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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CanonFan (EOS 1V), 信区: other
标  题: 最后的熊猫（3）
发信站: 听涛站 (2001年05月19日09:29:32 星期六),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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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熊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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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千年后的今天，
　　在我身上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
　　仍如同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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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棚最初那几个月，我一直很紧张，有点心不在焉，担心中国
人会突如其来终止熊猫计划。一九八○年六月签署联合协议，似乎可
喜可贺。但是那时双方误会已深。欠缺外交手腕，加上世界自然基金
会反应迟钝，已经使参与这项计划的三个中方机构，对计划产生怀疑。
他们之间有激烈的争辩，有人要取消，有人要继续。妥协之下，他们
决定邀情世界自然基金会开会，讨论他们的忧虑和疑问。这次会议在
一九八0年十一月召开，也就是我开始田野工作的前夕。
    我原本计划在十一月二日离开我位于康乃狄克的家，前往中国，
因为行动计划中规定，卧龙的田野工作必须在十一月特定的某一天展
开，但十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通电话，说是因某些
问题，中方要求把计划延后。但到了十一月一日，我又接获通知，叫
我照原定计划赴北京开会。可说从一开始就问题重重。
    第一次会议只有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办公
室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团包括德黑斯、哈尔、南西和我。马克
（哈尔之名）负责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事务。中方以环保办公室的
高级官员曲格平为主，还有两名翻译；但是六月以前为这件事出了不
少力的马焕琴却不见了。会议很拘束。中国人在自己人中间可能会表
现强烈的情绪，但跟外国人打交道，双方都表现得很克制。反正会议
气氛极为冷淡，曲格平详细说明各种问题，有的微不足道，纯属误会。
例如，外国人提出要求时，中国人着直截了当答“不行”，就是失礼，
所以他们可能会微笑点头说“好的”，意思是“好的，我们会考虑”，
或“好的，我们原则上同意”。如果双方都不了解这种文化上的微妙
差异，就注定要搞拧事情。
    重大问题之一在于宣传。曲格平指出，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这件事
的漠视，“伤了中国人的感情”。一九七九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宣布
熊猫计划时，没有知会新华社。报纸上的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世界
自然基金会是独力在“救援熊猫”，基金会未免太过自吹自擂。最近，
熊猫计划虽然还没有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又一再坚持，要求拍摄一
部熊猫影片，中国人更加提高警觉。他们不仅认为这样的要求言之过
早，而且开始怀疑基金会的动机。这计划是不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牟利
的商业与宣传行为？我想其中可能还涉及儒家传统不邀功、先做后说
的习惯。我可以了解世界自然基金会对这个计划大肆宣扬的意愿。至
少有三个机构在研究熊猫上竞争，一个由基辛格在后面推动；邓小平
也已答应美国前总统福特所提，由他的儿子跟美国电视网合作拍摄一
部熊猫电影。但每次会议讨论筹募资金的活动时，世界自然基金会始
终没有说清楚，中国会得到什么好处。足证他们的“不小心”——中
国人很喜欢用的一个字眼。
    德黑斯就趁这次会议，介绍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几个募款计划。
这个基金会积极追求它本身的利益，在合作计划中又不愿分享功劳，
已造成其他地区较保守的组织不大愿意跟它联手，我感觉到中国人也
开始对它不信任。德黑斯说，要铸造印有熊猫及其他中国境内濒临灭
绝物种图案的金币。另外还要印制有这些动物的邮票，他取出几套邮
票样本。中国人厌烦的面孔板得更紧。一名翻译指着邮票上的中国字，
惊呼道：“这儿写的是台湾！”这就是不小心。
“不习惯”成了藉口
    虽然当年六月，四位环保办公室官员曾应世界自然基金会之邀，
赴欧洲参加该基金会的年度大会，井出席行动计划议定书的签署典礼，
但是另两个合作机构，林业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官员都没有被邀请，这
一轻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欧洲时，中国代表团领队李超伯被要求
不仅签署我们合力究成的协议，还要签署新的“澄清已同意的承诺”
和“澄清程序”的附录。这些文件是律师为了避免漏洞，确保万事十
拿九稳而拟定的。史考特爵士、南西和我，都曾反对该附录，但是无
效。支持附录的人如果读一读柯慈（Austin Coates）一九六八年初
版的“我是满大人”（Myself a Mandarin）一书，或许可以得到一
点启示：“西方人坚持取得确凿的事实，凡事要求精密的定义，归纳
出绝对的结论，在中国只能保留95%到98%。要求精确度超过95% 的西
方人使人厌烦，要求到98%以上，就是粗鲁无礼。本文认为不可或缺
的打合同、发誓、赌咒之类的形式，在中国——即使非用不可——所
受的重视也不能超过95% ，因为它们都要求绝对；对中国心灵而言，
绝对根本是荒谬，它根本不存在。”
    李超伯省略了标准的中国程序，签署了附录，或许是为了替世界
自然基金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留面子。但这么一来，他自己和他
的代表团就受到了羞辱。北京仔细分析附录后，认为半年期的财务报
告中包括“发票、收据”，对中国的尊严是一大污辱，也是不信任
的表现。李超伯签署前未获领导批准。代表团回到中国后，基金会赠
送的手表、照片、及其他礼物全被没收。正如古代送坏消息的信差会
被砍头，负责翻译附录的马焕琴被降级。中方拒绝认可已经签署的协
议。
    德黑斯为使李超伯陷于“尴尬处境”而道歉，并撤回附录。轮到
世界自然基金会没面子了。
    曲格平在十一月的北京之会上，对我们透露：“其他人主张大
熊猫的合作就此结束，但李先生和我再三游说他们跟你们合作。”涉
及熊猫计划的中方机构之间，显然有不同看法，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不
小心，成了内部冲突的籍口。 第二天的会议，三个机关的人都到
齐了，林业部、科学院和环保办公室，包括张树忠、金鉴明、王梦
虎、朱靖等。曲格平提过的问题又重述一遍。然后中科院的朱靖让基
金会大吃一惊，他要求所有未来研究中心可能需要的仪器设备，那一
定要立刻做决定，并达成协议。中国人似乎担心基金会收回承诺。他
说：“我的初步清单是根据过去的工作经验拟定的。这份清单是临时
性的，而且不完整。”
    我看着清单，心中的震惊，就像突然发现拿在手中玩的温和的蛇
竟然有毒一样。它看起来就像一份高科技设备目录：原子吸收光谱仪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er）、隔热热量计
（adiabatic bomb calorimeter）、电泳（electrophoresis）、冷冻
离心机（refrigerated centrifuge）、声音摄谱仪（sound
spectrograph）、可见双光束光谱紫外线光度计
（visible double-beam spectro ultraviolet photometer）等等。
更有甚者，清单上还包括夜间电影摄影机、环境控制室以及热气球。
我甚至不知道某些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但是我看得出来，两个热气球
是荒谬的要求，它们在崎岖多雾的山岭里，根本派不上用场。这份清
单是急就章，有人画掉原来的数字，任意把各个项目的数量改成两倍
或三倍。两个环境控制室？很多北美洲的大学连一个都没有呢！但若
干必备的器材却付诸阙如。
    十一月要讨论器材，我们完全没接到预告。我五月离开的时候，
他们还要我提供研究中心设计上需要修改的细节。我把这方面的资料
带来了，指出化验过程所产生的毒性烟雾，需要准备面罩和排废气的
管道，我已经给过一个中国人一份相关的书面资料，但后来我才知道，
资料被他压住了。由于中国人一向器材短缺，我可以同情他们的欲望，
但现在已远超出实际需要。我们的行动计划并无不当，而我们希望在
田野中完成的目标，就我所知，也并无不当，但合作精神中某种无法
界定的东西已完全崩溃，双方都难辞其咎。
    这一天，以及后来几天的会议中，中国人提的要求几乎没有谈判
的余地。他们一意孤行追击问题，用的几乎是西方的线性逻辑。
    张树忠说：“原则和细节应该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可分割。原则
就是研究中心需要必须的器材。细节就是器材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王梦虎说：“器材会根据需要购买。需要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合
作研究计划需要器材。”
    有一次，我把研究中心称作田野工作站——脱口道出我心目中认
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效果当然适得其反，我们又浪费了好几个小
时向中国人保证，基金会不会取消建设研究中心的承诺。
    有次朱靖用中文跟他身旁的人说：“或许我们该延后跟外国人合
作的事。”其他人强作客套，挂着官式的微笑。
    相互不满滋长，计划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德黑斯重申：“再讨论器材也不会有结果的。夏勒（本书作者）
建议过，未来添购器材应该咨询专家。议定书或行动计划里都没有规
定现在就要详细讨论器材问题。我们不准备现在做这件事……我们不
能答应这么做。将来实验室的每一件器材我们都要了解。”
    基金会必须采取保守的立场：“把有关器材的决定，延到有机会
咨询实验室生物学家，各种生化、放射免疫测定，以及其他工作可能
需要什么为止。”我的知识不足以在这种事上帮忙，我也不鼓励购置
我认为没有必要、不适合卧龙状况的器材。最后同意二月中旬再开一
次会，讨论器材问题。
    会开到第九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会前，马焕琴作了一次象征式
的露面。她不大开心，见到我时，眼睛还泪汪汪的。几天来工作得很
努力的翻译员沈建国，是个很活泼而讨人喜欢的人，那天却显得特别
严肃。没来由的拉起我的手拍拍。究竟怎么回事？
    会议开到中途，我问：“十一月到五月的计划是否照预定计划进
行？”我关心的是这个冬天的田野工作。行动计划标明，第一期研究
应该在十一月开始，持续到五月。现在已经十一月二十四日了，大家
要遵守协议吗？
    王梦虎说：“行动计划里写的都算数。”这答复对我们原来的进
度有利。
    朱靖反对：“夏勒应该回去跟专家讨论器材的问题。”
    张树忠有第三种意见，他递给我们一封信，表示了两个政治派系
的折衷条件；田野调查可以开始，但如果基金会不能在一月提出一份
器材建议清单，就必须停止。
    德黑斯答道：“我要你们保证，从现在到五月，工作会一直持
续……如果你们不保证能做到五月，倒不如根本不要开始。”
    德黑斯的最后通牒使一直处于守势的我们，士气大振。我们一直
受操纵，被对方耍得团团转，中国人玩他们的官僚游戏，我们只落得
在谈判中苦苦哀求。现在下一步怎么走，全看中国人出招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十一月三十日，小沈和我奉准离开北京，坐火车赴成都，我们像
逃犯一样，大清早出城。这虽不尽符合行动计划原定进度，至少精神
未失；至少在目前，张树忠的观点占了上风。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冲积平原上，因土质呈红色，也称做“红盆
地”。这儿是全中国最肥沃的农业区，也是省内一亿一千万人口大部
分人的家乡。德国摄影家芮啸风（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一
八七○年来到成都，它已“名列中国最大的都市，文风鼎盛，气质典
雅，无出其右者……所有茶馆、客栈、商店、民宅，墙上都挂满绘
画……碑坊上的完美艺术成就，令来往商旅都赞叹不止……但最能呈
现这座城市文明修养的，是当地居民彬彬有礼的态度，在这方面，成
都府遥遥领先中国其他地区”。
    一百年造成不少变化。成都现在是一个四面发展、饱受污染的城
市，笼罩在永远灰沉沉的天空下，当地人说，现在狗看见太阳，都会
吃惊的狂吠。虽有两千年历史，但市内除了几座寺庙，没什么足以吸
引观光客之处，主要因为旧城在明朝末年的农民暴动中烧掉了。我每
次到成都的固定住所锦江宾馆，是一幢史达林式的庞然巨厦。虽然四
川菜世界驰名，但这家旅馆的一大特色就是供应全城最难吃的食物。
想吃得简单又价廉物美，街上有摊贩和很多家精致的小餐馆，以担担
面或麻婆豆腐见长。唐朝大诗人李白曾写过：“蜀道难，难于上青
天。”一千多年后，他的话在我身上还像预言般适用，不过，能来到
这儿，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拜访熊猫母子
    因为我还没有获准开始工作，到成都的第二夭，我去成都动物园
看熊猫。一共有九头，关在一幢合格的建筑物里，还有户外活动空间。
园中四头母熊猫，有一头自然受孕，还有两头四月接受人工授精。人
工授精后，名叫美美的那头，经过一百五十六至一百五十九天的怀胎
期，于九月二十日产下两头小熊猫（死了一头）。熊猫一胎可以生产一
到两只幼犊，但它们通常只照顾老大，任凭另一个幼儿死亡。一九八
○年，一共有二十三头小熊猫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诞生。除了墨西哥
市查普特佩克（Chapultepec）动物园的迎迎, 其他全都是在中国大
陆的动物园里。我迫不及待要看看熊猫宝宝的模样。我被带到用草席
遮挡着，不给一般人看的笼子前面，特准瞄一眼美美和她的孩儿，一
头名叫蓉生的小公熊猫。她坐在角落稻草铺的床上，摆出熊猫典型的
懒洋洋姿势，翘着后腿。蓉生躺在她面前的稻草上，体积和外形都很
像一只大胖猫，他才两个半月，勉强会爬，看起来就是一件会动的玩
具，惹人想抱。
    我请求每天来观察一会儿蓉生的情形。动物园主任不许我进入中
国研究人负工作的温暖的建筑物，但至少让我站在寒冷的参观区。我
观察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美美时常替蓉生梳毛，添拭他的肛门，把
他的尿与粪都吃下去，藉此保持巢内简洁。我也注意到，蓉生白天只
吃一到两次奶，每次大约十到十五分钟。这些细节有助于我们阐释以
后在野外的观察所得。我人在寒风中，美美与蓉生之间的母子亲情却
令我倍感温暖。我有一天的笔记可以为证：
    一○四二（注：“指早上十点四十二分）。她站着，把蓉生的上
臂含在口中，同时把他抱在怀中，坐下，搂着他，轻咬他的腿，好像
在逗他玩。舔完他的肛门，他就从她的肚子滑到草堆上。
    一四○六。美美仍然躺着，把蓉生抱近，用鼻子揉他的头部与胸
部；他张开嘴，抓她的脸；她又用鼻子揉他的上臂、脖子、头部，舔
他全身和爪子——不是梳理毛发。而似乎是刺激他——共十一分钟。
    同时，在北京的中方领导人间，有关熊猫计划前途的论争仍在继
续。我在成都等了三个星期，终于获准前往卧龙，开始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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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听涛站 tingtao.dhs.org·[FROM: 匿名天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