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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谢泳
发信站: 听涛站 (Sun Dec 24 08:44:02 2000), 转信

发信人: windbill (大风), 信区: Tsinghua90
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谢泳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24 03:14:41 2000)

                          十、 新月成员
    二十年代未，闻一多参加了新月的一些活动。二三十年代的闻一多和四十年
代完全不同。要说年纪，二三十年代时，闻一多不过28岁左右。如果闻一多是一
个性格偏激的人，是一个对社会现实怀有强烈批评欲望的人，按常理，二三十年
代的闻一多应该比四十年代的闻一多更激动才对。他那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还
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对于现实政治是非常关心的。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也
不是没有可以参预的政治活动，但奇怪的是那时的闻一多又显得很低调，他是新
月的成员，但却没有新月同人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闻一多那时可能过于专注于
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对外面的事较为冷淡。这是闻一多一生中让人不太理解的
地方。
    新月社是1923年成立的。严格说它也不是什么组织和团体，只是文人之间的
一个松散聚会。初期只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想在一起聊聊天，演演戏，是一个
类似于票友那样的聚会。没有一点政治色彩，新月的谈政治，已经是三十年代以
后的事。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参加者多是留学欧美的学生，再进一步
说，是以清华学生为主要班底的。闻一多还是最早参加新月活动的人。他在给闻
家驷的一封信中曾说："徐志摩约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即《现代评
论》上署名西滢者）、张欣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讨论
剧院事。近得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元，将在北京建筑
剧园。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也。------ 新月社已正式通过援助我辈剧
院之活动。徐志摩顷自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
也。"（《闻一多年谱长编》284页）闻一多初期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只是出于
他对戏剧的爱好和他对徐志摩本人的好感，与政治没有关系。1927年5月，胡适回
到上海。那时徐志摩正在筹备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胡适回来，徐志摩
就请他参加，并让他做董事长。最初的11位董事为胡适、余上沅、闻一多、梁实
秋、徐志摩、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随后加入进
来的是罗隆基和邵洵美。当时书店是朋友们积股而成，书店股本约二千元，大股
百元，小股五十元。闻一多认的是一大股。新月书店其实就是一个同人出版社，
它最早出版的一批书就是朋友们的译著。书店开张之前，闻一多还为开幕纪念册
绘制了封面，是"画着一个女人骑在新月上看书。"早期新月社的活动都在北京，
就是徐志摩的住所松树胡同七号。1927年以后才移到了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是
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
    到了上海以后的新月社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团体，特别是胡适
、罗隆基、王造时、吴景超他们参加进来后，新月社可以说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的大本营了。应该说三十年代初期的新月社和《新月》杂志都是很有生气
的，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黄金时代，他们对政府的批评
达到了最大的程度。那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政治走向了更专制、独裁、黑暗。
基本的人权、法制、自由和民主都得不到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才和他的
新月同人不再沉默。他们以《新月》为阵地，开始批评国民党，这是中国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议政的一个高潮。他们发文章之多之尖锐，都是空前的。闻一多这时
也是新月的成员，但他却是一个沉默的人。新月时期的几次主要论战，现在看来
，闻一多都是旁观者。
    1929年平3月下旬，上海市教育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
了一个议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此案如下：
    理由：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
之分子，此等分子危害党国，已成为社会一致公认之事实，吾人应认定对反革命
分子应不犹疑地予以严厉处置。查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
惟一之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例之拘束，当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
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因此等之结果，独使反革命分子
得以逍遥法外，且使革命者有被反革命分子之攻击危害之危险，均应确定严厉处
置反革命之办法，俾革命势力得以保障，党国前途利实利赖之。
    办法：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它法定之受
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它上级法定之爱理
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此案在报上发表以后，胡适见到后十分气愤。他给当时的司法院长王宠惠写
信说，他认为法院不需审问，只凭党部的一张证明便可定罪处刑，十分荒谬。他
认为："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
吗？"胡适还说："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他
在信的最后写道："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
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胡
适的日记》8册）胡适还把这封信抄给了国闻通讯社，但他们没有敢登。此后胡适
就写了他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打响了一场保卫人权的战斗。
    这是一场为人权而战的斗争，后来没有能和闻一多走到一起的那些清华朋友
如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都写了文章参预论战，他们站在胡适一边。在那
样的情况下写文章，讲人权，都是有很大风险的，但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
有被国民党的恐怖吓住。公平地说，当时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也是非常严重的，他
们先后逼着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突然拘留罗隆基，查禁《新月》杂
志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影响胡适他们的勇气，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出版了《人
权论集》。罗隆基还写了《论人权》一文，王造时写了《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
帝"》。但我们也看到在这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中，闻一多没有卷入。在闻一多
留下来的的文章当中，这一时期他没有写过什么关于政治问题的言论。如果说鲁
迅在这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中没有卷入，与他看不上新月这帮留学欧美的人有
关，但闻一多那时和鲁迅不同，他们本来就是新月的成员，而且还是新月杂志的
编辑，与胡适他们关系很好，但为什么闻一多在这样为人权而战的抗争中会保持
沉默呢？就是从为朋友助阵这一点而论，闻一多也应该挥笔上阵。如果说，那时
他对于罗隆基有些看法，不愿意和他走在一起还可以理解的话，可他的好朋友梁
实秋也参预了抗争呀。闻一多不是怕事的人，可他在朋友们为人权而战的时候，
他怎么能那样平静呢？那时闻一多是参加了新月和后来"平社"的许多活动的。二
三十年代的闻一多正潜心于他的学术，他对于政治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朋友
们为人权而战尽管战去，他那时还是很有一些名士气的。闻一多四十年代对于他
的青年时代是有很多反省的，但他所反省的只是他那时没有站到左翼一边来，但
没有对自己在朋友们为人权运动奋战时自己的沉默有所反思。他后悔自己没有能
像鲁迅那样战斗，他认为鲁迅是对的，而自己错了。他怎么没有想到胡适和罗隆
基他们也是在同国民党抗争，罗隆基也还差一点被国民党暗杀。从三十年代罗隆
基和闻一多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十年代他们共同向左转，在罗隆基显得自
然，而在闻一多就有些突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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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痕，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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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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