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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一）/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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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一）/谢泳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24 10:12:39 2000)

                        十一、 重返清华
    1932年8月，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了清华园，这年他34岁。
    这次重回清华园，对闻一多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从
美国回来以后经过近五年的颠簸，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和青岛选择，最后还
是母校清华最能容纳他。从此他也再没有离开。抗战爆发，他到了昆明的西南联
大，西南联大虽是三校联合，但北大、清华和南开还保留了三校原来的建制。所
以可以说，虽然在西南联大，闻一多还没有离开清华。闻一多到清华被聘为中国
文学系的教授。清华原来计划聘他为系主任，但因为有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的经
历，闻一多没有答应。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学校要我做国文系主任，我不就
，以后决不再做这一类的事了。"闻一多当时在清华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在当时
国文系做教授的那些人多数是北大出身的，国文系六个教授当中，除闻一多外，
还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都是国学大师。六教授中，只
有闻一多一人是清华出身，而且还不是中文本科毕业。闻一多的这个背景影响了
他在清华时期的整个精神状态。那时闻一多虽然发表过不少文章，但他最大的名
声还是诗人，以诗人名世，而来清华教授古典文学，心理上总是有一些压力。闻
一多一生的学术成就大部分出自于清华时代，就与他的这种心理有关。
    回到清华以后，闻一多并不感到轻松。他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说："我近来最痛
苦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
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大安慰，
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
把向内走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夫马，是祸而非祸。"（季镇淮《闻朱年谱
》29页）闻一多所说的向内发展，就是他在清华的学术工作，在几年的时间里，
闻一多先后做了很多的学术工作，计有：1、毛诗字典；2、楚辞校议；3、全唐诗
校勘记；4、全唐诗补编；5、全唐诗人小传补订；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
7、杜诗新传；8、杜甫（传记）。
    闻一多在清华时期，他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块大洋。但因为家累较重，也不显
得特别宽余。闻一多在清华时是他一生中经济最好的时候，他的不太过问政治，
除了学术上有较大的压力外，他那一时期的生活平静，稍有积蓄，很有不虑匮乏
之悠游自在，那时他的名士气也最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
，------- 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
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
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
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
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
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理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用
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
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
    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
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的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功课移到黄昏以
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
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他的新南院住宅。"（《闻朱年谱》30页）可以想
见闻一多当时在清华的生活。1935年秋天，闻一多游云冈石窟寺，看石刻大佛。
此游由顾一樵安排，平绥铁路局长沈昌拨专车一列，同游者还有顾一樵、庄前鼎
、蔡方荫、杨宗翰、梁实秋、余上沅夫妇、吴景超夫妇。1936年夏天，闻一多到
河南南阳看发掘甲骨文的情况。那真是闻一多最安稳的时光。
    闻一多有两个清华时代，都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最能代表闻一多人
格和思想的不是晚年西南联大时期，而是他的少年清华和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
的少年清华时代，使他了解了世界大势，他是在清华开始懂得自由和民主为何物
的，他的理性和深刻也体现在这两个时期，尽管闻一多后来否定了他的这两个时
期，但我们不能因为他自己的否定，就不正视这个事实。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
在学术上获得了丰收。闻一多重回清华的时候，正是34岁的年纪，与少年闻一多
比起来，他最深的人生经验不是别的，就是他对于经济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
在到清华以前，曾给好友饶孟侃写信诉说他的这一人生体验。他说："我以数年来
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钱。"四十年代闻一多思想的
转变与他早年的这个认识有很大关系，因为在经济上非常窘迫，四十年代的闻一
多就很难保持平静和理性了。
    在三十年代的清华，闻一多除了教书和研究外，有两件事最能说明他的人格
和思想。一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件是西安事变。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清华大学各院院长及教务长叶企孙、冯友兰
、吴景超、陈岱孙、顾毓秀的态度是不赞成学生的行动。他们在告同学书中曾说
："我们处于师长的地位，不忍见诸位同学做无代价的牺牲"。"国事至此，国人无
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国难，须培养力量，并非发泄情感所能奏效。""罢课是
消极的，对于解除国难毫无补益，反与人以藉口干涉的机会"。"我们现在愿以诚
恳的态度，请诸位同学在此时期内加倍努力于事业。至于被逋诸学生，各校当局
自应负责保障，诸同学可勿挂念。"（《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77页）这是当时清
华大学教授的基本看法，闻一多也是样的态度。
    那时大学教授对于学潮没有不同情的，但同情是一回事，劝说则又是一回事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劝过学生不要参加学潮，就连他们对于学生的同情态度也不
肯定。大学教授的这个态度，应该说是正常的，至于历史对学潮怎样评价则是另
一回事。我们也不能因为学潮获得了历史的肯定性评价，就一定要把当时许多大
学教授的态度也都看成是不合历史潮流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闻一多在
四十年代思想发生了变化，就同时要把他在三十年代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也都要
否定了。闻一多本人就是学生出身，他又参加过五四运动，没有人比他对于学生
运动更了解的了。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从来都是肯定的，但他不赞成有过激的行
为，大学教授都是由大学生过来的，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授，哪一个当年不是学
生运动的领袖？闻一多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态度，我以为至少是保持了理性的
。黄秋耘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偶尔也谈论到当时正在轰轰烈烈、风起
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闻师对一二·一学生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不过我们的认
识也不尽相同。闻师认为，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采取示威游行
这种方式的运动却未必有什么效果。我当时少年气盛，不免跟他辩论几句，他也
并不因此而责怪我。他是极力主张抗战的，但有时又不免带点忧心如忡忡的情绪
。"（《闻一多年谱长编》477页）闻一多的"忧心忡忡的情绪"，也许正是他的深
刻之处。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清华的教授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理性。闻一多在这个问
题上的态度和清华多数教授是一致的，他们不赞成这样做。当时清华教授就召开
了教授会议，并做出了四项决议：一、以教授会名义致电中央政府；二、以教授
会名义发布宣言；三、组织七人委员会，起草电报及宣言，委员会由朱自清、冯
芝生、闻一多、张奚若、吴正之、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朱自清为召集人）
；四、教授委员会拟就电报宣言后即由该委员会用教授名义直接对外发表。
    三十年代的闻一多比之于四十年代的闻一多一个明显的特别就是凡事多用理
性，而少用感情。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事件的内幕，但他们根据常理做出的判断，
历史证明教授是有远见的。闻一多那时的态度是，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出现动乱
，以免给昌军侵略者造成可乘之机，所以他对西安事变不能理解，而且反持谴责
态度。闻一多还参预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
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
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
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
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
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
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
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
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
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宣言之外，闻一多也在课堂上发了一些议论。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说："那
正是西安事变的后几天，一向沉默的老诗人却开口了。他上我们的'毛诗'课，他
打破了历来讲堂上不胡扯瞎谈的板正态度，而暴怒如雷的走上一院二号教室的讲
台。他放下了讲义，便横眉怒目的扫视全堂一遍，接着像大雷雨似的向我们问：'
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他扫视过全堂，怒目直射，一如一个受冤屈者当
着损害他的人怒声控诉一样，接着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
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
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再
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严厉责问台下的学生：'谁敢
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你们可以站起来
说！'顿了好久，方才接下去：'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
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闻一多年谱长编》492页）闻一多的这些话都是和他
当时对时局的认识相联系的，那个时候他的思想当中还没有过于偏激的东西，遇
事总是先用正常的思维考虑问题。从已经看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杨奎松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是从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
的新材料，再证之以陈立夫晚年的的回忆录），我们可以说在西安事变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有许多历史事实和我们过去的说法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用了传统的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来看闻一多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评论，所以对他的态度，基
本是否定的，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也有值得考虑的地方。
    1946年刘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闻一多先生》中说："甚至一二·
九的风暴，也未能在诗人的心上激起应有的波纹，西安事变发生了，严重的局面
，逼人而来，闻先生才逼得发声了。可是他不责备张杨，也不责备专心内战、媚
敌祸国的集团，他责备北平的学生，说是由于他们的救亡活动，引起了西安事变
，以致领袖陷于险境，国家也陷于险境。"（《闻一多年谱长编》493页）闻一多
没有想到西安事变后来会和平解决，此事对他的影响极深。多年以后，提起这件
事，闻一多还认为自己当时的认识错了。因为那时的历史真象闻一多并不知道，
他也只是从宣传中来判断这件事的。这不能怪闻一多，他是一个单纯而又特别爱
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较为轻信的知识分子。最早写《闻一多传》的史靖先生
，在他的书中曾记载过闻一多后来说过的话："这个事件的结局，实在出乎我的意
料，，无论从古今中外，哪一个时代的政治斗争来说，蒋介石'双十二'夜里不死
于兵变，也一定要被判死刑。结果是安然无恙回返南京，依然当他的委员长！这
种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事情，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像这样大敌当前，
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呵！那时尽管我是不问政治的，但我
是一个中国人，总不能不关心他的结局呵，这事情给我的影响是太深刻了！"（《
闻一多年谱长编》493页）这是闻一多的肺腑之言，多少年以后，当我们看到这个
单纯的知识分子依靠另外一种事实做出的判断时，我们只能说闻一多的判断既是
真诚的，也是准确的，但因为他所依赖的判断历史真象的事实出了问题，我们也
就只能说闻一多的眼光是锐利的，但他为他所感动的对象却与历史事实发生了错
位。闻一多一生的悲剧就在这里。闻一多四十年代思想发生变化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常常说到的是他由经济窘迫而带来的心理偏激，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
重要的一点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对这个事件的最终解决有一种由衷的感佩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判断，他才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有那样坚定的信
念。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没有错，出了问题的是那些让闻一多产生信赖感的
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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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痕，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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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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