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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六）/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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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六）/谢泳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24 16:25:42 2000)

                           十六、经济分析
    直到1942年，闻一多对于当时国民党领导抗日还很有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
闻立鹤讲到了当时国际国内的事，同时谈到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他说此人一生
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
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闻一多年谱长编》655页）闻一多思想真
正发生变化是在1943年以后，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说："《中国之命运》
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
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
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那时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
大学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些做法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普遍反感
，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联大教授会中讨论到这个问题，许多
先生发言非常愤慨。但就是这样，闻一多也还认为，那时虽然大家对国民党的有
些做法非常不满意，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真正对国民党反感是从1944开始
的。那一年政府改3月29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愤慨。可以这么
说，那时闻一多和许多人真正反感的是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是他们那些阻碍自
由和民主的做法。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现政权的不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
中较为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陈立夫主管教育以后加强了对大学的思想控
制，他要求各大学院长以上的负责人都要加入国民党，统一教材等等，都引起教
授们的强烈不满，因为当时中国各大学的教授基本都是出身北大、清华然后留学
欧美的，他们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好处，在思想上多数教授是相信自由主义的。二
是当时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下降。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当时西南联大
教授们的生活情况。他的回忆和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的感觉是一致
的。费正清说："1943年5月在昆明，我发现了由最高统治者所著的《中国之命运
》一书。许多教授们认为，这部书简直是对整个著书立说的学术界的侮辱。"（《
费正清自传》中译本309页，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费正清讲了许多教授对这本
书的反感。他说："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一书。一些社会学家称它为一派
胡言，既讽刺它，又为它感到可耻。学者们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
权力，而蒋介石竟公然侮辱他们。"费正清在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对《中国之
命运》我越是仔细地阅读，就越感到吃惊，我从未见过为了政治目的，历史竟会
如此被颠倒。这本书的大部分披着纯历史的外衣，描述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
忧患。帝国主义是一切罪过的根源，例如，中国法律制度无法发展，那是因为根
据条约开放的商埠在法庭审案时作出了如此恶劣的榜样。这本书只是一本小册子
，政治家写出这种小册子实在给人印象极坏。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翻译
此书的人都如同发了一阵高烧。
    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之命运》一书不仅仅只在表达个人的偏见，更主要的
还在于想给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歌功颂德，似乎正因为是他们，才使中国摆脱了
帝国主义的束缚。另一个意图则可能在于希望重新燃起排外主义的火焰，以激起
爱国主义和促使内部团结。
    这里的教授们已十分沮丧，他们预见到了中国将实行警察统治，自由教育将
被夭折，经济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控制。对这种形势的发展，他们显然无
能为力。我则认为，这个政权即便想这样做也将自觉乏力。民心不可侮。因此，
要求加强政治控制的政府与要求国家发展的民众最终将达成妥协。"
    闻一多的生活也是这一时期开始恶化的。抗战开始以后，大学教授的生活当
然远非战前可比，但也大体还说得过去。我们从闻一多1938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注
意到，他的经济状况虽不是很好，但他对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说："据梅校长
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
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得二、
三四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
、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闻一多本来家累就较重，因了抗战的关系
，他的负担就更非一般教授可比了。梁实秋说；"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
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
诉我一些有关闻一多的事，主要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
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象
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闻一多那时共有七个孩子，加上妻子和
佣人赵妈，共是十口人，而这些人都要靠闻一多一个人的收入来养活。
    闻一多到昆明以后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经常要说到钱的事，可见他那时考
虑较多的问题中确实有经济的忧虑。三七年冬天，他给妻子的信中就说；"薪水本
可以领到七成，合得实数二百八十元。但九十两月扣救国公债四十元，所以只能
得二百四十元。"
    他在给大儿子闻立鹤写信时说："十月份薪水条子，昨日才寄到。但我又已将
图章交给叶公超先生，托他在长沙去领去了。我曾托叶先生代寄一百元回来，如
果他能领得现款，想不久你们定可收到。这次仍旧是寄给三伯代收的，因为我不
知道你已经刻了图章。这一百元中应给外祖母二十元，还细叔二十元，算起来所
余并不多，汝可告汝母减省点用，因为这次发了薪水，下次不知道又要等到何时
才能发下。"
    他在给妻子的另一封信中还说："学生将由公路步行入滇，教职员均取道香港
、海防去，校中津贴六十余元，但有多人将此款捐寒苦学生作津贴，此事系公超
发起，我将来恐亦不得不捐出，如此则路费须自己负担矣。"从闻一多的话中我们
可以感觉到他对捐款是有些顾虑了，因为他的经济实在不是很好。
    闻一多后来选择了和学生一起走到昆明去，与他的经济情况很有关系。他在
给弟弟闻家驷的信中说："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
昭伦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 校中本拟发给教员
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
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闻一多入滇之前已给他父亲写过信，说
要乘汽车经桂林去滇，后又在一封信中说"今因费用过钜之故，乃改偕学生步行。
"
    闻一多到蒙自以后他给妻子写信说："蒙自地方很小，生活很简单。因为有些
东西本地人用不着，我们却不能不用的，这些东西都是外来的，价钱特别贵，所
以我们初到此需要一笔颇大的'开办费'。但这些东西办妥了，以后恐怕就有钱无
处用了，归要的讲，我们住蒙自还是比住昆明省。"
    那时为了把家里的人都接到昆明来，闻一多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在给妻子
的信中说："日来正为此事踌躇，同事们也都劝我接你们来，所苦者只有两事不易
解决：一、我自己不能分身，而家中又无人送你们。二、你们全来，盘费太大。
今天接到陈文鉴来信，，其意甚愿来滇复学，万一决定来，你们可以同他一路走
，我只需到香港或海防来接你们，既可省点路费，又不多费时间，岂不甚好。至
于你们的路费，我计算起来，少则五百元，多则六百，数目实可观，然而为求安
全起见，又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我手头还有四百五十元存款，再从朋友处
通挪一点，可以凑足这笔路费。同时四月份薪金不久总可以发下，可做到后生活
费之用。学校经费情形并不算坏，已详前函，你们来后，我与你们吃点苦，断炊
是不至于的。现在同事们的家眷南来者日多一日（最近新到一批，朱佩弦、孙晓
梦、王化成、冯芝生、袁希渊诸太太），学校决不能让这些人饿死在这里。再者
昆明地方生活程度不高，蒙自尤可简省，气候之佳，自不待言。此间雇人不甚容
易，所以赵妈同来顶好，许多太太想由北方带用人来而不可得，，赵妈能来倒是
我们的幸事。"（《闻一多年谱长编》549页）
    一个长期不愁衣食的人，突然到了处处要为柴米油盐发愁时，他的心情会很
坏的，而人的心情一旦坏起来，就很容易偏激。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生活之好，
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教授的最高待遇。1934年11月，闻一多迁入清华新南院72号。
新南院是清华新建的西式教授宿舍。当时住在那里的教授有潘光旦、陈岱孙、俞
平伯、吴有训、周培源、萧公权等人。而闻一多所住的72号院又是新南院中三套
最大的寓所之一。有卧房、书房、客厅、餐厅、储藏室、仆役卧室、厨房、卫生
间等大大小小十四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设备一应俱全，房前甬道两
侧有绿茵草坪，周围是冬青矮柏围墙，草坪中英置一大鱼缸。闻一多的书房宽敞
明亮，四壁镶以上顶天花板的书橱，窗下是书桌。这是闻一多一生生活环境最好
的时候，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做出来的，那年他只有三十六岁。与清
华时代的生活相比，反差之大，不可能不在闻一多的心理上留下一些印象。
    在蒙自的那些日子里，闻一多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快一个月了，
我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
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
从茶戒起。"
    进入四十年代，随着物价的变化，闻一多的生活就更苦了。
    1939年，闻一多一家在蒙自约往了一年，随着物价的上涨，经济上日觉困窘
，生活水平不得一降再降。那时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都要靠买来小麦自磨
自筛，闻一多自己也挽起袖子、长衫参加劳动。为了节约，闻一多吸纸烟也改成
吸旱烟叶子自制的卷烟了。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不已，闻一多每月的薪金不足全家十天半月的开销，
月月靠向学校透支或向友人借债解燃眉之急，生活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为了糊
口，家中除必不可少的衣被外，几乎分批寄卖一空，就连闻一多从北平带出来的
几部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送书的时候闻一多还非常怜惜地说，
将来回北平还赎回来。冬天，出于无奈，闻一多又把自穿的狐皮大衣拿去寄卖，
回家用后就得了重感冒，在妻子苦苦哀求后才追索回来。为了节省开支，十冬腊
月，闻一多率子女到村南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闻一多年
谱长编》593页）
    1941年，闻一多一家迁到了谷堆村，住进一新建成不久的楼房内。门前有一
条小溪，赵妈常驻用筲箕捞些小鱼小虾，和在面里做成饼，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
。因为当时物价已经飞涨，一般公教人员早已是叫苦不迭，而闻一多家里人口多
，生活自可想见。据浦江清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记载，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
同一个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个人只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
已，极清苦。就是这样的生活，每月包饭费还要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钱，
否则的话就要五百元。（《清华园日记》199页，1987年6月三联书店）比起清华
教授初到昆明时物价已经涨了几十培。浦江清说他们请一次普通的客，每人要七
十元，而且只能吃到"汤一、鸡一、猪排一、咖啡、水果、面包、，果酱另加价，
牛油售缺。连筵席捐、小费、纸烟，此餐共费五百元。"浦江清感叹地说："当我
初来昆明时南丰西餐不过三四元一客，菜多，使我饱的吃不下。今旦微饱耳。"到
了1942年，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生活更加困难，可以说到了饥寒交迫，
度日如年的程度。他们时时处于断炊的威胁之中，境况备加窘困。闻一多极力增
加劳动强度，兼课、写文章、做报告，昼夜不停地工作，以求多少弥补一点生活
的不足。朋友们见闻一多如此艰辛，都十分同情，条件好一点的，借钱给他，帮
他解一点燃眉之急，没有条件的，也都极积帮他出主意。但这些帮助都是救急性
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到了1944年，昆明物价还在暴涨不已，闻一多一家生活几乎完全陷入绝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熟悉闻一多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搞过篆刻，建议他从
这方面找点出路。闻一多考虑以后，觉得从事篆刻既可依靠自己的劳动增加收入
，又不失风雅，就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开始挂牌治印。有了这项收入，一家人
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一点改善。关于闻一多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吴晗在《哭亡
友一多先生》中曾有记述，梁实秋对吴晗的回忆也非常重视，他在《谈闻一多》
中引述了吴晗的话来说明闻一多当时生活的窘态。吴晗说："他住在乡下司家营的
时候，一家八口（连老女佣）光包饭就得用全部月薪的两倍，时常有一顿没一顿
，时常是一口大锅清水白菜加白饭。敌机绝迹以后，搬进城，兼了昆华中学的国
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加上刻图章，勉强可以维持。"梁实秋说吴晗的
话没有一点夸张。吴晗还在另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记述了他治印的经过。他
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
到金石文，都下过功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
字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牙章的。刻第一个牙
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
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行手艺吃饭，今天有
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到了
这样一步，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梁实秋说"文人不得已而鬻印，亦可慨已！
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上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
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
    费正清对1943年夏天西南联大教授的心理转折做过一个分析，他认为"最近，
在联大出现一场斗争。根据五月间召开的一次学院会议的提议，西南联大给重庆
方面派去两位代表，要求增加生活补贴，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提出了几
个急待解决的问题。１、粮食补助（米贴）必须按照市场粮食价格发放，，一部
分用现金支付。原来的米贴按官价每担法币９００元发给，而实际上眼下市价已
达到每担法币２４００元；２、工资增长的速度应与当地物价上涨的幅度相符合
，在昆明，工资比原先增加五培，但物价据说已涨了三百培。"（《费正清自传》
３１７页）1945年9月，西南联大校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由陈岱孙提出的议案，他
向政府建议："于战事结束后六个月（即从明年二月起）各级学校教职员薪给之底
薪应增至合抗战前购买力百分之五十之数，战事结束后一年（即明年八月起）增
至百分之百。现行米代金，及一切零星临时津贴，一律废止。上列之百分比，应
以各校所在地物价指数为准，本议案交校务委员会议执行，决议通过。"（《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史料》2卷552页，1998年10月云南教育出版社）从陈岱孙的这个提
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各大学公教人员对于收入的态度，他们对于改善自己待
遇的要求是非常强烈的。
    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经济学家杨西孟在《观察》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九
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他在文章中说："自抗战以来，由于物资
剧烈上涨，而薪津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薪津的实在价值如崩岩一
般的降落。到三十二年下半年薪津的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由三百数十元的
战前待遇降到八元，即是削减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半
年薪津实值盘桓于十元左右，这主要是因为米贴按市价计算的缘故。到三十四年
八月抗战胜利，昆明物价猛跌（较后方其它各地跌的更多），使薪津的实值颇为
提高。随后十月间昆明物价虽回涨起来，但一个月后即趋平稳，并未回复到去年
开月的物价高度。在他方面薪津也略有调整。所以胜利后的一年中薪津的实值颇
有提高，总算是给大家喘过一口气来。"杨西孟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讲述了靠这样
的薪津，那些大学教授们是如何维持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活的。他认为，这就需
要描述怎样消耗早先的储藏，典买衣服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
，儿女夭亡，等等现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蚀资本，而最后的
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了。"（《观察》第5卷3期7页）
    四十年代经济状况的恶化，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理
智多少受到一点影响，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因了个人的处境，难免有些偏激。当
时西南联大的教授，在生活上受到的压力越大，思想也就越容易左倾，越容易偏
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闻一多和吴晗。吴晗那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因为妻子
常年生病，生活也特别困难，这些可能都加深了他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当时吴
晗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同时到了昆明，他弟弟上大学，还有一个上高
中，一个上小学。1937年，袁震姐妹三人也都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水却一天
天减少，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吴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战争情
况越来越不好，昆明受到威胁，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办分校，派我去教中国
通史。因为袁震身体不好，走不了公路。只能乘飞机，来回路费比别人多，把书
籍用具都卖了，弄得贫困不堪。------- 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
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
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
，感慨得很。"（《吴晗自传书信文集》7页，1993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因为自己
和处境太坏，心情难免烦躁，吴晗自己就说过，他那时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最后
发展到了痛恨。讲历史时，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吴晗
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性的政治活动，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他们后来的变化可能
还有更多深刻的原因，但他们在经济上的困境与他们的心理情绪都是有影响的。
许湘江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七七纪念会上，闻先生以响彻的声音，富
节奏的语调，忽徐忽疾地驳斥反动派侮蔑学生运动的谬论道：'有人说，近来昆明
的学生又动起来了，是的，但是为什么？接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
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
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
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闻一多年谱
长编》731页）那时闻一多连自己在三十年代研究学问的事都否定了，可见生活的
重压已使一个中年人难以保持足够的理性。
    1945年6月25日，梅贻琦和朱经农在重庆见到了蒋介石，梅贻琦对当时教授的
偏激，认为是他们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他对蒋介石说："至此余乃谓此数
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
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近代史资料》总70号
199页，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梅贻琦还进一步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认为这是："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
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
。"
    对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贫困化以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这些都是四
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
在这当中，经济的恶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吴晗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
的很清楚："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
。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
吃的人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
字街头。"（《吴晗杂文选》303页，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物质生活的巨大落
差，让闻一多和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完全失去了平衡，他们没有其它的选
择了，只好选择他们后来所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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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痕，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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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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