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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ying (once an eagle...),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10
发信站: 听涛站 (Wed Aug 23 17:38:20 2000), 转信

第九章　从伦敦到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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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
桥。我接
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
录取你。
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
    “大不列颠号”是丘纳德公司的6．5万吨客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它的航
线是从英国的利物浦经大西洋到美国的纽约。从英国南安普敦开到新加坡的客轮都
没它这么
大，速度也没它这么快。这次，“大不列颠号”满载着回英国复员的军人，此外大
约有40
个亚洲人，多数是华人。每个房舱的搭客，比平常收费时分配的搭客多了一倍，但
我能搭上
这艘船，就感到高兴了。离开新加坡17天后的10月3日，船开抵利物浦。
    没有人知道我要来，没人来接我，我连怎么到伦敦也不晓得，又要确保大衣箱
和两个皮
箱跟我一起安全地下船。由香港政府赞助留学的香港学生有伦敦殖民部官员接他们
，我事前
知道了，决定跟着他们坐顺风车。列车深夜开到伦敦，接着我坐的士尾随香港学生
到伯爵阁
维多利亚同盟宿舍。分配给我的是底层一个地窖似的没窗的房间，同样是双层床铺
位，有如
在“大不列颠号”轮船上。同房有大约20个非洲学生和加勒比海学生。这又使我吃
了一
惊。我一向没在现实生活里见过非洲人，只在照片上看过。他们身上所发出的奇异
气味，跟
新加坡各民族群体所发出的大不相同。我毫无心理准备，一夜睡不好。
    第二天早上，我坐地铁到市区。按照宿舍女总管的指点，在银行站下车，很快
在格雷斯
丘奇街找到了有利银行。我身上有张有利银行的300英镑汇票。我开了个户头，提出
30英
镑，然后直奔中殿法学协会。我把院方来信、剑桥高级文凭、出生证明书和身份证
明书(当
时新加坡还没设立护照办事处)一起交给柜台书记。接着注册交费，拿到一张证明我
是中殿
法学协会学生的学生卡。一切手续的办理方式都很随便，谈不上有什么人情昧。中
殿法学协
会许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图书馆设在一所瓦楞铁皮圆顶、水泥地的临时房子里，没
有餐厅。
给学生的指示并不多。
    接着我得找住所。我在电话簿里查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搭地铁到托特纳姆
考特路。
我向秘书解释自己处境困难，问他能不能让我租个房间。他答应了，但只能租三天
。分配到
的房间只住我一个人，有张单人床，配上洁白的床单；有张小书桌；还有洗脸盆，
也有热
水。厕所在外面，是公用的。总的来说，房间陈设简朴、干净、实用。这下我轻松
多了，马
上搬进去。基督教青年会会所底层有个游泳池。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游泳，便带
了泳裤到
游泳池去。看到蒸气从水里冒起，我满怀高兴，预料水是温暖的，也许比新加坡的
海水还温
暖。我跳进水里，不禁大吃一惊。冰冷的水使我透不过气来，只觉得肺部简直要爆
炸，于是
我就尽量快速游动，以促进血液循环。我不晓得在寒冷的气候里，水里的一点温热
，竟然会
在空气中引起冷凝作用。
    随后我天天到汉普斯特德一带找房子，每隔三天就得向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续租
房子。我
发现汉普斯特德不是殖民地学生聚居的地方，它离中殿法学协会很远，却不像伯爵
阁那么邋
遢，是个好得多的住宅区。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给我最后一次的租期是12天。到期后
，我发
现菲茨姜道8号有房间出租。菲茨姜道是条美丽静谧的大路，两旁都有树木，走不远
就是瑞
士村地铁站，13号巴士的车站也很近。我搭13号巴士就可以直接到靠近伦敦经济学
院的斯
特兰大街。
    我还得进人伦敦经济学院，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两个星期前学期已经开始了，
回国的复
员军人要进大学的太多了。我要求见法律系系主任帕里教授，向他解释日治时期我
损失了三
年半的时间，这回幸亏搭上到英国的运兵船才能这么快就来到英国。我还不知道原
来可以把
申请表格先邮寄过来。我拿出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自己是1939年新加坡和
马来亚
最优秀的学生，说服他相信，我虽然逾期入学，但要赶上其他同学是完全不成问题
的。他同
情我，录取了我。
    在欧洲六年战争时期，几乎所有英国青年都被征召入伍。六七届学生的学业因
此中断
了，他们不得不在完成学业之前当兵。战前进不起大学的青年，现在有资格申请退
伍军人补
助金，结了婚的还可以获得妻子和子女津贴。他们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态度严
肃认真，
渴望弥补失去的时间，决心取得成功。
    当时只要讲师和讲堂排得过来，所有英国大学都尽量招收学生。伦敦经济学院
爆满了，
学生常常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这里通风设备差，冬天想开窗透点新鲜空
气的人最
不受欢迎，很快就有人前来把窗子关上。在学生过多的情况下，来自殖民地的学生
就得排在
第二位。他们没打过仗，没牺牲过自己的事业，英国学生自然有权优先获得所有大
学的学
额。其他学生主要来自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来自殖民
地的少之
又少。
    生活很奇特。伦敦经济学院像座忙碌的酒店，跟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完全两样。
莱佛士学
院生活既悠闲又优雅，学生住在宿舍里，可以优哉游哉地走去讲堂，或到休息室闲
聊。辅导
课每次只有两三名学生参加，最多是四名。伦敦经济学院却是座多层建筑物，学生
坐电梯冲
上冲下，人人都忙着到一些地方做一些事，听课必须分秒必争。我在伦敦经济学院
听完一堂
课．就得冲过斯特兰大街到国王学院听第二堂，然后搭地铁或巴士到尤斯顿伦敦大
学学院听
第三堂。三所学院当中，伦敦大学学院环境最好，因为它离开伦敦中区热闹地带，
学院内还
有医院，比较有学院气氛。
    第一学年初期，伦敦经济学院大门正厅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场面。大约有一个
星期时
间，代表各个俱乐部——工党俱乐部、自由党俱乐部、保守党俱乐部和社会主义俱
乐部——
的学生站在贴着俱乐部海报的临时小窝棚旁边分派小册子，招收新会员。最积极地
向殖民地
学生宣传的是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我跟所有俱乐部都保持
一定的距
离，认为最好是慢慢摸索着前进。
    在“文化震荡”这个短语出现之前，我也受到了“震荡”。气候、衣着、食物
、种族、
风俗、习惯、街道、地理、旅行安排都不同。除了懂得英语和具有少许英国文学知
识，以及
过去跟英国殖民地官员有过交往以外，其他对我来说一概生疏。
    现在我一星期花6英镑租了一间大卧室兼起居室。对一个没收入的人来说，这是
个大数
目，幸好还供应早餐。卧室里有个煤气炉，也有个可以拉动的煤气圈。我得把几个
先令塞进
一个计量表里，才能生火煮饭。做饭成了苦差事，食物一律要配给。可以不用配给
票进餐的
餐馆则贵得很。买来的配给品我不懂得怎样煮来吃，况且分量也不够。即使分量够
，我也不
晓得怎样分开一星期食用。我没有冰柜，那时也还没有人撰写有关如何在大卧室兼
起居室里
的煤气圈上煮东西的书。
    我有过惨痛的经历。煮牛奶溢了出来，熏咸肉、牛排和肉块煎得缩水，在房间
里留下浓
重的气味，冒着天寒打开窗户和门通风，几个小时后依然不散。睡衣和布帘都有味
道，可怕
得很。三所学院餐厅的午餐都使人发腻，难吃得要命。为了换换口味，我有时光顾
莱昂街角
餐馆或它的分店。那里的食物也同样腻人：冷肉煎饼面多肉少，否则就是用油酥煎
的香肠。
我只好蘸芥末吃，外加小圆面包和牛油。
    晚上又冷又寂寞。每天晚上我跟许多英国白领文员一起搭地铁到瑞士村地铁站
，不必再
到殖民地学生聚居区，感觉很好。但在住所里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由于没有公共
的餐室和
起居室，人人都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早上早餐有人送进来或自行解决。家务遇到
困难，不
知该怎么办，我便找英国女孩子帮忙，她们是合租顶楼的六个年轻的办公室秘书。
她们教我
到哪里买肉，没有冰柜怎样让牛油牛奶保鲜(留在窗沿保冻，放在屋里会发酸)。
    同学教我把手巾洗了挂在洗脸盆的镜子上晾干，可以省下6便士，这却不适用于
衬衫和
内衣。通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
而是我在
新加坡认为理所当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
擦，衣服
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
累人，外
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
足够的精
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一天在伦敦经济学院上完宪法辅导课之后，我找讲师谈话，他叫格兰维尔·L·
威廉
斯。根据伦敦经济学院的记录，他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那里考取了博士学
位。我向
他打听剑桥大学和那里的生活情况。他说，剑桥跟伦敦大不相同，是个小镇，就靠
大学生
存。那里生活悠闲得多，学生和教师都骑脚踏车代步。听起来很吸引人，我决定去
走走。

    决定转到剑桥

    1946年l1月底我到剑桥去，遇到了莱佛士学院的学生黄塞西尔。他进了菲茨威
廉宿
舍，那是个非院校机构，专门收比较穷的学生，收费也低得多。塞西尔带我去见菲
茨威廉学
监威廉·撒切尔。学监的职位相当于一所学院的院长。撒切尔给人印象深刻。他在
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在佛兰德斯受了重伤，脸上留下疤痕，荣获了军事十字章。由于硬腭受
过伤，说
话受影响。他强烈信奉基督教原则，对发奋图强的不幸者很有同情心，教师和学生
都很尊重
他。我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他，不知怎的他喜欢上了我。那年的春季学期定于1947
年1月
初开课，他表示准备在这个学年录取我，只要塞西尔愿意让我住进他的房间。塞西
尔马上答
应了。我既感激又喜出望外，回伦敦办好应办的事，收拾了行装。1月初我在国王十
字车站
坐上火车，大约两小时后到达剑桥，转坐的士到贝尔沃路36号塞西尔的住所。
    两星期后，我坐下来写信给帕里教授，告诉他我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
桥。我接
到他生气的回信：“让我告诉你，我们拒绝了其他学生，我还想尽办法劝学院当局
录取你。
你的作为显示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轻易帮助你。你的忠实的D·休斯·帕里。”收到
信后我
决定亲自去见他，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伦敦。我到他的办公室面对他，准备接受应
得的处
分。我叙述了自己在第一学期所面时的生活问题：从一个小城市，来到一个有几百
万人口的
大城市，人人都匆匆忙忙地以快得不得了的速度做事，我感到不知所措。此外我也
照顾不了
自己。
    他听了我的倾诉，看来相信了我所说的一切。他对我说，我早该告诉他这一切
，他本来
可以安排我住到宿舍里，我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照顾，语气几乎是原谅了我。如今
回顾那些
岁月，我为自己没留在伦敦感到庆幸，留下的话日子肯定不好过。但他特别照顾我
、我却辜
负了他，总感到后悔。70年代末期他出任伦敦大学校长，我成了新加坡总理，一度
想写信
给他，最后认为最好还是忘了过去。也许我是应该写信的，告诉他我没忘记他的恩
典。
    不过伦敦也不是没有优点。对未来的律师来说，这里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在
伦敦经济
学院的第一学期，政治学教授哈罗德·拉斯基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跟其他
许多以前
没修政治学的学生一样，听了他的一些课。他个子小，长得不起眼，头脑却灵活极
了，说话
很有魅力。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许多殖民地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少人
后来掌了权，他们自认为从拉斯基那里学来了理论，并根据他的理论推行不恰当的
政策，结
果搞垮了本国发展不足的经济。多亏我在执政之前，在能起坏作用之前，就看到了
多个经济
体失败的经验。从而提醒我这样做是危险的。
    在接触这类政治主张之前，我在莱佛士学院第一年上经济课时，至少是在征税
的课题
上，已被灌输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基本经济教科书是温和社会主义者贝纳姆的
著作，公
共财政教科书是战后工党财相多尔顿编写的。他们所用的术语臆断一些税收是进步
的，另一
些是退步的：所得税是公平进步的，因为赚得多就得多缴税，税率也更高；对食盐
和进口货
征收一律的税额或征收国产税是退步的。这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损害了英国的经济成
长。倡导
这样的主张的人没考虑到人性的特点，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
动性，尤
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
世界上每
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
们父母的
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
都不分彼
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英籍其他民族人民利益的情形
下过着优
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
。我们都
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
，是否有
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
以后，我
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
。我尝试
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
─他们的
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
术的掌
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夺取领土的斗争曾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谁也不是赢家。但自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
束以来，通过国际贸易和交换货物劳务进行的竞争，使参与的所有国家的产值得到
最大限度
的增加。为了争取最高的国民总产值，人们必须在自由市场里相互竞争，同时在大
体是自由
的市场里跟其他国家竞争。但我不相信在我逗留英国期间，任何殖民地学生都了解
这一点。
他们以为，取代了离开的英国人，他们会自动富起来。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
实通过拥
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
，雇主或
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
于他们采
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
民抗日军
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
，根本不
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
大、咄咄
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
他们的看
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
待地促使
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
牙利建立
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
地“跌”
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
，受到了
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
天主教
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花了一小时不讲
契约法，
却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
费边主义
者①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
。一切分
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
世时抽重
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
基础上从
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
时巧妙得
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方式深深吸引了我。从英国回来后，我订阅他们的杂志和小册子多年
。但是到
了70年代初期，他们的不谙世事使我感到绝望。有一期杂志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
那是有关
教育的。两个校长写了一篇严肃的文章说，英国的综合学校制度失败，不是因为办
学方法不
对，而是因为最优秀的教师仍然在教最优秀的学生。文章认为最优秀的教师应该教
最差的学
生，后者需要前者教导才能获得平等，好学生无沦如何都会有好成绩。这种强求一
致的主张
我可受不了，于是不再订阅他们的杂志。
    对于马克思主义，我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教训，是在1955年到1959年学华语的
时候。
雄心勃勃的工会亲共活跃分子几乎天天午餐时间都到我的办公室来教我一小时，有
时晚上到
我家再教。他们用《人生观》等书名吸引人的小书教我，实际上是在宣传通俗化的
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但最发人深省的，是跟老师一起读毛泽东原著。一篇有关共产党人
如何摧毁
敌人的文章，使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
题》。非对抗性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敌我矛盾。分析的关键是“人
民”的定
义。根据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义因时间和形势而异。例如当中国人民
反抗日本
侵略者时，反对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国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后，敌人日
本被打
败了，国民党在中国掌权，代表民族资本家和地主剥削群众，国民党成了敌人，反
对国民党
的都成了“人民”。我读毛泽东辩证法这个样本时得出结论，一旦英国人离开新加
坡，如果
人民行动党执政，我就会变成敌人。毛泽东说：“对敌人不能仁慈。”

    另一番新天地

    剑桥就在北海风可以吹到的平坦的沼泽地以南，比伦敦冷得多，也潮湿得多。1
946年
的冬季是50年来最寒冷的，也是最漫长的。尽管如此，在伦敦待过之后，剑桥是另
一番天
地。在战争刚结束的年代，这个地方上的集镇宁静安详。车辆不多，脚踏车不少，
私人汽车
只有三几辆，外加一些巴士和卡车。多数大学教师、学院研究生、导师、讲师和教
授都骑脚
踏车，包括菲茨威廉学监本人和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温菲尔德的在大学执教的律
师。后者
75岁左右，骑脚踏车动作还挺麻利。大学生活跟莱佛士学院差别不大。
    我花8英镑买了一辆脚踏车，二手的，还管用，但跟我1939年在新加坡买的漂亮
的礼
里牌脚踏车自然不能相比。这是一辆设备十分简单的脚踏车，20多年来由学生们一
手转一
手地传下来。车把前有个柳条篮子，用来放书籍、学生袍等东西。脚踏车没有链罩
，我跟大
家一样，骑的时候用夹子夹住裤管。这里的生活叫人不满意的地方有的是，可健康
多了，也
愉快多了——没有煤烟，没有尘埃，没有喧闹的车辆来往，没有巴士，也没有地铁
。我精神
振奋了。
    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我骑脚踏车到处逛，下雨也不例外。买了件连
帽粗呢风
雪大衣，这是海军部的剩余物资。风帽既能保持头部干爽，又能撩到背后。虽然毡
不如羊毛
那么暖和，但也顶事。三餐问题不大，自己不再煮了。菲茨威廉的食物还是以英国
传统方式
烹调，谈不上可口，但比较有营养，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深海鳕鱼和大
比目鱼都
很老，不像我在新加坡吃惯的近海鱼那么好吃。完全没有配菜。所有菜看都加盐和
胡椒，有
如在“大不列颠号”一样。不时会有奇特的荤菜，像鲸鱼肉，腥得不得了，难以下
咽，还有
罐炖野兔肉，这是英国佳肴，可我始终不喜欢。我在清洁潮湿的沼泽地骑脚踏车，
吃得又不
差。1952年回新加坡后，蒙蒂罗医生替我用X光检查肺部，他通知说我在英国读书时
期患
过轻微的肺结核，幸好痊愈了，在X光片里只显现白色的一块。无论如何，我还是为
能到剑
桥读书而高兴。留在伦敦的话肯定好不了。
    为了锻炼体魄，我决定参加划船俱乐部。最初不是坐船到河里，而是在河边练
习划桨，
坐在一艘不动的练习艇里，接受如何握桨，如何伸展身体往后拉以及把脚放在什么
地方的训
练。经过三星期每星期两次的训练之后，我便正式划船。第二个定期下河划船的日
子，下午
有暴风雪，我以为练习会取消便没去，过后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七个船员和舵手都
到了，由
于我缺席，凑不够八个人，划不成。我认定英国人必定是疯了，于是放弃划船，离
开俱乐
部。从此骑脚踏车从宿舍到讲堂听课，听完再骑到菲茨威廉用餐，借此锻炼身体。
    法律系第一年预备班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0人，比伦敦的200人少得多。上大学的
多数
是前国民服役人员，他们获得特许，读两年便能考取学位，不必三年，因此直接进
入第二
年。他们是跟我一起读第二年。在这之前，我得读第一年预备班，总共要读三年。
所以，第
一年跟我在一起的英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学来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我当时已经23岁
。还有
几个学生来自马来亚，包括20岁的杨邦孝，他来自吉隆坡(90年代他担任新加坡大法
官)。
我第一个学期没上课，邦孝借笔记绘我。笔记写得很工整，很全面，对我没听过的
课做了很
好的概要记录。他的笔记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剑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科目跟我在
伦敦第一
年的课程不一样。伦敦的水平更高，包括宪制法和契约法。剑桥要学生先了解历史
背景，所
以必须修英国法律制度，这在律师考试里是完全没有关连的。对于罗马法，伦敦和
剑桥的重
点也有所不同，但我应付过去了。我非这样做不可。在大学的复活节假期里，我拼
命补完没
学过的功课，赶上了其他同学。到5月第一年淘汰考试举行时，我已经准备得不错了
。
    严冬过后是愉快的夏天。树木葱葱郁郁，剑桥焕发出新的光彩，学生都穿上颜
色鲜艳的
上衣，我心情也愉快得多。三个星期后的6月，考试成绩在评议会揭晓时，我欣喜雀
跃。我
和另几名学生考获一等荣誉。我拍电报把好消息告诉父母。
    学监只凭我过去的学业成绩，就让我直接进入第二学期，我为没叫他失望感到
高兴。同
学们都管学监叫比利·撤切尔。我在菲茨威廉停放脚踏车，准备进去吃午餐时，他
看见我，
停下来祝贺我。我可以感受到他十分满意。1946年12月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
：
“李，当你到剑桥来，你是来参加一支特别的队伍，就像参加近卫骑兵团，不只是
参加军队
而已。你得出人头地。”我回答说会设法争取一等荣誉。他严肃地望着我说：“李
，拿不到
可别失望。在牛津和剑桥，你需要有天才的火花，得与众不同，才能获得一等荣誉
。”当剑
桥的考官们认定我与众不同时，我心中的石头才放了下来。

    传来最好的消息

    我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那是军方剩余的旧物资，样子不怎么好看，引擎却不
错，花了
我60英镑。突然之间，我变得能够快捷地来来去去。我到剑桥乡下到处兜风，到那
些坐巴
士和火车到不了的地方观光。遇到农民竖立告示牌招请工人来采樱桃或草莓也欢迎
其他人来
买的地方，我会停车下来买。6月底芝写信告诉我，她考到了一等文凭，现在大有希
望赢得
到英国读法律的女皇奖学金。我有把握她会赢得奖学金。临近7月底传来了最好的消
息。芝
从新加坡拍来电报说，她获得了女皇奖学金。但是在1947年10月开始的学年，殖民
部找不
到任何大学可以让她就读，她必须等到1948年。我开始动脑筋，看看如何能使她到
剑桥
来。
    我去找菲茨威廉的主管书记巴雷特。他年近50，长得肥胖，既能干又有经验，
来来去
去的学生多的是，他都见过了。他知道学监喜欢我。我告诉他，一个新加坡女朋友
很聪明，
获得到英国深造的最好的奖学金，想读法律，不晓得怎样才能在秋季学期开学前及
时进人剑
桥。他眨了眨眼对我说：“你知道学监跟格顿学院的女院长巴特勒小姐很熟，如果
你能求学
监跟巴特勒小姐说情，情形可能不一样。”既然有这种可能，我当然高兴。
    离新学年开学只有两个月。我要求见学监。他不但接见我，还愿意帮忙。8月1
日他写
信给巴特勒小姐，为了保险起见，也写信给剑桥另一所女学院纽纳姆学院的院长。
两边都立
即回信。纽纳姆准备在1948年录取。巴特勒小姐更积极，准备在1947年10月提供一
个特
别保留的学额，只要芝具备入学资格。撤切尔写信绘我，把两份答复都附上。我赶
到设在卡
姆河畔银街附近的考试委员会，告诉他们芝是在1936年参加剑桥高级文凭考试的。
他们查
出她考试成绩优异，是当年名列第一的学生；我拿到了一份查核过的考试成绩副本
。
    接着我写信到格顿学院，要求见巴特勒小姐，她表示愿意见我。8月6日早上，
我依约
见她。我告诉她，我的朋友柯小姐很聪明，比我还聪明，在莱佛士学院就读期间曾
多次排名
第一，名次在我之上。我也说，我迟了一个学期才来剑桥，在第一年淘汰考试中考
得一等成
绩，相信柯小姐也会一样。巴特勒小姐戴眼镜，头发银白，有点富态，外貌慈祥，
待人友
善。一个华族青年赞扬自己的女朋友学业成绩比自己好，把她给逗乐了，她很想知
道这个女
孩子是不是那么出类拔萃。同一天我拍电报告诉芝：“格顿学院接受你入学。公函
随后就寄
出。现在就做好准备吧。”
    8月底芝在新加坡登上一艘运兵船。10月初，她终于抵达利物浦。我在码头上焦
急地等
待着。分离一整年之后再见到她，我兴高采烈。我们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伦敦。在
伦敦，事
前我已经向一个英国同学借来一辆莫里斯·牛律牌汽车，我驾车载着芝到处观光，
甚至在当
天带她到布赖顿看铺满小石子的海滩。在伦敦逗留五天后，我把汽车还给同学，两
个人坐火
车到了剑桥。

    学监的回信

    这时我已经适应了剑桥的生活，虽然老马识途，但还是遇到新的问题。菲茨威
廉的初级
导师兼财务总管庞兹分配给我的房间，是在剑桥以南三英里的地方，我吓呆了。格
顿学院是
在市镇的北边。我千方百计物色离芝比较近的房间，始终找不到。庞兹不讲情，我
向学监上
诉，他的回信语气很慈祥，但不乏一丝冷冰冰的幽默：


    亲爱的李：
    ……你申诉说要去看未婚妻路途遥远，或者说是妻子吧，因为你显然希望她会
成为你的
妻子。实际的路途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远，尤其是在爱情提供了动力的时候。我不晓
得你有没
有读过伟大的神话，但你会记得，有位先生天天晚上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为的是
见他心爱
的女子。与此相比，到格顿是小事。不幸的是，一天晚上那位先生游过海峡时淹死
了，但你
是否非得在路上因疲乏而死，我很怀疑。然而如果你能在格顿附近找到房间，我们
会尽力跟
你配合，发出许可证。所以，如果你想去找找看，就找找吧。
    顺便说说，格顿学院会不会赏识你那么快跟这个少女结婚，我没把握，因为他
们会顺其
自然，而且是恰当地假定，在爱情的最初的光芒下，人们只会花很少时间读书。但
我太老
了，不能对一个男士和他心爱的人提什么忠告。
    　　　　　　　　　　　　　　　　　　　　　　　 你的真诚的
    　　　　　　　　　　　　　　　　　　　　　　　W．S．撤切尔


    一星期后，我在菲茨威廉附近的“哈里斯上尉的马厩”找到一个房间。哈里斯
上尉养马
和猎狐狗，我是他唯一的学生房客。租金很贵，光是床铺和早餐每星期9英镑，洗澡
等其他
服务另外算。我别无选择，方便嘛。随后两年我就住在这里，直到1949年夏天离开
剑桥。
    现在可轮到芝面对“文化震荡”了。冬天她不习惯穿用厚呢绒做的衣服和笨重
的大衣，
还有那用羊毛衬里的长靴。呢绒衣是用衣料配给票买来的；这些衣物压得她好不辛
苦。何况
格顿学院又是在市镇西北两英里的地方，她不会骑脚踏车，只好乘巴士去上课。她
的方向感
一向不算好。今后只好靠她自己去闯了。
    但是，她运气很好。她接受我的建议，第一年选修经济学，准备参加第一阶段
荣誉学位
考试。由于她当年在莱佛士学院念过经济学，功课应该不难应付，所以有闲余时间
可以修读
法科。可是，当经济学研究主任，一个名叫玛乔里·霍兰的美国人，发觉芝已经在
莱佛士学
院念过三年的经济课程后，认为再读下去是浪费时间，便叫芝去见她的丈夫哈里·
霍兰教
授。当时，霍兰教授是法学院里权力很大的人物，也是三一学院的特别研究员。他
帮芝取得
特别通融，即所谓豁兔权，她可以直接参加法科第二：阶段的资格考试。这跟另一
所受承认
的附属大学的毕业生所享受的优惠待遇相同。然而芝直接修读第二年的课程，并非
一帆风
顺，她还得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食物、气候，以及诸如罗马法之类的新科目，还
有讲师们
的奇腔怪调。有一名爱尔兰讲师所讲的话，听起来不知所云。
    经过几个星期的大幅度调整之后，芝对我说，她发现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过
去我是一
个开朗、乐观的活跃分子，没有事情能够难倒我，而且能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现
在可不同
了。尽管我深得人心，受比利·撤切尔的特别照顾，而且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
里心情
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
马来亚和
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
变化从
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如今我所看到的，是英国本土的英国人。我
怀疑他
们是否能本着新马人民的利益治理这两个地区。在新马的英国人对推动殖民地的进
步毫无兴
趣，他们所在乎的是这些殖民地给他们带来的高级职位和丰厚薪金。在国家的层次
上，英国
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输出马来亚的树胶和锡，赚取美元外汇，以支持百病丛生
的英镑。
    芝谈起我的思想如何转变之后，我开始自我审察，看看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发
生的。莫
非是我在英国劳动阶层当中所受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些英国低层人士，包括男女
巴士剪票
员、商店女售货员和餐馆的女招待，加上我在汉普斯特德找房子时碰到的几个女房
东。好几
次，我到瑞士村地铁站附近接着“空房出租”牌子的房屋询问时，女房东一发觉我
是华人，
便说房间已经租出去了。后来，我为了避免再碰钉子，便先打电话告诉女房东说我
的名字叫
Lee，拼写起来是一个L加上两个e，但我是华人。如果她们不愿把房间租给华人，可
以当
场拒绝，兔去我登门询问的麻烦。
    我所碰到的英国上层社会人士，如剑桥大学和中殿法学协会的教授、导师、秘
书和图书
馆管理员，都很有教养，而且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只是有点拘谨。英国学生大体
上都举止
文雅，甚至很友善，一般都表现得很得体。当然，每一回碰到运动队伍争名次，或
是大学的
校队队员和替补队员争资格时，种族歧视便抬头了。亚洲学生几乎不可能加入板球
、擞揽球
或划船等主要的运动队伍；划船队是最受尊崇的。
    不过，如果说这一切都出于种族歧视，也不尽然。阶级制度也是症结所在。对
我这个来
自年轻而且富流动性的移民社会的人来说，这是另一种奇异现象。即使在白人学生
当中，那
些出身于著名公学的，也处在有利的地位。至于其他学生，他们之所以渴求学院的
院旗，是
因为将来可以把它列入履历表，而且可以作为未来干大事的垫脚石——任何学生只
要具有划
船校队队员的资格，未来的职业便有了保障。同样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当上剑桥学
生联合会
主席，便有助于成为工党或保守党选区的未来候选人，或是在这些政党的研究局谋
得一职。

    要考最好的成绩

    我对这些额外的活动不感兴趣。我决定集中精力设法考到最好的成绩，因为一
旦考到第
一，我回新加坡时，情况就不同了。另一方面，我很渴望同工党的政治领袖接触，
特别是同
那些能够帮助我的人接触。我的愿望是早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一个包括新
加坡的独
立的马来亚。工党比保守党较为同情英国殖民地的独立愿望。在我参加的集会中，
英国保守
党人仍然以低沉、圆润的声调，大谈“英王与帝国”。我也希望同将来可能在主要
政党里头
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国学生接触。在我日后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殖民当局纠缠不清时
，这种联
系自有好处。因此，我抱着浓厚的兴趣，开始研究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国会民主制度，似乎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场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
方面的惊
人革命，正在我眼前和平地展开。1945年5月，英国选民把丘吉尔和他的保守党推下
台，
虽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争取到胜利。选民把艾德礼和工党拥上台
，因为他
们答应给英国带来历史上最深远的改革。艾德礼政府履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创造一
个福利
国，负责照顾英国各阶层人士从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对党却没有提出强烈的抗
议，也没
有街头流血事件。只有保守党议员在国会和选区里就人们的负担能力这一课题展开
辩论，声
称改革应有所节制和按照常识办事时。才使用激烈的言语。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
最深刻。
    国民保健服务法案于1948年通过后不久，我到剑桥摄政街一家眼镜店领取所配
的眼
镜。我预料这副眼镜需要五六英镑。在柜台旁，眼镜店老板骄傲地对我说，我不需
要付钱，
并请我在一份表格上签名。我很高兴，心想，这样一个文明社会，确实能使人民过
着优雅的
生活。几个月后，我在牙科诊所也碰到同样的情形。至于学院的医生，他连请我在
表格上签
名也省了，因为我已经在他的病人记录簿里登记了。这又使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当然，
我是英籍民，有权享受新制度给予的福利。不过，报上的消息说，许多法国人和其
他欧陆人
士也纷纷到英国看免费牙医。我想这未免太过分了。但当时法国人的确比英国人穷
得多。我
对英国人所进行的改革，深表钦佩。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国政府创造的社会，使每一个人——
不论贫
富，也不论是属于上层、中层或下层阶级，都能有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准。这期间物
资仍然缺
乏。战时开始实施的粮食衣物配给制度，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党政府取
消。但
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类、熏肉和鸡蛋的配给，却取消不了。经济耐用的
布料市面
上有的是，价格也合理，只是非凭配给票购买不可。
    当时我年纪还轻，满怀理想，根本不了解政府的负担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
在这么一
个平均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他能够从共同资源中得到些什么
东西，而
不是他应该怎样工作，为共同资源做出贡献。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
条件，在
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后，才了解政府负担的
沉重。
小如弹丸的新加坡，比英国穷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财富之前，我面对的
挑战是如
何开拓税源和创造财富。因此，当时根本无法谈论重新分配财富的问题。
    这期间，我从家书和英国报纸的零星消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发生麻烦了
。马来亚
共产党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会不安。罢工罢市、政治骚乱时有所闻。到1948年6月，
马共
开始在内地射杀英籍树胶园主。马共游击队又回到森林里去，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
亚进入
“紧急状态”。而在公开的宪制舞台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软弱
无力、毫
无骨气、受英文教育的领袖，他们巴不得顺应和讨好英国统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
这一代人
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必须填补这个政治舞台。我于是加人剑桥大学工党俱乐部
，并经常
参加他们的集会，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党政府的部长到俱乐部畅谈该党向国
会提出的
各种纲领时，我一定出席。

    难得的教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和变革的时代，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时代。一切都
显得那么
开明。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贝文以极端刻薄的言词，指保守党“连害虫也不如”后
，便使国
民保健服务法案在国会通过。工党也替地方当局兴建了许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
租，它们
是靠政府大量津贴，才能把租金压低的。工党也扩大福利的范围，以确保“安全网
”能照顾
到所有不足以应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对我来说，他们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记
忆中新加
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穷二白之前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奢侈的享受。这是一个难得的教
训，关系
到如何确保社会公正的问题。
    我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英国留学的新马学生，完全接受了工党政
府的公平
合理纲领。我们也很向往成熟的英国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宪制传统和容忍精神，
使得权力
和财富都在和平中进行基本的转移。我们把在英国所看到的一切，拿来同新加坡和
马来亚比
较。新马人民大多数没受教育。报纸软弱无力，对基本问题一概不理，只管报道重
要人物的
来来往往。所谓重要人物，多数是白人老板和周旋于他们之间的本地人。总之，新
马的情况
显得落后，前途未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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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①费边(Fabian)原是古罗马的将军，以使用迂回战术闻名。19世纪80年代在英
国兴起
的以温和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称为费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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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凡书库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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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 天 一 孤 影，碧 空 孑 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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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ying 于 Aug 23 17:40:31 修改本文．[FROM: 匿名天使的家]
※ 来源:．听涛站 cces.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