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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iling (淋了雨我会生锈), 信区: fiction
标  题: 90年代的精神出路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Dec 29 19:30:45 2000), 转信

　　作者：任不寐
　　最近在乡下闲居，才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对９０年代思想界之理性深度和道德高度
的判断。感谢主，９０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并非完全交了白卷。即使在那些"公然污辱世界
的智慧和我们的良知"的事件上，知识分子并非完全耻辱地缄默着，也公开存在着不同的
声音，尽管这种声音是微弱的。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往往有一种８０年代情结，因此过高估计８０年代的思想水
平和自由程度，而贬低９０年代的精神界。事实上，９０年代中国精神界无论在思想深
度还是话语立场上，都实现了深刻的转变，思想终于成为个人的思想和民间化了，而不
再是８０年代主流话语中的一个合唱者，一个其中的激进派发出的刺耳的音符。更为重
要的是，之所以存在这种转化，是因为９０年代的精神界存在一种耻辱感，耻辱感和抵
抗耻辱是９０年代的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如果说８０年代中国的精神自由是乞丐式的自
由，９０年代同样如此，但其间还是有一个区别，至少９０年代开始了对这种局限性的
反省，在这种反省中突破了、或象征性地突破了思想的绝对危机。此外，传媒技术的革
命性发展（互联网络）使９０年代的思想自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柏林墙依然存在，
但已经成为一种可悲的笑料，它可以糟蹋一些自由，但再也无法活埋（所谓"消灭在萌芽
状态"）自由。
　　９０年代因其特殊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其思想史和政治史同样值得作为
专项课题来研究。（９０年代应该记住李永刚等先生，他们为９０年代的思想建立了最
丰富最真实的资料库）我在那本未能出版的《９０年代精神档案》一书的序言曾感慨：
"９０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它在结束之前就结束了"，现在看来，与其说９０年代是
当代思想史上失踪的十年，不如说是"抵抗耻辱的十年"。"抵抗"因其被动性质在学术创
见上可能是无所建树的，它被迫援用近代史上的思想资源来捍卫自己的底线，对抗实用
主义的侮辱。这场侮辱是从１１年前那场悲剧开始的，这是９０年代思想界的原罪。我
们看到，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事实上都是从近现代史中"现代性"中汲取思想
的。
　　然而，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二元论划分可能忽视了９０年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三条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的是"中间偏右"的一些独来独往的思想者，他们以圣经文明的精神资源
为依托，来反思中国自由之贫困以及中国自由之可能，９０年代的耻辱感在这一学派中
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这一学派在年长一代中有何光沪等先生，中年一代以刘小枫先生
为代表，可能还包括朱大可先生、茉莉女士等等。８０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中，我
所了解到的有邵建先生、任不寐先生、摩罗先生、尹振球先生、萧瀚先生、李柏光先生
等等。年轻的学人中可能大多数人没有经过严格的神学教育，他们多是通过"向自由忏悔
"（任不寐）和"寻找精神出路"（摩罗）这中生命体验而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一学派与教
会学派不同，他们可能更多"处境焦虑"，更多在"奥斯威辛以后的神学"或"自由主义神学
"那里找到共同语言，而为教会神学派垢病为"实用主义神学"。与此同时，他们也批评专
务灵修、固守神正论教义的的教会神学是"神学犬儒主义"。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都反
对偶像崇拜理论的乌托邦观念，都认为人类自我拯救是不可能的，人完全免除不幸是不
可能的，只有在上帝主持的审判中人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救。但二者之间存在分歧：这个
新学派认为人虽然不能免除不幸，但可以免除不义，可以对此岸世界进行"相对改进"，
但这种相对改进的能力不是一种权力，而是基于原罪而产生的责任。教会神学完全否认
人的责任，因而被批判为无视人身上存在的神性特征，将人和动物降低在一个位格上，
并不符合神的话（参见《创世纪》）。
　　这个新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还不够"强大"，还在发展中，但毋庸置疑，它将在新世纪
的中国思想史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从神学史角度，可以称这一学派为"忏悔神学"，
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神学自由主义"。如果说，新左派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最好
的社会制度"，自由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最不坏的制度"，而神学自由主义试图说明：建
立"最不坏的制度"如何可能（如强调西方的自由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经济理性存在道
德约束或宗教平衡），并声称，"最好的制度"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表现在此岸的自由
的、信仰式的精神生活中）。
　　"神学自由主义"同样是当代精神返回近代历史上的精神资源的回家之旅，但它更多
不是对既存的近代文化传统的援用，当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宗教资源，但显然是
有限的。"神学自由主义"不仅是对这种有限精神资源的记忆，也是对这种资源有限性的
记忆。
　　９０年代已经敲响了自己的晚钟，但显然，９０年代还没有结束。时间观念在自由
派和新左派那里都是线型的，他们以各自的理由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为自己的精
神世界苦心经营着实践的出路。对于神学自由主义而言，９０年代是我们存在的一种永
恒的真相，我们只有在信仰实践中而不是在时间序列上才能超越时代的精神病痛，没有
人有义务，也没有人有权利说服他们成为"新时代"的"历史代价"。
　　90年代的政治实用主义是否是对上述三种精神自由的惩罚，是否是知识分子因自身
的道德缺陷和理性缺陷而赢得的惩罚，我还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
９０年代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的，即政治生活完全丧失了精神。毛
时代对精神生活的蔑视是通过政治迫害主动消灭的，而今天，对精神生活生活的蔑视则
来自动物哲学或小市民智力的冷嘲。精神自由不再是与意识形态进行争论，而是面对牛
二式的仇视和黑手党式的杀害。理解９０年代的精神状态，必须理解这个背景。９０年
代的精神是无精神的世界的精神，它不仅要确认自身，而且面临着对实用世界的话语翻
译的独特困境。
　　９０年代的精神是困境中的精神出路，它找到了一些出路，但背后却是市民社会在
酒吧里的哄堂大笑。
　　精神出路还不是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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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一个会灌水的机器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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