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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ling (淋了雨我会生锈), 信区: fiction
标  题: 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Dec 29 19:28:01 2000), 转信

　　作者：戴锦华
　　广场-市场
　　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或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一时代的
索引之一。随着诸多现代、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于中国都市拔地而起，不断突破和改
写着城市的天际线；诸多的大型商城、购物中心、专卖店、连锁店、仓储式商场，以及
这些新的建筑群所终日吞吐的人流，无疑成了这一风景线上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此间，
Plaza--这类集商城、超级市场、餐厅、连锁快餐店、健身馆、办公楼（今日之所谓"写
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巨型建筑，或许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国际化、或曰全球
化的最佳例证。如何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命名这类新的空间，或许是每一个后发现代化国
家诸多问题背后的细枝末节之一。于是，在1995-1996年前后，这类空间在借用人们熟悉
的称谓"大厦"、"中心"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译名：Plaza（广场）。一时间，烟尘四
起的建筑工地围墙上，"广场"的字样随处可见。作为一种中国特色，一如你会在一个偏
远的县城中遇到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饭店"的小餐馆；继Plaza之为"广场"之后，形形色色
的大型或中型专卖店，亦开始称"广场"：诸如"电器广场"或"时装广场"。而在1993年前
后，爆炸式地出现的数量浩繁的报纸周末版和消闲、娱乐型报刊，则同样以"广场"来命
名种种时尚栏目。
　　来自西班牙语的Plaza，意为被重要建筑所环绕的圆形广场。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
欧洲现代都市中，Plaza从一开始，便不仅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充当着城市
的商业中心。而将巨型商城称为Plaza（广场），却有着欧洲-美国-亚洲发达国家、地区
(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语词旅行脉络。将类似建筑直译为广场，就所谓规范
汉语而言，并非一个恰当的意译。但一如当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的诸
多例证，一个新的名称总是携带着新的希望，新的兴奋甚或狂喜。于是"丰联广场"便成
了一个远比"燕莎购物中心"更诱人的称谓。
　　"广场"在现代中国史上，始终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中国知
识分子记忆清单的必然组成部分，"广场"不仅指涉着一个现代空间。爆发于天安门广场
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当然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
的建立，天安门广场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之所在，因而成了新中国及社会主义政权的
象征，亦指称着人民：消融了阶级和个体差异的巨大的群体。而1966-1967年间，毛泽东
八次接见红卫兵，则在广场--天安门广场这一特定的空间上，添加了集权与革命、膜拜
与狂欢、极端权力与秩序的坍塌、青年学生的激情与对过剩权力的分享的冲突意义。爆
发于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事实上成了结束"文革"及"四人帮"政权的
先导，但仍在搬演社会主义的经典样式：群众运动（以及不无荒诞的"诗歌运动"）恢复
了现代社会的广场和平示威的形式。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法国提供了自己的革命模式：城市起义、街垒战、人民
临时政权；那么，五四运动则提供了现代中国的革命方式：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广场
运动为高潮，并以最终引发全社会、尤其是上海工人的参与而改写并载入历史。因此，
广场，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定的能指，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革命"与政治的记忆
；其自身便是"中国版"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记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
殊实践。广场，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着具有神圣感的天安门广场，当代中
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当Plaza被称之为"广场"的时候，便不仅是某种时髦的称谓，而且
在有意无意间显现了九十年代中国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
　　挪用与遮蔽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新时期文化中，存在着某种"广场情结"。因
此针对着这一多重编码的形象，类似的僭越与亵渎在八十年代后期已悄然开始。在1987
-1988年间，广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神圣的禁忌便开始成为游戏和调侃的对象。1987年
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成功的商业电影《摇滚青年》中，出现了天安门红墙下的摇滚
场景。在1988年（所谓"电影王朔年"）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便有两部出现了主人
公在天安门广场上恶作剧的插曲。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元旦联欢晚会上，相声演员姜昆
用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的"谣言"，令观众大为开心；在一段时间之内这
一说法几乎被视为有趣的社会和政治预言。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文革"热、政治怀旧潮，在对昔日禁忌、
神圣、意识形态的消费中，构成了复杂的政治情绪的发露；那么，在九十年代前半期，
它在消费和消解昔日意识形态的同时，成功地充当着一架特殊的文化浮桥，将政治禁忌
与创伤记忆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因此，Plaza--商城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
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
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的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
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新的"中国中心"想象里，被指认为"世界
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
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成就着所
谓"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高速公路两侧的快餐店风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经历着
再一次的"遭遇世界"。这一悲喜剧式的遭遇，一度有力地碎裂了很多人心目中中国作为
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于是，作为一次新的合法化论证，在对毛泽东"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的论述的有效挪用中，中国似乎开始接受自己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中"滞后
的现实"，开始承认置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边缘位置。整个八十年代，最为有效而有
力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是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达成的深刻共识，即"改革开放"，"走向
世界"，"历史进步战胜历史循环"，"现代文明战胜东方愚昧"，"朝向蔚蓝色文明"，"地
球村与中国的球籍问题"。类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将中国对自身边缘位置的接受
，定义为朝向世界中心、突破中心并终有一天取而代之的伟大进军。尽管此间经历了八
十年代终结处的风波，但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
化、商业化的过程，陡然由潜流奔涌而出。中国社会一夜间再度由沉寂而市声鼎沸，似
乎成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明证。于是，以Plaza作为昔日之广场的替代物，于是似乎
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逻辑结果。
　　经济拯救取代（经典社会主义的或政治民主的）政治拯救，成为别无选择的中国未
来之路；作为全球化过程必然的伴生物，消费主义便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很多地方社会、
文化景观最强有力的构造者。然而，这里发生着的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如果说，在上海
--中国第一工业都市，昔日的东方第一港，"十里洋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人民广
场确已连缀在消费风景之中；那么，在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场"仍并置在两
种乃至多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作之中。当众多的商城、商厦、购物中心、连锁店、专卖
店吞吐并分割着都市的人流，天安门广场仍是国庆盛典及1997年6月30日为庆祝"对香港
恢复行使主权"而组织彻夜联欢的场所。而在南中国的第一都市广州，一种更为"和谐"的
组合是"青年文化广场"：大商城间的空间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项目--青年联欢
及组织"文艺演出"的场所。因此，"广场"称谓的挪用，是一份繁复而深刻的暴露与遮蔽
，它暴露并遮蔽着转型期中国极度复杂的意识形态现实，暴露并遮蔽着经济起飞的繁荣
背后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渗透。但对于九十年代很多中国人来说，远为重要的，是迷人的
消费主义风景线，遮蔽了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再度分化的沉重现
实。
　　"无名"的阶级现实
　　九十年代，围绕着Plaza，在中国都市铺展开去的全球化风景，不仅是商城、商厦，
也不仅是星罗棋布于中国主要都市的麦当劳、必胜客；而且还有充满"欧陆风情"的"布艺
商店"（家居、室内装饰店）、"花艺教室"（花店）、"饼屋"（面包房，这一次是台湾译
名）、咖啡馆、酒吧和迪厅（舞厅），还有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区，以及以"一方世外
桃源，欧式私家别墅"、"时代经典，现代传奇"或"艺术大地"为广告或为名称的别墅群。
曾作为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核心的"走向世界"、"球籍"、"落后挨打"、"撞击世纪
之门"，在这新的都市风景间也成为可望并可及的"景点"：商业国际电脑网络的节点站的
广告云："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向北1500米"；长安街上的咖啡馆取名
为"五月花"，地质科学院办的对外营业餐厅名曰"地球村"。命名为"世纪"、"新世纪"、
"现代"或"当代"的商城、饭店，名目各异的公司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一时间，中国人
作为"快乐的消费者"取代了"幸福的人民"或"愤怒的公民"的形象。似乎是一次"逻辑"的
延伸，"在消费上消灭阶级"的"后现代"社会图景，取代了无阶级、无差异、各取所需、
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远景，成了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与此同时，于1994年以后再度急剧膨胀和爆炸的大众传媒系统（电视台、有线电视
台、报纸周末版及周报、大型豪华型休闲刊物），以及成功市场化的出版业，不仅丰满
并装点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活，而且也常常屏壁式地遮挡社会现实。比如新富（Ne
wRich）群体的崭露头角引人注目；与此相关的文化呈现是呼唤、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
群。作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构造成功的一例，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
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
尤其是在对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亚洲国家之例证的援引中，一个庞大的、成为社会主体
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标识着经济起飞的实现，指称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逃离，
意味着社会民主将伴随不可抗拒的"自然"进程（以非革命的方式）来临。此间，为八十
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九十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十三亿人口之众
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于记数的历史重负，有没
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
（"大众"或"小众"）将面临着怎样的生存。
　　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于九十年代陡然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至少在19
93-1995年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这与其说是一
种现实的文化需求，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有效的文化想象；作为一个倒置的过程，它以自
身的强大攻势，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
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现代》、《How》等纷
纷创刊。如果参照1996年国家公布的各城市贫困线收入，类似杂志定价高达中国"最低生
活保障"收入的1/10或1/20（在国家公布的《全国部分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中，北京、上
海、广州分别为170、185、200元人民币）。相对价格低廉、因而更为成功的是形形色色
商业型小报。后者索性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报》。类
似出版物不仅以其自身充当着"高尚趣味"的标识，而且确乎体贴入微地教化着人们，如
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成员，如何使自己的"包装"吻合于自己的阶级身份。1995年
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达五千元者应穿戴某一/某些品牌
的时装、搭配何种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依次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
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某些售房广告引人注目地标明："为名流编写身份的建筑"。于是
，商品的品牌文化便作为最安全、又最赤裸的阶级文化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以所谓"中
国第一部百集大型室内剧（准肥皂剧）"《京都纪事》为标识，名曰《儒商》、《东方商
人》、《公关小姐》、《白领丽人》、《总统套房》等等的电视连续剧，充斥在全国不
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之中；所谓"商战"故事，显然在以不甚娴熟得法的方式，展示着中
产阶级或曰新富阶级的日常生活情境与魅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类似电视剧尚且
是由Plaza风景、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式的豪华公寓、一夜骤富的泡沫经济奇迹、红男
绿女、时装品牌组成的"视觉冰淇淋"；那么，到九十年代中期，颇为风行的电视连续剧
《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等，已不仅准确地把握着一份温馨忧伤的中产阶级
情调，而且开始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娓娓诉说着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恰是在19
94-1996年间，曾被目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开始有效地参与
构造中产阶级文化，或曰大众文化，至少其颠覆性因素已获得了有效的吸纳与改写；倡
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者亦开始明确倡议"为中产阶级写作"。于是，在九十年代，尤
其是1993年以降的中国文化风景线上，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
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
，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
　　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
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
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在很多人那里，社会
主义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被废弃，或被应用于相反的目的。我们正经历一个社会批判立场
缺席的年代。（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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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一个会灌水的机器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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