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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chwei (月亮森林), 信区: fiction
标  题: 精彩文章：百年思索
发信站: 听涛站 (Fri Oct 27 14:26:19 2000), 转信

百年思索

■龙应台

◇中文东西网◇

　

　　十九世纪的世界？

　　那要看你说的是哪一个世界。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维也纳，在斯蒂芬
·茨威格的回忆里是一个明亮美好的世界：

　　……普遍的繁荣变得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迅速，愈来愈丰富多采。
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经不是昏暗的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
到市郊的沿街店铺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水已经不再需要从水井
或从水渠里去提取，炉灶升火也不再那么费劲，到处讲究卫生，已不再
满目肮脏……人们都变得愈来愈漂亮，愈来愈强壮，愈来愈健康。畸形
残废、甲状腺肿大，断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见。
　　……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前进；每年都赋予个人以新的权力，司法愈
来愈温和与人道……愈来愈广泛的社会阶层获得了选举权，从而有可能
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使无产者享
有比较健康幸福的生活而出谋划策，因此，这个世纪为自己所取得的成
就而自豪。

　　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你可以透过外国人的眼睛来看，譬如一个美
国女传教者在一八九五年看见的山西：

　　……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
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肮脏，令人作呕……一个男人就
在我们跟前把裤子脱下来大便，然后蹲在那儿抓身上的虱子……一路上
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也可以透过中国人的眼睛来看，譬如梁启超在一八九六年写的：

　　……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相望。京
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项委，十室
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到南洋美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
丧斧以归。驯者转于沟壑，黠者流为盗贼。
　　……官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一官数人，一人数官，牵
制推诿，一事不举……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
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

　　或者如加拿大传教士马偕在一八七二年所投宿的台湾最好的旅馆：

　　大马路上一排低矮的砖房：房间极小，小得只能塞下三张床，没有
任何桌椅。薄板床的脚是砖块叠的；没有弹簧垫或床单被套，只有几张
肮脏的草席，抽鸦片的苦力在上头睡过多年。没有窗。花生豆油点起的
微光让人看见地板是黑湿的泥土，墙，污秽不堪且生了霉……鸦片味冲
鼻，在门口污泥里打滚的猪发出臭味……这些猪走进走出，但这是我们
走遍了全岛所住过最好的旅馆。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情绪。茨威格的十九世纪欧洲人乐观而且自负，
“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
大道走向美好的世界。”梁启超时代的中国人却是惶惶不安的，“今有
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析；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
倾圮必矣。”每个人都有风雨欲来，大难临头的压抑和紧张。

　　即便仅仅只是想写本游记，作者的序却可以沉重得不胜负荷：“吾
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
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
之作也。”

　　虽然执笔在二十世纪初，刘鹗表达的却是十九世纪末的时代情绪：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大厦将倾，棋局已残，
除了感时忧国的痛哭之外，还有救亡图存的奋起。既沉重，又激越。

　　二十世纪的树种在十九世纪的土壤里，离地面最远的一片叶子也含
着土壤的成份。如果斯蒂芬·茨威格的维也纳是我的土壤，我不会是现
在的我。年轻时留学美国，看见美国的年轻人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
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
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
有一个来处？

　　不是说，所有针砭时事的文章在事过境迁之后都要失去它的魅力？
那么为什么梁启超的文章在一百年之后仍旧让四十岁的我觉得震动？
　　他分析专制政体如何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
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
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

　　他呼吁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否则将万劫不复：

　　吾国民苟非于此中消息参之至透、辨之至晰、忧之至深、救之至勇，
则吾见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转于沟壑而已。呜呼，吾口已
干，吾泪已竭，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闻而动振于厥心者否耶？

　　他的剖析像一把寒光刺目的刀，他的呼吁像伤口上抹盐时哼不出来
的痛楚。

　　在二十世纪还年轻的时候，十九世纪的文章也曾感动过另一个四十
岁的人；胡适在一九三○年说梁启超的文字“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
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感动的时期呢。”
　　“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是一九○五年，胡适十二岁，读到三十二
岁的作家梁启超的大声呼喊：

　　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
　　少年人热血奔腾，“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
　　这个热血少年在二十五年后变成北大教授，转身对是一代的少年呼
喊：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
家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
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个奴才建
造得起来的！”

　　同时，他对继满清政府而起的新的独裁毫不留情：

　　……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
了自由……一个学者编了一部历史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
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
印书馆一百万元！……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
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
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四十岁的胡适之所以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
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他所面对的中国仍是一个专制贫穷的中国，他
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他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
喊？

　　而我，正好在胡适所抨击的那个体制下出生、成长。十二岁的胡适
在上海读书，用心背诵抄写的是《新民说》、《天演论》、《群己权界
论》。老师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论日本之所由强”和“言论自由”。六
十年之后，十二岁的我在台湾读书，用心背诵抄写的是“蒋公训词”。
写的作文题目是“民族救星”、“大有为的政府”、“忠勇为爱国之
本”。“孝顺为齐家之本”，没有人告诉我，胡适在一九三○年曾经说：

　　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政党是
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
为了什么而存在？

　　也没有人告诉我，在一九○○年梁启超曾经说：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
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于是到了一九八五年，《野火集》的作者所呼喊的是：

　　……中国学生……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敢置疑、不懂得
置疑是一种心灵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
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残障……我
们，是不是一个心灵残障的民族？

　　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浮沉，
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
呼喊？我自以为是锋利的笔刀，自以为最真诚的反抗，哪一样不是前人
的重复？

　　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
又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不
免生气：他妈的，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
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北京大学是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的产物。一九九八年，为庆祝北大
百年校庆，北京学者李慎之写着：

　　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
会多数人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
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漫长而曲折的路要走。

　　唉！李慎之当然知道汪康年在一八九六年说过的话：

　　全国之民皆失自主之权，无相为之心。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
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
千年，乃受其大祸。然则至今日，而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
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

　　“复民权、崇公理”，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说，不就是“公民意识”、
“法治社会”吗？中间已经过了多少年？而前面“还有漫长而曲折的
路要走？”
　　李慎之的心情，想必是忧郁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又以什么样的心情看待一九九八年六月美国总统克
林顿的北京之行呢？
　　这个美国人，在他出发之前，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他寄以厚望。
　　一八九八年，也有一个重要的外国人来到北京，叫伊藤博文。中国
人对他也曾寄以厚望。《台湾日日新报》以生动的文字报道了九月十九
日伊藤和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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