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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六）/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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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六）/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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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走上诗坛
    二十年代初，闻一多开始走上诗坛。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如果从多
少年以后的结局中再去观察当初的人生之路，我们常常会别有一番感慨。闻一多
初上诗坛的时候，在他的心中只有三个诗人，这就是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这
三个人当中，除了徐志摩去世较早外，其余两个被闻一多看上的诗人，最后都和
他走了同一条道路。艺术和政治没有必然联系，但在闻一多早年的朋友当中，和
他有二十多年交情的梁实秋，最后还是没有能走到一起。这当中有多少是偶然又
有多少是必然，还需要我们再做深入的研究。早年闻一多对鲁迅也没有他后来那
样的认识，他是先有了政治上的认识，才又对鲁迅做了重新评价的，细想起来，
也不免稍嫌简单，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对于每个人的评价，都应当有一个逻辑
过程，得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转变的合理性，不能随意否定自己的过去。闻一多在
四十年代，对于自己早年的许多选择放弃得过于轻率。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但闻一多一生当中对胡适好象没有
什么特别好感。这和他后来的变化倒是有一定的联系。胡适是他的清华学长，又
是最早写新诗的人，按说闻一多应该和胡适走到一起，就像他与梁实秋那样，但
我们现在看到却是他们完全走了不同的道路。也许初期对新诗的不同认识中就隐
含了一些他们在气质和精神上的区别，这区别可能还不光是艺术上的，不然我们
也就很难想象同出清华又同有留美背景的闻一多最终没有和胡适走到一起，而倒
是和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田汉成了同道。
    对于胡适，闻一多当时并没有从政治上去评价他，他只是在有关新诗的研究
中常常提起胡适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为什么要做新？》，另一篇是《谈新
诗》（《闻一多全集》2卷38页）闻一多对胡适在新诗上的认识是很不以为然的。
青年时代，闻一多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适，多数都很轻蔑。在《〈冬夜〉
评论》中他就说过："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
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在《我默伽亚
谟之绝句》中说；"胡适教授苏曼殊大师都译过一点拜伦，但那都是些旧体的文字
。"他在给吴景超和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还说过：'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情况
。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适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
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
闻一多全集》12卷97页）在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有过这样的话；"北京胡适之主持
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
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总之
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闻一多全集》
12卷131页）闻一多和胡适的关系，只是我们在多年之后的一点观察，并不是要用
此点来推断闻一多后来变化的必然性，人在青年时代的交友不是很稳定的，但因
为闻一多后来的变化，我们也就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他早年和胡适的关系了。1944
年，闻一多在昆明的一次会上对于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他
向大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这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
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之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闻一多年谱长
编》715页）
    闻一多对胡适的态度是他二十年代初的，那时他还没有直接和胡适打过交道
。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闻一多参加"新月"活动的时候，他才和胡适常
常见面。那时他们之间关系是很正常的。1930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
第六次年会在南京召开，秘书长是胡适，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将科学教育顾
问委员会改为编译委员会，胡适是委员长。胡适提了13个人为编译委员会委员，
其中就有闻一多。这13个人是：丁文江、赵元任、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
多、丁西林、姜立夫、胡先 、王 、胡经甫、竺可桢。均一时之选。（《闻一多
年谱长编》387页）
    1931年，胡适过青岛，也和闻一多见过面，喝过洒。后来为了实现翻译莎士
比亚著作的计划，胡适也给闻一多、梁实秋写过信，决定成立一个翻译莎士比亚
全集委员会，在胡适选定的五个译者当中，闻一多也在其中，并计划请闻一多为
主任。其余四个人是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梁实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
编初稿》3册963页）后来胡适为此事给梁实秋写信时，还多次问到闻一多，感觉
十分友好。可惜，闻一多志不在此，最后没有进行这项工作，只有梁实秋历时多
年，以一人之功完成了这个计划。可见当年胡适对闻一多也是非常看重的。从胡
适三十年代初对闻一多的态度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闻一多的思想状态，他和"
新月"的朋友们还是很有一些共同之处的。那个时候他和鲁迅却没有任何联系。闻
一多说过："我跟鲁迅先生从未见过面，不过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
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先生说话最多，
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
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
闻一多全集》2卷350页）三十年代时，闻一多和胡适他们那一班人来往很多，但
到了四十年代，他却开始怀念鲁迅，这是让人深思的。
    像多数青年一样，闻一多年轻的时候也很想出人头地。21岁时，他曾在日记
中写下过这样的话："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世圃，宽厚岁时，未必不能
出人头地。"（《闻一多全集》12卷415页）。五四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
重要变化是在文学方面。学生时代的闻一多也被时代的激情所感染，那时，他最
想成为的大概就是一个诗人了。1920年9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他的第
一首新诗《西岸》，以后又发表了一些，大约有六首。他那时还自己编了一本自
己的诗集《真我集》。闻一多积极参加文学活动就是在五四前后这一段时间里。
他与梁实秋合作的《〈冬夜〉〈草儿〉评论》就是以清华文学社的名义出版的。
说是出版，其实就是自己印出来而已。闻一多生活的时代，还是一个在文化上可
以自由选择的时代，如果一个青年想在文学上有所做为，他可以有许多方法，而
不要受制于社会的各种束缚。五四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
最优秀的一批人就出现在那时，除了个人的原因外，那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化上的
相对自由是五四的一个基本特点。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就是一个人可以有多种选择
，此路不通，就另选他途。闻一多四十年代的变化也与他是五四的产儿有关。因
为一个人青年时代的生活，在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很大。出身清华，经历过五四时
代的闻一多，可以说是享受过一些自由和民主的好处的。一旦社会环境出现逆转
，对于闻一多来说，他是不能忍受的。就说《〈冬夜〉〈草儿〉评论》的出版，
也可以说是青年闻一多经历的一次言论自由的体验。梁实秋回忆说："这一篇文章
的底稿交由吴景超抄了一遍径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不料投稿如石沉大
海，不但未见披露，而且原稿也屡经函索而不退回。幸亏留有底稿。我索性又写
了一篇《〈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清的诗集当时与《冬夜》同样的有名
，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由我私人出资，交琉璃厂公记印书局
排印，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于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谈闻一多
》）可以想象闻一多他们那时做事的方式，如果没有那样的历史条件，闻一多和
梁实秋他们想在文坛出头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闻一多常说五四给他的印象太
深，这也是不难理解的，那个"深"不是别的，就是五四时代自由和民主观念的深
入人心和它在道义上的不可怀疑。这就成了闻一多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
因为是在青年时代了解了自由和民主的深义，这不仅成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
理想追求，而且成了他们的道德信念，也就是说，在闻一多他们看来，不自由不
民主的生活就是不道德的。
    闻一多1922年去美国留学后，最先向《创造》等杂志投稿，闻一多也是一个
性情中人，他因为喜欢郭沫若的《女神》，也就很想和创造社的人建立联系。那
时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赶紧出版自己的诗集。闻一多急于出版自已的诗集有
两个意思，一是他想通过出版诗集能在经济上有所收益，二是尽快在文坛立足。
那时他已经在美国，他给父母写信说："我现在极想从著作中找点经济的发展，一
桩这是我对于家中应尽的义务，二桩我的程度如今可算很够了。舒天弟底的成绩
我很羡慕，但我并不怀疑我自己的造诣很属特殊。《红烛我期于明年出版。我希
望定有点收入，虽是我的希望并不很大。"（《闻一多全集》12卷109页）青年闻
一多对于经济的考虑也是我们分析他四十年代变化的一个视角。从闻一多青年时
代写给他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很敏感的人，由于对家庭有
非常强的责任感，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渴望早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闻
一多到美国之前，已经是成了家的人。而且也是遵父母之命完成自己的婚姻，在
这一点上，他也有过痛苦，但最终还是从了父母。这就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历
史命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他们在思想上现代，而在行为上又很保守。鲁迅、
胡适都是这样的人。
    闻一多对于经济的注意，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他在美国时，经济上已
经不是很宽裕，那时他就常常像梁实秋借钱。虽然闻一多也是出身乡绅之家，但
他的经济情况并不是怎样的富有。第二他是一个在经济上较早有了负担的人。对
于一个在外的留学生来说，这些难免在闻一多的心理上产生一些影响。他曾对他
的父母说："大概在《红烛》未能出版以前，我省下的钱不能寄回。《红烛》卖的
钱同他种著作底收入，统归家中子弟教育费用之用。请家中不要着急，书呆子快
要收利钱了！孝贞计应分娩矣。千万须为伊雇乳母，以名分伊读书之工。"（《闻
一多全集》12卷109页）闻一多在美国急于出版诗集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他说过
："我决定归国后在文学界做生涯，就必须早早做个名声出去以为预备。多半三年
（美术学院毕业）我即归国，'未雨绸缪'未为过也。"他那时想的就是"立刻将《
红烛》送出去，不然我以后的著作恐怕不容易叫响。"为了出版《红烛》闻一多可
以说是费尽了苦心，他先托他的十哥到亚东和泰东书局打听在那里印新诗集有些
什么办法，问题问他们能否同作者分任印费，或替作者完全承担印费，将来的收
入少分一些给作者。他还告诉他们到亚东就问《草儿》《冬夜》《蕙的风》是用
什么办法出版的，到泰东就问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出版的。为了能"早早做个
名声出去"，闻一多对诗集《红烛》做了非常精心的安排。他先要在作品的数量上
显得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屡经删削，尚余百零三首。以首数言，除汪静之《蕙
底风》，无有多于些者。"为了让诗集更好，闻一多还请他的朋友梁实秋帮他选择
。他还想让梁实秋为他的诗集写序，因为他那时还请不到更有声望的人来给他写
。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想想我们很可怜，竟找不到一位有身价的人物替我
们讲几句话，只好自己互相介绍了"。
    《红烛》的最后出版还是因了郭沫若的推荐，1923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
。封面也像《女神》一样，没有什么装饰，但印的并不好。闻一多也为此发过一
些牢骚，不过诗集总算出版了，这在闻一多一生当中，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件事
。他在一封家信中说："我埋伏了许久，从来在校外的杂志上姓名没有见过一回，
忽然就要独立的印出单行本来，这实在是有点离奇，也太大胆一点。但是幸而我
的把握拿稳了，书印出来，虽不受普通刑事处分人的欢迎，然而鉴赏我们的人倒
真是我们眼里的人。"那时闻一多的想法还只是："我在文坛只求打出一条道来"，
他的更大的希望是以后能在诗坛有大作为。因为他已"做了个名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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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痕，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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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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