤害身体，还会破坏大脑
。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组织声称，“在摇滚乐丛林式节奏旋律的影响下，听众健康的
身体里便会产生‘神经短路’，身体会完全跨掉”。该组织还指出，摇滚的和音、节奏
和歌词的不断反复会对听众产生催眠作用，而这种催眠会导致大脑受伤、精神萎靡，并
最终导致自杀。在一个宗教组织所散发的小册子上还刊载了美国丹佛城的多萝西·雷特
莱克夫人的实验，据说她给园子里的花木放摇滚乐听，结果那些花木在一个月内全部死
光了。
    1982年，波士顿审查员（该城市最后一名审查员）理查· 辛诺特在退休之时要求政
府给予因公致残养老津贴，他声称由于身为审查员经常出席摇滚现场演唱会，他的神经
已经严重受损。他特别指出“何许人”的一场演唱会曾使他“极为难受 而且当场觉得身
体受到了伤害。”
    而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则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迪斯科舞厅式的音乐噪音“会导致
老鼠中的同性恋现象和失聪现象”。该报告认为，这一结果对人同样适用，因此，应当
禁止开放此类舞厅。
    80年代初，美国还有一本名为《你的身体不撒谎》的书轰动一时。这本书的作者约
翰·戴蒙德称，摇滚乐的噪声比工业噪声还危险，还具破坏性，尤其是所谓“抑抑扬格
”即重音在最后一拍的节奏最危险，比如“滚石”的《满足》。他称这种节奏与心跳节
奏相抵触，必然会破坏整个身体的节奏。戴氏称，摇滚会“产生严重压力感与愤怒感，
使入想要发泄，导致反常活跃，使肌肉力量衰弱，而且会导致青少年越轨行为。”戴氏
还称，这种节奏的摇滚乐还会十分邪恶地导致大脑两半球同时衰弱，这一点虽然没有脑
电图予以确证，但他称在一家整天播放摇滚乐的工厂进行的实验表明，当改放其他音乐
时，植物的生长速度会加快15％。他还称，当人听华尔兹或伦巴舞曲时，人的肌肉保持
强有力状态；但一放摇滚乐，“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变得软弱无力，其情形相当于举
起40磅东西与举起15磅东西时肌肉状态的区别。”
    戴蒙德还列举了运用这种邪恶节奏的乐队和歌手的名单，其中包括“滚石”、“大
门”、“皇后”、“莱德·泽普林”、“美利坚”、“班德”等乐队以及詹妮斯·乔普
林、艾利斯·库柏等歌手。戴氏宣称，他并不是单与摇滚乐作对，但他研究了2000多段
音乐，发现只有在摇滚乐中存在所谓“抑抑扬格”型节奏。其他音乐中只有三处例外，
即是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拉威尔的《圆舞曲》和海地伏都教的鼓声中出现过
类似节奏。
    苏联的医生也于80年代初宣布，摇滚乐有着惊人的“破坏性心理影响”，并称出席
摇滚现场演出者都可能发生惊厥或歇斯底里，其邪恶性勿庸置疑。
    时至90年代，随着重金属音乐横扫歌坛，医生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发出警告，“摇滚
有害健康！”虽然至今他们仍未拿出更为详实的证据。
    在专家、家长、医生和政治家对“毒品摇滚”和摇滚“有害健康”的指责之中，似
乎极少有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且不论毒品和噪音对摇滚乐手的危害会达到什么程度，
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选择毒品和噪音？
    从上述论争可知，所谓摇滚乐号召吸毒一说毫无根据，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有不少
摇滚乐手的确是或曾经是毒品痛君子，其中包括埃里克·克莱普顿。让我们听听他的陈
述：
    “我们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想在这个社会寻找和平，可我们总感到它
对我们的敌意。我们想在自己的音乐中表达这种寻找，因为只有这种音乐才是我们最为
雄辩的声音。我们需要毒品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灵获得自由，使我们的想象力从一
直束缚着我们的种种成见和附庸风雅之中解放出来。”
    “感恩而死”乐队在被问及为什么一定要使用23吨重的音响设备时则回答：“只有
这些大家伙才足以使青年们从麻木不仁之中惊醒。”
    这是我们理解六、七十年代摇滚中毒品和巨大音响泛滥的立足点。戴维·史密斯医
生在驳斥那种视摇滚为毒品宣传员的观点时曾指出：“年轻人喜欢摇滚……音乐——尤
其是大众音乐——总是要反映时代。究竟是谁在先很难确定：是摇滚对吸毒造成影响，
还是那些已染毒瘾的人喜欢摇滚……说时下流行的音乐造成了吸毒风气是一个值得怀疑
的提法。”
    这种怀疑当然有理。事实上，摇滚乐作为青年人最为直接有效反映时代走势的文化
形式，必然先带有时代特征；或者更确切他说，它往往必须以独特的手段反映听众中蔚
为风气的观念与理想，乃至时尚。在60年代的瞎皮浪潮中，一些过于循规蹈矩的乐队或
歌手惨遭淘汰便是明证。“桑尼和切尔”演唱 组便是如此。1965年时，该小组曾红极一
时，但他们很快便被听众抛弃了，因为他们从不吸毒而且公开反对吸毒，用切尔的话说
，就是“孩子们觉得我们大规矩了”。事实上，当时许多反对吸毒的摇滚乐手都更愿意
私下为反毒运动出力而不愿公开反对吸毒，这已足以表明在摇滚乐中起码存在着对待毒
品态度的分歧。而足以说明摇滚不是毒品真正同路人的则是：当嬉皮年代成为过去之后
，吸毒人数不见减少时，绝大多数摇滚歌手却都成了公开反对吸毒者。自1973年以后，
有毒品含义的歌词极少再露面，事实上已寿终正寝。这同时也说明，摇滚与吸毒（也包
括大音量音乐）的关系与反摇滚者所说的并不完全一致，摇滚的确与毒品之类脱不了干
系（正如它与那个时代的“革命”脱不了干系一样），但摇滚更多地是反映着那个时代
的特征，表现着那一时代的要求。因此，众多的反毒品和噪音摇滚者事实上并没抓住问
题的要害。他们过多地沉溺于贾格尔是否在某处暗示让吸毒，《黄色潜艇》是不是吸毒
幻觉下的产物等等。这一切不仅难以证实，而且无法真正让摇滚摆脱毒品。而“噪声”
问题也必将不了之。
    在所有的反毒品、“躁音”摇滚的人之中，爱因·兰德女士无疑是最具犀利眼光的
，因为她并不像其他反摇滚的医生、家长、专家、政客一产只停留于问题的表面，而是
联系那一时代的走向提出了“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在她所发起的“客观主义运
动”风靡全美的1969年，爱因·兰德这位精明的俄国女人从她一惯的敏锐眼光挑出了两
起事件作为对比：一是在1969年7月16日，全美国共有10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赶赴佛罗里
达肯尼迪角，为“阿波罗11号”登月飞行作见证；二是同年8月15日，30万美国人从全国
各地向靠近伍德斯托克的贝赛尔蜂拥而至，参加一个盛大的摇滚音乐节（也就是常说的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爱因·兰德认为，前一事件，用灿烂的登月船无可怀疑地证明了
人对理性、对科学的崇尚和景仰，代表了日神阿波罗所意味的一切：理智、效益、秩序
和光明。而后一件，用伍德斯托克的泥桨，说明了人对毒品、噪音的臣服，代表了酒神
狄奥尼索斯所意味的狂野、感官快感、非理性和黑暗。
    爱因·兰德最终的选择和论证不乏可商榷之处，但她对尼采的划分所赋予的新含义
和她的着眼点，恰恰是对摇滚中的毒品和噪音因素来源的最好观照；同时，也是对理性
与非理性之争作了一个更为活生生从而更贴近大众的注解（事实上，我们这本书中所涉
及的全部争议都多多少少与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有关。）
    理性的发现和弘扬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理
性使人类从宗教和封建的深重压迫之下脱困而出，使近现代史得以成为人类的躯体和心
灵的解放史，从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理论，到上帝之后的新道德法则；从一次次科
学理论的不断进步，到一次次技术革命的持续发生，没有哪一环节可以脱离开理性之光
的荣耀。也许正是由于理性的强大力量，使得它成了上帝之后的新上帝。
    然而，正如理性必然要对任何绝对之物提出怀疑一样，在理性高歌猛进之后，它自
身同样遭受着怀疑。也许，这种怀疑最早便来自于一个困惑：从理性主义者的立场来看
，只要用理性战胜非理性、无知、愚昧（无论这些非理性、无知与愚昧是以宗教或世俗
形式、知识或伦理形式、政治或经济形式表现出来都一样），人类便必定可以有完满而
光明的未来。但是，人们发现，任何一种理论与主张似乎都可以用理性作为其最后根基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都可以强调理性，无非是前者认为用理性可以唤醒世人，在道德
与教育的推动下奔向自由，制度之类则是理性和自由的侄桔；保守主义则强调制度的力
量，认为真正的理性通过制度来防止个人肆意妄为而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公，而真正有理
性的个人也必然是克制、理智的（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曾经阵营分明的立场随着历史的
进程而日渐含混，甚至有互换的倾向）。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强调真
正的理性社会是个人完全自由的社会，而极权主义则同保守主义一样坚持理性社会必然
是反对无政府式的非理性冲动的。此外，还有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其他许多主义既不
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反对上述立场。但他们的基本点都是一个：理性才是人类脱困的唯一
法宝。
    这一切还只是在政治学的领域。在此领域之外，还有哲学中的唯理论者，伦理学中
的理性主义者，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者；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号称理性或实际上主张
理性方法的绝不只是这些以理性为名号的观点。比如自然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思路都无法
离开理性。这一切必然使人产生困惑：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
    我们不能断言对理性最早提出怀疑的浪漫主义者是不是由此对理性产生困惑的。但
浪漫主义者之所以被视为理性的怀疑和反对者，更多地是因为理性对“诗意”的破坏（
爱因，兰 德提及在登月飞行之前，有人认为登月成功会破坏月亮在人类心目中的“诗意
的浪漫魁力”，这一观点便是浪漫主义活生生的当代写照），就他们对人类命运及救赎
的思路而言，同任何理性主义者并无二致。真正从理性的春秋战国之中悟道而对整个理
性的至高地位提出怀疑的，是卡莱尔、陀斯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尼采、叔本华、基
尔凯郭尔、柏格森诸人。尤其是尼采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推崇和详尽阐发，使他那
种因为 把狄奥尼索斯上升为形而上学而表露出来的骄做之情毫无做作之感。但是，在理
性依然被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年代，这些先知要么被入视为“疯子”、“狂入”，要么被
视为因心理承受过多种打击而有些失常的可怜人；最多不过是一些怪杰或鬼才，而不是
提出真理的思想家。理性的地位虽然因他们而略有色，“非理性”的思路也由此而滥觞
，然而他们的观念中毕竟带有过多的情绪化、艺术化倾向，而且历史的进程也还不足以
让人们看出他们的观念中所包含的巨大预示性。因而，“非理性”和“反理性”观念并
没因他们而光大，反而更加让人侧目，持有这种观念者则被视为历史的落伍者。
    然而，弗洛依德终究出现了，他有关人类意识中非理性、潜意识的全部理论对理性
至上观念的打击有如他所揭示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个人经验的震憾一样强烈。尤其重
要的是，这一理论本身竟是力求向科学靠拢的心理学的组成部分，而且由弗洛依德的后
继者们扬弃一番之后严然成了诊治人类心灵的医疗手段；使得非理性不再是“疯子”的
特征，而成了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人性；而对非理性的关照和强调也不再是落伍者的呓
语，而是成了最为新潮的学问，即关注“非理性”成了理性的行为，而在这一理性之下
又埋葬着非理性。
    如果说弗洛依德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动摇了理性地位的话，则身为理性人物的
马克斯·韦怕则第一个开始从理性自身之中看到它的深重缺陷。众所周知，在笛卡尔和
莱布尼茨乃至在洛克那里，理性一直具有“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的地位。但是至
康德处，“纯粹理性”已经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第一原理”的地位荡然无存（爱因
·兰德曾语焉不详地称康德为历史上第一个“嬉皮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康德瓦解了
理性作为“终极原因”的地位。）这似乎可以被视为理性原则的一次大退却，因为它使
理性从终极原因往认识原则上靠拢，犹如上帝从天下来到凡间。然而，韦伯在此基础上
又迈进了一大步，他甚至对理性作为普遍的认识原则也表示了怀疑，当然，他的这种怀
疑是基于对历史的观察，他指出：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待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
。现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
明这一点。譬如，神秘的观照从其它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
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
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
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
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
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上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
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必在这里，韦伯不仅使理性
化（或“合理性”）和理性变成了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之中的一种社会化规
范，而且明确提出了理性本身的相对性。似乎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恼人的相对性问题，韦
伯对理性作了“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区分，将“传统型”行为和“情感型”行
为排除在了理性之外，然而，韦伯也意识到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这两
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行为之间的种种相对性。以最常为人道的所谓“克里斯玛权威”为例
，许多被视为传统 型的“克里斯玛”型领袖是经由理性化的法律制度（比如选举）而产
生的；而一些理性化的权威或支配形式的最后权威来源，则并不是理性或理性化本身，
而是来自“克里斯玛”型权威，比如由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便是如此，内阁式行政也是
由科层式支配形式和克里斯玛支配形式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所谓“理性”行为的本
身或者其前提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完全可能是非理性的。由此，韦伯不仅为理性由“价
值理性”向“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演变倍感失落，而且对理性和人类的前景都
持悲观度。
    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似乎应证了韦伯的悲观看法。人类经历的空前灾难
使战前志得意满的实证主义者惭愧不己，也使得人们再一次对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有了切
肤之痛。实证主义对理性的坚实信心和对非理性浪潮的轻视此时 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
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了吸取教训，开始追寻非理性何以产生。正是在这种追寻过程中，
理性又一次被反复拷打。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善辩之士们发现：“理性决不只是在理性
赤裸裸表现出来的那个阶段，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仅在思路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有自我毁
灭的趋势……反犹太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是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本身，以及与理性观
念相应的世界中推论出来的。”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谓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对性，
即任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实际上也就是
理性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或福柯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性”。
    也就是在西方思想家们对理性猛烈开火的同时，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石的近现代化浪
潮正在逐渐席卷全球。战后民族解放浪潮虽然是被压迫民族抗拒和驱逐西方列强的过程
，同时却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念普及和扩大影响的过程。而反过来，随着
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随着西方学者对西方以外的文化模式的发现和正视，人类学
相对主义和文化模式相对主义一时蔚为风潮，理性观念如同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一样
受到怀疑。因为事实证明，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理性观念在其他文化模式之中不具备普
遍的文化规范或认识规范意义，更谈不上作为终极原因。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对理性的怀
疑提供了另一类证据。
    而对理性观念予以致命打击的无疑是来自于一直在为科学找寻理性根基的科学哲学
领域。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阐明了“范式”在科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作用，尽管这一
概念受到难以计数的攻击，但撇开它的具体含义和有关争议不谈，它所开创的全新思路
实际上更深刻地瓦解了理性观念的根基。拉卡托斯视库恩的理论为“非理性主义”和相
对主义，提出了他的理论进步、经验进步和启发法进步之标准，自认为为科学理论提供
了客观标准，然而拉卡托斯所要证明的无非是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好的“客观根据
”，而无法指出科学合理性的最终根据，可以说，拉卡托斯无非是将库恩的“规范”动
态化了而已。而到了费那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处，科学哲学终于从实证主义
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连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都被瓦解，曾经威风八面的理
性观念简直已经四面楚歌了。等到福柯、德里达诸人以更新的花样猛击理性时，它实际
上已经到了骨融形销的边缘了。
    更加蔚为壮观的阿波罗坠落历程自然发生在社会生活中，在西方学术中产生的理性
瓦解历程固然已令人膛目结舌，但于多数人的生活而言（包括多数知识分子），这种蕴
藏于思想深层之中的瓦解历程必须映现于现实生活才会使他们在感同身受之后惊醒。毫
无疑问，在战后乃至六、七十年代，最能将社会生活历程中理性瓦解感受予以清楚表达
的是存在主义思潮。然而，如果从理性瓦解的学术历程而言，存在主义所昭示的无非是
一种生活态度上的反动；反过来，于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现实生活而言，它又显
得过于模糊而学术化，因此，有人称存在主义者为“暖昧的非理性主义者”，此说不会
大错。尤为重要的是，存在主义并不能完全概括理性势微之后的生存状态，其消极的选
择实际上是既不抗争又不找乐的自我闭锁之路，因此，它注定只能是一时时髦。但是，
由存在主义所揭示和表达的个人在理性化时代中的压抑和“恶心”感却远远没有过时，
比如由理性所支撑的“组织化”和“科技暴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倾向以及个人对它的反
感与抗争（就是爱因·兰德揭示的宇宙飞船与摇滚舞台之争）便仍具深刻含义。这类主
题比关于理性的全部理论论争都更能让一般人理解到理性的压制功能，从而为投奔狄奥
尼索斯开辟了无穷的可能性。马尔库塞一开始反对、最终却不得不同意韦伯对理性化严
重后果的分析，其原因也在于此。
    理性式微在社会生活领域给予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无疑同“诸神退位”之后人类
心灵所受到的打击极为类似，理性的没落过程实际上是理性日益世俗化的过程。如同在
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一样，在理性的世俗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本来也是先锋，随后而来
的痛苦在呼风唤雨的先驱者们那里并不存在。但理性世俗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其作为神话
被“解除符咒”的过程，这种神话感的消失，必然导致人们的无助感。对习惯于终极定
向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理性式微问样会造成社会确定感和权威的消减。因为在上帝退位之后无论是个人的
确定感还是社会的权威，其最终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建立在韦伯所谓“各领域的理性
化”基础上的，由于理性没落，便必然会使确定感和权威受到连累。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向来引以为荣的自信心连带着受到沉重打击，知识分子神圣
使命的“合法性”同样也受到怀疑。社会生活各领域理性化的过程及随后所发生的理性
式微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觉、情愿或不自觉、被迫的从“俗”的过程。知识分
子对在以往生活中把握极大的人生意义、理想、 价值观念、角色神圣感等无一再抱有坚
定不移的信心。
    尤其重要的是，理性式微使得那种视怀疑社会制度者为精神病态的观念不再作为主
流存在（这种观念我们曾在“革命 （一“）》中提及）。在理性一统天下之时，对社会
的批判如同对理性的批判一样往往被视为病态行为，尤其因为社会批判与对理性的批判
相比，批判者的个人生活遭遇往往容易被作为背 景考虑；因此，自命为“理性的代言人
”者往往手执此一杀手铜，指责社会批判者将社会作为个人不幸的发泄对象，是非理性
的冲动，是一种应当加以克服、治疗和压抑的执迷不悟。但是，这一判决方式的最终凭
据已经消失殆尽。因让，连熊彼德这样的人也开始认为“相信政治批判的产生主要是由
于不幸（指最为明显的政治和经济不幸）并可以通过辩解而消除，乃是一种错误观点。
政治批判不可能通过理性争辩而有效地反驳。”即使对“文化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冲动
颇为不满的丹尼尔·贝尔也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多重性的分裂之下，既不
再是理性有机体，也无法再用此一观念予以概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贝尔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药方也并不是理性的。虽然他提出的向
“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正是对狄奥尼索斯式的“渎神”的反动并力图向资本主义的“
合法性”回归，但所谓“公众家庭”一说，无论如何不再是完全“理性”的抉择。但相
对而言，贝尔提供的出路与激进的“革命”青年和“迷 幻”与“噪声”摇滚比起来，总
算是理性成分更多的作法。“革命”青年（尤其在“革命”后期）在汹涌激情中表现的
非理性成分我们已经作过论述，而真正彻底地背离阿波罗而成为“狄奥尼索斯帮”（贝
尔语）的，正是以毒品和“噪声”为号召的嘻皮士和旧金山“迷幻摇滚”歌手们。在他
们来，彻底地同现存社会决裂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这一
“革命”在其开头就已经失败，而且在此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问样会是换汤不换
药。因此，重要的是“当下革命”，即 马上建立起一个不注重理性、而注重内在的经验
和感受的新社会。因此，应当提高官能的感受性和享受性，以感性手段当下超越（而非
改造）外在环境。用官能感受超越理性束缚最重要的力量不是理性分析或暴力革命，而
是感官美学力量和爱的力量。事实上，这也是被命名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
的浪潮对理性式微的曲折反映。因此，麦卡尼要用毒品来开发大脑潜能，埃里克·克莱
普顿强调毒品可以使心灵获得自由，连一些“革命”青年也认为可以先用LSD来杀死心灵
中的“猪”（“白豹党”人语，用来指各种束缚）而后才投身“革命”； 而噪声和大量
电子媒介的运用也无非是为了延伸或刺激感官，以达到“超越”现实和理性的目的。如
果放眼看望，我们还会看到与“革命”同时或从“革命”中分化、发展而出的“性解放
”、骂人言词、愤怒的讽刺歌词、放荡的色情作品乃至大红大绿的服装、化妆和越来越
富于刺激性的饮食习惯。这些都是非理性或反理性大潮下的不同形式的产物。因此，摇
滚终究难逃 毒品与“噪声”这一劫并不以歌手及其批评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深重
的时代意义。
    也许人们会列举出诸如越南战争这类外在因素对美国青年成为“狄奥尼索斯帮”的
作用，以说明非理性崛起并不具备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得
到了进一步证明。即使是越战这类外在因素也是处在“阿波罗”式微的时代大潮之下。
譬如，对美国政府所代表的权威的质疑和不信任、不合作、不妥协，本身就是理性、法
制、民主观念所支撑的权威土崩瓦解的见证；对越战质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美国一系
列共识（按霍夫斯塔特的说法，由于美国向来缺乏有意的意识形态，这种共识对国家尤
为重要）质疑的过程，而这些共识的基础正是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时，在越战
中日渐突出的道德问题更是使传统的、理性的伦理观念显得苍白无力，从而加剧了它的
没落……这一切所促成的是使摇滚乐手更加公开地谈论毒品，却不是毒品问题本身的深
层根源。因此，反毒品摇滚的人士们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功夫不可谓不深，但却收效甚
微。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只从具体的经济、政治等原因着眼，忽略了时代背后的思想浪
潮。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在毒品、“噪声”的背后，还埋藏着歌手们深以为然（也同
样为那一时代的青年们认同）的一种思路：毒品和“噪声”才是认识世界真正面目的必
由之路，是创造力之路，只有通过它们造就的极致感受才达到与世界的合一（同理性主
义者相比，这种说法其实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同理胜相违背之路即非理性的狄奥
尼索斯之路，才是认识世界真相之路，才是更为“自然”之路，从本质上说，它是无需
毒品及“噪声”的催化的）。比照理性主义先躯们的对理性的执着，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
    以毒品、“噪声”摇滚为表现形式之一的嬉皮文化无疑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
的新生力量，它所代表的和平、爱、崇尚自然等趋向已经融化在了绿党政治、环境保护
运动等当代文化力量之中。但是，这一“狄奥尼索斯帮”真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
   曾几何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嬉皮文化时代的结束，紧随时代节拍的摇滚也不再以毒
品为时髦，而是反毒品为已任；所谓“噪声”也不再以“响”为荣，而是日渐被更为适
度、和谐的音响设备所取代。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在狄奥尼索斯称雄的年代中，我们也
看到了理性仍在作玩强的抗争。
    不出我们所料，现时代对理性的重新强调都以批判理性作为前提，因为视未经批判
的理性为理所当然本身便是非理性行为，或者如理性的批判者们所说，是以非理性选择
作为理性的前提（这也是本书地许多章节中都与“理性”相抵触的理由）。这使得他们
与从前的理性拥戴者迥然有别。但是，这种立场同相对主义毕竟又划清了界限。因此，
这一类理性的皈依者往往首先是最猛烈的理性批判者，但他们却始终守住了最终防线。

    譬如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对作为终极概念的理性的批判最广为人知之处是在社会
历史领域。在广被推崇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尔断然宣称我们不能用理性的
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和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被他宣判死刑的便绝
不只是所谓“理论历史学”或“作为理性主义传统一个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论观
念”，而且还包括深藏其中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正是理性本身
的演变结果。而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波普尔更是毫不掩饰地将理性主义的基础
设定为非理性主义，因为理性本身并不具备自足性。包括“批判理性主义”在内的理性
要领都是以“信仰理论”为前提的。而在以知识论与科学哲学方式所进行的论证中，波
普尔甚至使理性从依稀还具备判决手段意义的“工具理性”立场继续后撤，只视其为“
猜想和反驳”促进知识增长的手段，而由于“可证实性判据”之不可能而只能借助“可
证伪性判断”，理性的确实性又大打了折扣。
    然而，波普尔的全部理论毕竟依然是一个“不屈从于怀疑论”的理论，“因为它也
强调了知识能够增长，科学能够进步的事实”。而“既然我们的知识能够增长，就没有
任何理由对理性感至失望。”而知识的增长过程和向高逼真度接近的过程，同时便是理
性重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重新赢得了尊严和客观性。这一尊严和客观性还被
波普尔用“世界3”来加以强调，将这一概念放进理性势微的时代大潮中予以观照，它似
乎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是“无用的赘疣”或者不值一驳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一种值
得钦敬的反潮流努力。同样，“开放社会”概念也并不是所谓“政治偏见”，而是对理
性重建、人类未来诸事持乐观主义态度的思想前提。
    海德格尔也不例外。由他所揭示的“诠（解）释学循环”（“诠释学处境”）揭示
了任何理解和解释的前提都是另一种解释即前解释，“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
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
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由此延伸，任何理性判断的可靠性
、客观性的基础似乎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诠释学循环”对理性的瓦解力
更大，因为任何理性理论的确无一不是以这种循环论证为基础的。正是因此，一些人断
定“诠释学循环”是一种永远地宣判理性死亡的恶性循怀。然而，这却绝非海德格尔的
本意，他坚决反对将此一循环理解为恶性循环，甚至是理解为人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
也不行。因为正是在这一循环之中包含着最基本的认识的积极可能性。同时，由于“诠
释学循环”本身可以获得源始性，在此一循环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开创出积极性的认识。
“……诠释学处境现已获得所需的源始性。此在是源始的，就是说：就其本真的整体能
在来看，它被置于先行具有之中；指导性的先行见到，即生存的观念，由于澄清了最本
己的能在而获得了它的规定性；具体整理出来了的此在存在结构清清楚楚地把此在的存
在论特有方式同一切现成事物加以区别，从而使先行掌握为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提出一种
恰如其分的勾述，以便把从概念上整理诸生存论性质的工作可靠地进行下去。”
    毫无疑问，在这一立场上，伽达默尔也与海德格尔保持了一致。我们看到了伽达默
尔将启蒙运动对一切前理解形式的根本贬斥视为哲学诠释学开始其批判的关键，认为“
消除一切前见这一启蒙运动的总要求本身被明证是一种前见，这一前见不仅统治了我们
人类本身，而且同样支配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而扫除这一前见就必然为某种正当理解有
限性开辟了道路。”这是用诠释学形式对绝对理性观念的又一道死刑判决书。但与此同
时，伽达默尔也同海德格尔一样从中看到了理性的希望，他强调，“海德格尔的诠释学
反思的最终目的与其说是证明这里存在循环，毋宁说是指明这种循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
积极意义。”伽达默尔本人对这种积极意义的开掘无疑表现为，对一种最终的前理解形
式的追寻或反驳以最终“客观地”把握事物的作法本身并不是也不可能真正客观，而坦
然立足于解释学循环之内，通过“时间距离”区分进行理解的真前见与产生误解的假前
见，在“视界融合”与“效果历史”中便可以明辨古今、追寻真理。由此，“诠释学循
环”绝不意味着必须向非理性投降，而是意味着理性可以获得个相对的可信性和趔性。

    在对理性作毫不留情批判的基础上还理性以积极本性当然绝不只波普尔和伽达默尔
（无非是由于他们对理性的批判往往更为有名，我们才首先以他们为例。）而且他们的
解决方式也常常受人垢病（比如不少人指责波普尔理论中蕴含的“诠释学循环”及伽达
默尔对诠释的存在意义的过分固执）。但是，在波普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中所蕴含的一
些基本原则毕竟普遍地映现于那些为理性重光而努力的思想家之中。
    在这些原则中，首先还是对理性的一种信念。勿庸讳言，在这一信念中必然包括着
（或者本身就是）“非理性”抉择，起码包含着一些并非完全理性的而是伦理的、道德
的因素。但是，正是这种建立在理性的“有限”能力基础上的信念，既有另别于“阿波
罗专政”的旧信念，又保证着人们的思想不至于全部投入相对主义和单纯怀疑主义的怀
抱。从注释“责任伦理”推崇“高尚情操”的韦伯，到坚信“猜想与反驳”、“零碎工
程学”的波普尔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原则。
    解决理性困境的另一法宝无疑是强调理性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伽达默尔从“实践”
中看到了希望，他对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并不是与某个既成存在相脱离的理性和知识
，而是被这个存在所规定并对这个存在进行规定的理性和知识”深感兴趣，而亚里士多
德的这一理性和知识的基石正是不要求数学家式精确的实践活动，即“道德知识就是某
种他必须去做的东西。”由此，伽达默尔从中并结合法学及神学诠释学的实践历程，阐
发了他一直念念不忘的诠释学实践性的应用功能，他强调诠释学本身就是实践的，而“
理解被证明是一种效果，并知道自身是这样一种效果。”阿多诺也强调批判理论应当禀
承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在防止其成为“无头骑士”的同时，便可造就开放的、对话的、
超越启蒙运动局限的思维运动，从而使理性和社会都更加自由。哈贝玛斯也提出实践哲
学主张，认为实践与技术有别，理论也与目的或工具理性有别，而且交往行为的理性不
同于生产力领域的理性化，而在对现代社会进行预测分析这类带有“直接实践的参考特
征”的活动中，得到重建的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理性本身。虽然我们不能将以上
诸人的“实践”混为一谈，但他们对其的理解都并未脱离人的实际活动这一“实践”的
基本含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以实践作为理性重光的基础，不仅本身是一种向生活和现
实深入的实际活动，也是在理性绝对性原则殒落之后更为“切合实际”的一种活动。
    在重光理性的原则中，也有一些思想家将普遍性理性原则坐实到个人理性之上，其
中极端者比如爱因·兰德（她对理性的强调使她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中某些干将格
格不入，这种向自由主义靠拢的主张曾导致了保守主义阵营的大分裂。）她所说的理性
仅仅是个人的理性，往往是极其冷峻的理性。比如在登月飞船与摇滚舞台间就应当选择
前者。不仅如此，兰德更常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个人在社会和其他多数人的混浊之中的清
醒理智思考和行动，她对那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而行动果敢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情有独
钟。
    这似乎也是理性“退而求其次”的一条出路，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诸人的批判理
论也正是为了使某种思考和理论能力从理性本身的专制之中解放出来，从大众文化的压
制之下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似乎也只可能以个人为单位。但是，更多的思想家并未采
取这种向个人“退却”的力式，而勿宁说是强调了具体境况。
    伽达默尔说：“支配我们一切理解的完全性的先把握本身在内容上每次总是特定的
”。由此，理解效果也往往呈现为某种相对的特定性，虽然这种特定永远处在某种广阔
的背景和联系之中，但它毕竟具有某种特定性，即具体的境况特征。因此，在一些当代
思想家的身上（包括我们上述的诸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有原则的相对
主义”（不是特别合适的称谓）或类似于“境况伦理学”特征的东西，用我们最为熟悉
的词语来概括，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沉降，但是，由于这一
方式将理性权威深植于具体境况，则既可以使理性充满活力，又可以破除理性绝对化的
不良后果。诸如摇滚从毒品中解脱并奋而反毒这类例证，为理性的这一积极性质作了最
好注解。
    以赛亚·伯林（他同样是绝对理性观念的严厉批评者）论述人类前景时的一段话惊
人地适用于理性的不再理想化的现状和人类对理性的应有态度，这段话是人类在包括理
性在内的问题上不再绝对也永不绝望的见证：
    “人类并非仅靠与邪恶作战便可生活下去，他们还要依赖一些个人或集体的积极目
标才能生活，而这些目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多数不可预言，有时还相互冲突。正是
由于个人或人们全神贯注于这些终极性的、具有不可比性的、无法担保其必变或必不变
的目标；正是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追寻这些个人性或集体性的目标，这些未经策划、有
时缺乏完整充分技术手段、常常是毫无成功希望、更说不上官方嘉许的目标，他们的生
活中才出现了最为美妙的时刻。”
    这当然不能说是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之争的最终结论（整个理性的势微与重光史也
正是为了证明这一对争也不会有最终结论调），但当吸毒者以毒品体验为瞬间的安慰时
，推崇阿波罗者也因拥有各式“最为美妙的时刻”而获得另一种幸福。当“狄奥尼索斯
帮”并不以毒品这种极端形式谋求快感时，则阿波罗的子孙们更不必以阳光为剑向其投
刺，毕竟，人们真正的理性行为之一便是超非此即彼。让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各归其位
、各受祭拜，倒不如合而敬之，适时进贡，以让其合天时地利而出，成人和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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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着我们的爱情
它不朽
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 来源:．听涛站 cces.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