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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七）/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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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indbill (大风), 信区: Tsinghua90
标  题: 重说闻一多（十七）/谢泳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Sun Dec 24 16:57:42 2000)

                          十七、交友分析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的交友状况，是我们走近闻一多的另一个视角。因为闻一
多的变化除了他自己主观上的原因以外，与他在四十年代所交的几个朋友也很有
关系，因为这些朋友在四十年代都是较为左倾的知识分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罗隆基、吴晗、和华岗。而这三个人恰恰又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罗
隆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对于现实政治最热衷的一个，吴晗是由学者转向
政治而华岗则是职业革命家。
    四十年代在外人看来，闻一多还顶着一个新月派的帽子，其实那时他已与早
年新月派的朋友们很少来往了。我在前面说过，在新月派为人权和国民党抗争的
时候，闻一多倒是很平静。那时他正埋头学问，对于现实政治没有一点兴趣。在
早年新月的朋友当中，对于现实政治真正有兴趣也有能力的是闻一多在清华的老
同学罗隆基。三十年代，对于罗隆基的热衷政治，闻一多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曾
当面挖苦过罗隆基，他的热衷政治是很轻蔑的。对于四十年代的罗隆基，当时的
社会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可以说是有很多说法的，因为在那样的历史关头，罗隆
基的选择对于一些更有历史眼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
受不了罗隆基。
    这一时期，真正爱护罗隆基的还是他早年那些清华的校友，其中最有影响的
就是梁实秋。可以这么说，在罗隆基受到他早年朋友们非议最多的时候，在政见
上和罗隆基根本不同的梁实秋却能公正地看待他。梁实秋在当时的《世纪评论》
上写了一篇长文《罗隆基论》。（2卷15期）对于为什么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写这么
一篇文章出来，梁实秋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应该爱护一个政治上的人才，"世人
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梁实秋说他并不是适宜于写这种文章的人，他的理由是罗
隆基年纪还不大，将来可能会变化，不便加以定论，另外他和罗隆基有三十多年
的交谊，难免不有偏见。但那时社会上对于罗隆基的抨击很多，梁实秋觉得还是
应该出来写这第一篇文章。他说："我觉得社会要培养一个从才很难，而毁掉他很
易，这与政治上的人才为尤然。罗隆基之为人，毁誉参半，我并无意为他分辨，
他自有他的人格与事业在，大家本可自由的予以衡量。不过近来我看见许多文字
与记载，似乎都是恶意的对于罗隆基另以抨击，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他毁掉。一个
人之被毁掉，是一件小事，但是这种风气不好，在一个将踏入宪政时期的国家里
这种风气尤其不好。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轨道的人，愿意看见政治上有各式各
样的人才不断的出现。我们并不愿意看见政治上全是清一色的标准化的人物。各
人的意见不同可以互相批评。但是这批评也似乎应该有一个无形的限度，第一我
们不必以揭发隐私为攻击的手段，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在理论上互相辨驳，我们
不该以各种低级趣味的技巧来毁坏对方的声誉；第二我们的批评应该是善意的，
并不以置对方于绝地而后快。"那时攻击罗隆基的主要是国民党官方的报纸，说罗
隆基的绰号是"玻璃裤子"，南京方面还有报纸在宣扬，说罗隆基"玻璃裤子"也脱
下来了。在昆明时，有人把罗隆基写作"罗隆斯基"，把闻一多写作"闻一多夫"，
对此梁实秋的看法是"我们在政治理论的斗争上不需要这样的幽默。"那时还有报
纸说罗隆基坐了周恩来的浅绿色汽车在南京招摇过世。梁实秋对这种说法也很不
以为然，他说："他坐那辆浅绿色的汽车，我亲眼见过，并不诬他。但是这成什么
新闻呢？浅绿色的汽车，周恩来坐得，罗隆基坐不得？难道一定要达官贵宦的眷
属子弟才可以坐汽车？此事虽小，发布这项新闻的人的心理是很不健全的"。那一
时期北平还有一张小报转载南京一张大报的社论，标题是《驱逐罗隆基出境》，
理由是中共代表已经归返延安，罗隆基已无所附骊，应该追随到延安去作中共的
尾巴。梁实秋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驱逐出境是一种惩罚，罗隆基犯了什么
罪而要予以驱逐出境的处分呢？与国民党一面谈判一面战斗的共产党，其代表周
恩来并不是用驱逐出境的方式而离京的，是用外交的礼貌限期送他出境的。有人
说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这话说得太可怕了。"那时还有人利
用罗隆基的私生活作为攻击他的张本。报纸上也不时有这样的飞短流长。国民党
的一家报纸上还披露了一封罗隆基的"情书"，用以诋毁罗隆基的人格。
    那时很多不赞成罗隆基的人，差不多都说他是投机分子，对于这种说法，梁
实秋说："如果一个人在许多样政治理论当中挑选一种比较的他认为最合理的、最
适宜的、最有实现可能的，而加以宣扬鼓吹，如果这样的人叫作投机分子，那么
我说罗隆基是一个投机分子。如果一个人朝秦暮楚以做官为目的，'有奶便是娘'
这样才是投机分子，那么我可断然说罗隆基不是投机分子。
    据梁实秋介绍，罗隆基二十来所作的政治活动他是很清楚的。在外国作学生
时代，一向是同情于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是深为向往的。孙中山逝世的那
一年，在纽约号召华侨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也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
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罗隆基回国以后
，由于姻亲的关系，他有机会得到南洋巨绅"中山老友"张某的支持而得到官做，
这在许多刚回国而尚无职业的留学生看来当然是难得的机缘，但是张某附加了一
个条件，就是要罗隆基进党──进那个当时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为号召的国民
党。罗隆基毅然拒绝了，他离开南洋，回到上海教书。回到上海以后，罗隆基因
为与一些要人的私交，也有过许多被援引做官的机会，条件虽然没有明说，但还
是以入党为前提，他又毅然拒绝了，回到北平去做新闻记者。梁实秋是罗隆基清
华和留学时代的老友，他所说的事不会是假的。他虽然和罗隆基不是一类人，但
他对罗隆基的评价却是很高的。他说："'同学少年多不贱'，罗隆基始终不曾低头
，他对政治的热情从来不曾减退。他写的无数篇社论，归根到底，不外民主、自
由两大要义。"在政协空气最浓的时候，确有罗隆基要做官的呼声。等到国共和谈
破裂，他做官的希望归于乌有，很多朋友为此而惋惜，但梁实秋并不这样想，他
认为，一个人若忠于他的信仰，若坚持他的抱负，是否出仕，并不重要。假使于
民盟拒绝参加国大之际，罗隆基匹马单枪的跳出民盟，而参加国大，各方面将欢
迎不暇，改组政府分一杯羹亦是意中之事，但罗隆基没有那样做。罗隆基并不是
不想做官，机会到来，他不会拒绝做官的，不过要看在什么条件之下做官而已。
    梁实秋认为二十年来，罗隆基一向是站在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这不是投机。
如果在北洋军阀时代国民党局促在两广州的时候而反对国民党，那也许是投机。
罗隆基和国民党对立，是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在朝者弹冠相庆，在野者阿谀
逢迎的时候。罗隆基以一介书生，胆敢与在朝的革命党政府相抗，果所何恃？果
所何求？这算什么投机？从在上海办《新月》杂志的时候起，他主张的是人权、
民主、宪政、自由、中央地方均权，一直到现，大体上没有变化，他反对一党专
政，他催促颁布宪法，他拥护人权自由，他呼吁缩短训政期限，他鼓吹抗日，他
讥弹贪污纠举亲贵，他重视政协──这种种，都是后来国民党一件一件的说是作
了，多多少少作了，都是认为必须而合理的事。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
话说早了一点。在"以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
；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
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些都可以
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闻一多和罗隆基都是梁实秋在清华时的同学，后来在美国也时相过从，可以
说是好朋友。但梁实秋对他的这两个朋友后来都有一些看法，特别是对闻一多。
梁实秋可以说是闻一多最好的朋友，但对四十年代闻一多的转变，梁实秋是不认
可的。因为在他看来，闻一多的转变有些突然，一个在三十年代那样平静的知识
分子，到了四十年代突然变得那样激进，让闻一多许多清华时代的朋友都不好理
解。三十年代闻一多是不大看得上罗隆基的，但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却又和罗
隆基走到了一起。对于闻一多的转变，当时人们也有一些说法。华罗庚在一篇回
忆文章中说："记得在四四年纪念'五四'的晚会上，一多先生面对反动师生的丑恶
表演，十分愤激，他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从此，他开始由一位诗人、学
者变为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战士了。当时我们仍然住在陈家营，一多先生已经
搬到昆明西城昆华中学去住了。有一次我和他谈起他身上的这种变化，他激动起
来，对我说：'有人讲我变得偏激了，甚至说我参加民主运动是由于穷疯了。可是
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步田地！人民活的这样困苦！我们难道连这
点正义感也不该有？我们不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他又认真地告诉我：'
要不是那些年颠沛流离，我们哪能了解这么多民间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动派这样
腐败不堪？"（《闻一多年谱长编》715页）
    人们常说闻一多后来的变化与他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了解有很大关系，他自己
这样说过，人们也就这样认同了。但我们现在要问，三十年代的闻一多对于底层
人民的生活就不了解吗？对于底层生活的了解有多种方式，我们不能说只有自己
的生活也降到了底层才能对生活有了了解。如果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罗隆
基三十年代就到了底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呢？因为三十年代为人权而战的胡适、罗
隆基、王造时那些人，比之于四十年代的闻一多，从勇气上说一点也不差，他们
那时为人权而战，反对国民党，也是有生命危险的。看来问题并不那样简单。三
十年代闻一多能够在书斋中安心他的学问，只是因为他对于现实政治没有兴趣，
还对于国民党也还有一些好感。
    闻一多在四十年代已经是中年人了，按常理他的变化不应该是突变式的，比
之于吴晗，闻一多的变化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以闻一多的性格论，他是一个非
常正直单纯的人，在为人做处事方面，闻一多无可挑剔，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四
十年代那样激进，而他早年的许多朋友都能表示理解的原因，那时闻一多在西南
联大的教授会议中还是有很高的威信，许多教授们的重要活动牵头人当中都有他
，这与闻一多平时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风度都是有关的，我们从《闻一多年谱
长编》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每次捐款闻一多总是认购最
多的一位，就是在他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在这些方面，闻一多也从来都是委屈自
己。闻一多最困难的时候，以刻图章来补助自己的家用，在浦江青撰写的《闻一
多教授金石润例》后署名的就有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邻、杨
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都是当时西南联大最
有人望的教授。而那时，社会对于罗隆基反倒是有许多说法，就是朋友当中，对
于罗隆基人品的评价也不是很高。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曾对当时民盟的几
位头面人物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谊于实际政治
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
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
观察》第2卷第2期）这是储安平四十年代对罗隆基的评价，那时储安平看重的是
像胡适和傅斯年这样在政府之外保持独立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卷入实际
政治生活的那些人，他的评价一向不高。在这一点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
我们应该说储安平的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尽管罗隆基最终的命运和他没有什么两
样。
    罗隆基曾和他的三位安福同乡被称为是"安福四才子"，因为他们同出于清华
，都成为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这四个人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和作过国民
党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前三位1957年都成了右派，其中罗隆基和彭文应还是五个
未获改正的知名右派中的两位。对于罗隆基在政治上的最终选择，他同时代的朋
友评价不是很苛刻，因为人各有志。但对于罗隆基个人的评价却有不少，这此评
价不一定都准确，但对于了解罗隆基这个人却是有帮助的。我在前面的叙述中，
已经说过了罗隆基的同学浦薛凤对他的评价，也说了晚他一代的储安平对他的看
法。其实那时对罗隆基的评价不止这些。
    还是先从梁实秋说起。梁实秋说："讲到他的人品，问题可多了。许多人批评
他不诚恳，不择手段。当然像张君劢先生那样的憨厚恢宏，或梁漱溟先生那样的
诚恳刚毅，他都相形见绌。他的锋茫也许是太露了，他的性格也许是太急躁一点
，不过在出处大节上他没有苟且过。他急于进取，玩弄手段是有的，但是我还看
不出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行为。我承认他有重大缺陷，他锐利有余，涵煦不足，所
以不容易得人心。他多少年来做政治活动，常是匹马单枪，固然也不乏'同路人'
之类，但多是临时联属，不见得能长久的志同道合。他在才学上，可以领导一个
运动，他在品德上不易笼照一个团体。"梁实秋的这些话是在罗隆基最活跃的时候
说的，没有一点恶意，一个人有长处，有短处，这是梁实秋衡人的前提，在政治
人才极度缺乏的时代，梁实秋认为对于罗隆基这样一个在野的人才，不必过于苛
责，更不能落井下石。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还是有一点气质的，就是朋友之间，批
评起来也是毫不留情。如果说梁实秋对罗隆基的批评还不失君子风度，那么闻一
多的批评干脆就是不留余地了。梁实秋在《记闻一多》一书中曾说到抗战前他在
清华的生活。"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喟然心
伤的，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于安内攘外之义多所敷陈。
一多此时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
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
努生不表同情。"（第103页，台湾传记文学社）闻一多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卷
进政治漩涡中去。他正言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
曰正取，一曰逆取。协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
言耸听，哗从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104
页）当时罗隆基听了情绪很不愉快。
    李璜晚年也专门写文章回忆过他的朋友罗隆基，他对罗隆基的评价是"要谈实
际政治，罗隆基却是一个人才。当然他不似王造时之老实，也与邱大年和梁实秋
两人极全力于纯学术者不类，他又不同于闻一多那样鲁莽冲动，但他能锲而不舍
与那样复杂变幻多端的政局，周旋到底，却为我所不及。惜乎当时执政者，自反
共清党后，太骄谩了，不知网罗人才，像罗隆基这种本是待价而沽的行政好手，
直至抗战之初，始当了一名国民参政员，未能在行政上一显身手，我至今惜之。
罗隆基固不矜细行，然而并不伤大雅，在抗一开始，也如黄炎培一样，罗既已与
国民党比较接近，事事将顺着帮忙政府。我不知何故当时执政者总是有意排斥他
两人。我觉得在重庆陪都时，黄与罗都是行政能手，又都是无党无派，如果政府
表示开明，就用他们两人当一个部长，其发生的作用，必然是很大的。乃硬不愿
笼罗人才，而不借重党外人才，于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于没落，而要想有点作为
，则你不用他，他会自打主意。"李璜是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一
起共事，罗隆基也曾加入过中国青年党，但只填了入党的表格，未经宣誓开会就
自动请求退党了，但他和李璜还交往故，李璜一直认为罗隆基四十年代的转变是
不得已而为之，认为他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国共南京和谈的最后关头，罗隆基还
敢去送梁漱溟、莫德惠草拟的对共产党不利的方案，《黄炎培日记》是这样记载
的：夜九时，偕漱溟、伯钧访周恩来，则已大大生气，绝对不愿再谈，无已嘱其
用冷静头脑复加思考，时日再议。"虽然最后第三方面收回他们的方案，但从中可
以看出在抗战以后，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国家和平的努力。关于第三方面最后撤回
方案的情况，《黄炎培日记》中的记载较为可信，他说："10月28日，------ 下
午四时，小睡初起，漱溟奔告恩来接阅后大大生气。顿足而哭，认东北两点，大
不得了，东北从此无宁日。余乃偕漱溟往梅园，知形势不对，拉李璜、罗隆基共
向孙哲生处收回原件，更拉莫德惠四人同行，至政府诸代表正会商此件，乃向索
回。共方及马、司均向索回。"（《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增刊第5辑，第124页、
125页，中华书局1979年）为此事李维汉大骂："罗隆基，你不是人"。（李璜《谈
王造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
    1947年10月，郑朝宗先生写过一篇《记罗隆基》的文章，和罗隆基比起来他
也是晚一辈的人了，他在文章中说："我只见过罗先生一面，那天是'五四'纪念日
，学校请他来讲演。他的仪表我已记不清楚了，似乎是中等身材，近视眼，穿着
纺绸长衫。他的口才自然极佳，但还比不上他的文章。我感到惊奇的是，学校里
的教授们对他很冷淡。他是我们的老校友，有许多教授还是他的同级生呢，何以
如此薄情，我不理解。后来听吴宓先生说，此人'不大忠厚'。这四字很笼统，我
也不曾进一步去调查过他的'不忠厚'的具体情况。但十余年来，以忠厚自命的老
大哥们"抟扶摇而直上'者为数已不少，这位被目为'不大忠厚'的罗隆基同学却仍
保持《新月》时代的故我。不知这是由于把身价提得太高的缘故呢？或者真的有
什么特殊的抱负而轻易不肯降志辱身？有一点确是明确的，像罗先生这样的人最
好一辈子莫上台，因为让他留在台下，至少还可以叫台上的人觉得头痛，万一他
自己也上了台，那恐怕要轮到台下的人觉得头痛的了。"（郑朝宗《海夫文存》第
32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郑先生是一个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但他在四十
年代未对罗隆基的这个看法，今天也还是很有见地的，他对罗隆基没有成见，只
是凭自己的直感来说话，他的那种感觉和其它那些说罗隆基的朋友，在看出罗隆
基的特点方面，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
    对罗隆基的评价中有一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有关罗隆基的婚姻。吕
孝信在他回忆王右家的文章中曾说过，罗隆基在爱情问题上是一个多元论者。（
《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传记文学》第23卷第6期第39页）李
璜说"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
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
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36页）沈云龙在他的回忆
录中也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
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
生活，自难维持长久。"（《传记文学》第39卷第3期第53页）这些都是真实的，
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说过，他和张舜琴早晚是要分手的。他在给徐志摩的一
封信中说过"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嘉坡，暂分开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
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70页）罗隆基个人的
婚姻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外人不好多说什么，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他在婚
姻上的选择，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他的清华校友潘大
逵说："当时我们在王造时家见面的时候较多。他经常偕同王右家小姐（亦曾在美
留学）一道前来。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
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他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份
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
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
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
。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
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风雨九十年》第57页）罗
隆基与王右家的婚姻没有维持下来，后来他们也还是分手了，此后罗隆基就没有
再娶，他和浦熙修也没有结婚。据潘大逵回忆，关于和异性朋友结交的事，罗隆
基曾和他作过几个小时的长谈。从在美国时与异性交往谈起，一直谈到1949年后
。潘大逵说："我知道他虽然有过两次离婚，但都光明正大，没有干过欺骗和侮辱
女性方面的事情。合慢留，不合则去，光明磊落，从无背信弃义之举，就是多有
几个女友，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这有什么可以'非议'呢？"（58页）罗隆基一
生无儿无女，他的晚年是在凄凉中过完的。
    这些朋友们对罗隆基的看法，闻一多不会不知道。在清华、在美国的时候，
他对罗隆基也不是不了解。可到了四十年代，闻一多和他早年的新月朋友们开始
疏远，但和新月朋友当中最为热衷现实政治的罗隆基来往较多，这和早年闻一多
的气质是不相近的，不说为人，就在婚姻问题上，闻一多和罗隆基的价值也相去
何止千里，闻一多的婚姻虽然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闻一多一生在这个问
题上的态度和胡适完全相同，他们都是在理念上非常现代，而在行为上又很传统
，闻一多是艺术气质很重的人，但在这样性格的人身上，有那么重的家庭观念，
有那么对于婚姻保守的态度，在闻一多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凡是在婚姻上保守的那些人，他们的人格也最有
力量，在这一点上，鲁迅就不如胡适。婚姻虽然是个人的事情，无所谓对错，也
无所谓高下，但在旁人看来，个人对于婚姻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
人的人生态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总体上说，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不
如新月知识分子。不说其它，就是单从对婚姻的态度来说，闻一多也很难认同罗
隆基。
    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因为对于现实生活过于失望，他也就改变了自己一向裁量
人物的标准，只要对现实不满，只要是在政治选择上和自己一致的人，就都能走
到一起。罗隆基是闻一多进入民盟的介绍人之一，如果我们回想三十年代在清华
闻一多当面对罗隆基的那些批评，而再想到四十年代这个人恰恰成为了他思想转
变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人，这是很让后人深思的。性格和气质截然不同的人，在一
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居然能那么心甘情愿地走到了一起，在闻一多一生，这样的事
还不止一件。闻一多和吴晗的交往也有类似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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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痕，真水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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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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