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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uller (胖胖熊), 信区: other
标 题: 双螺旋——发现DNA结构的故事(8)
发信站: 听涛站 (2002年01月03日20:54:35 星期四),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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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住在克莱尔(c1are)学院。我一到卡文迪什,佩鲁兹就把我当作研究
生塞进了克莱尔。要我再拿个博士学位当然是件荒唐事。可是有了这个借口,
我才能在学院有个栖身之地。这一安排,使我感到既诧异又高兴。这不仅是因
为它位于剑桥,院内有个精致的花园,而且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是我
以后才知道的。
原来安排我去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基督(Jesus)学院而无法脱身。
当时佩鲁兹和肯德鲁认为我无法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一所规模较小的学院接受
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说来,这类学院的研究生要比声望高的三一学院、国王学
院等学院少。于是佩鲁兹去询问物理学家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他所在
的这个学院是否有空缺收留学生。他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成员。次日,威尔金森
来告诉我说,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说我应约定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
然而,我后来与这个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我就决定另找门路了。他们
之所以只有为数很少的研究生是与它那令人生畏的名声分不开的。这个学院不
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作为这个学院的一个成员,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交
付学费,但是为此而破费的博士学位我却是永远也不会得到。而克莱尔学院古
典学派的指导教师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外国研究生们描绘了一幅更为
绚丽多彩的前景,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到该学院居住。此外,我还有
可能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几位美国研究生。
不过,在剑桥的头一年,我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其实并没有
领略到多少学院生活。到克莱尔学院以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才发现几乎
每天晚上供应的都是一些难以下咽的褐色浆汤,多筋的肉丁和味重的腊肠一类
的食物。把这份饭菜强咽下肚要十到十二分钟,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很
难和谁会面交谈。在剑桥的第二年,当我迁入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的R号楼梯
间宿舍时,我仍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whim)饭店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学院食
堂晚得多。只需化上三先令六辨士,我就能拣上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阅读《泰
晤士报》。而这时,往往有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也在那里随便翻阅
《每日电讯》或《新闻年鉴》。
在镇上吃一顿称心的晚餐可就更加麻烦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我才去阿
茨(Asts)或巴斯(Bath)旅馆就餐。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不邀请
我去吃晚饭,我只好去当地印度人或塞浦路斯人经营的饭店, 吞下他们给我端
上来的好似毒药般的饭菜。
到了十一月初,我的肠胃终于无法忍耐,几乎每晚都要剧烈地疼痛起来。
用发酵苏打和牛奶交替治疗也无济于事。尽管伊丽莎白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
的事,我还是到阴冷的三圣街当地一家私人诊所去看看病。我欣赏了一会儿诊
所内墙上挂着的器官模型,接着就被一张开有一种饭后服用的白色药水的处方
打发走了。我差不多服用了两个星期,药水服完后,我怕自己患了胃溃疡,于
是又去那家诊所。可是,我这么一个外国人持久的胃痛并没有博得医生的同情,
结果只好再次带着同样的处方去三圣街配那种白色的药水。
前不久,克里克夫妇的住处已从“碧斋”迁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
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底下几层那些令人沉闷的墙纸已经剥落。一天晚上,我
来到他们新购置的那幢房子里,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天来减轻我的胃痛。奥迪尔
正在为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来一
杯热牛奶。起先,我们谈起彼得如何垂青于佩鲁兹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
(Nina)的丹麦姑娘的趣闻,接着又扯到了我如何才能和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
高级旅馆的那位普莱尔(Camille Prior)老妈拉上关系的事。其实,她那儿的伙
食并不比学院食堂的好多少,可是那些来剑桥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却又是另外
一回事。
在“老妈”那儿吃晚饭的要求是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奥迪尔和克里克
都认为要想在她那里谋一席之地最好的借口是提出跟她学习法语。她过世的丈
夫在战前一直是法语教授。要是她对我中意的话,她就可能邀请我去参加一次
酒会,并同那些法国姑娘们见见面。奥迪尔答应替我打电话联系,看是否可以
安排我去学习法语。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满心希望我的胃痛从此会好起来。
回到卧室后,我知道上床之前,这房间是不会暖和的,就点起了火炉。我
的手冻得捏不住笔,只得挤在壁炉边上取暖;幻想着怎样才能把几条DNA链
以一种完美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是,没有多久,我就不想在分子水
平上打圈子了。我想做点省力的事。于是,我就阅读起有关DNA、RM和蛋白
质合成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化方面的文章来了。
实际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
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可能作为合成蛋白质的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
利用海胆作实验也得到一些含糊的资料,据说DNA可以转化为RNA。可是我
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证眀DNA分子一旦合成,则是非常稳定
的。基因永存的想法听来似乎有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幅条幅,
上面书写着“DNA->RNA->蛋白质”。在这里,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而只表
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顺序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顺序。
我进入睡梦的时候,沾沾自喜地觉得已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
系。可是起床穿衣时,一阵寒冷袭来又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标语式的口号不能
替代DNA结构。我们要是解决不了DNA结构,在附近的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
那些生化学家们就会认为,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
义。更加糟糕的是,尽管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超螺旋结构了,我也不再研究
细菌遗传学了,我们仍然在一年以前的原地踏步不前。在伊尔饭店吃饭时,大
家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我们还偶尔提到基因问题。
有几次散步时又谈到了DNA,我们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回到办公室,我
们竞又忍不住地摆弄起模型来。但是克里克几乎立刻发现,曾经引起我们一线
希望的那种推论其实仍旧无济于事。他于是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质X射线
的图谱,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离不开这些图谱的。我独自常常坚持工作半小时
或更长的时间,但没有克里克喋喋不休的议论和鼓励,我显然是不能解决DNA
的三维结构问题的。
鉴于上述情况,我和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的肯德鲁的研究生彼得合用一
间办公室,也就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当研究工作不得进展时,有彼得在
场,我们也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的女孩子的操行大加评论,进行一
番比较。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悠然走进办公室,他脚搁在桌子上,脸
上竟流露出一种和他那张动人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的龇牙咧嘴的笑容。他手里
拿着一封美国来信,这封信是在他回彼得豪斯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信是他父亲写的,除写了一些家庭琐事外,信中有一条是我们长期以来害
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已经搞出了一种DNA结构。至于详细情况,信中
却一点也没透露;因此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的时候,我们越看越
泄劲。克里克在房间里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希望凭借着一种智慧的灵感,把
鲍林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一想象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这样,
要是我们和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们也就可以和他享受同样的荣誉。
可是,一直到我们上楼吃点心,告诉了佩鲁兹和肯德鲁这一消息时,我们
依然是一无所获。布喇格也来呆了一会儿。我们谁也不想出“风头”,告诉他英
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肯德鲁还想给
我们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见过威尔金斯
和罗西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内心里却有一种感觉,事情恐怕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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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从帕萨迪纳没有传来什么新的消息。如果鲍林确实找到了令人振奋
的答案,那就不可能长期保守秘密。他的研究生中总有人知道他搞的模型是个
什么样子。如果他的模型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话,消息很快就会传到我们这里。
就算鲍林的模型在某些方面与DNA的正确结构非常相似,但在探索基因复制
的奥秘方面,看来他仍处于劣势,因此,我们又逐渐地振作起来。此外,我们
对DNA的化学性质研究得越多,就越发不相信象鲍林这样一个对金氏学院研
究小组的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居然能够攻克DNA结构这一难题。
我经伦敦去瑞士,准备到那里滑雪度过圣诞节的假期。这时,威尔金斯听
说鲍林正在他的牧场上消闲。我原来指望鲍林全力研究DNA,会使威尔金斯产
生一种紧迫感,从而向克里克和我求援。但是,即使威尔金斯担心鲍林可能夺
走诺贝尔奖金,他至少表面上并无丝毫的流露。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罗西
在金氏学院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她已经告诉威尔金斯,想在不久就转到伯克
贝克学院贝纳尔实验室去。然而,使威尔金斯惊喜交集的,还是罗西表示她将
不再把DNA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她在这儿的最后几个月里,想把她目己的
研究成果整理成文,以供发表。这样,由于罗西不再碍手碍脚,威尔金斯就能
全力以赴地对DNA结构进行研究了。
一月中旬,我回到剑桥后就马上找到彼得,间他最近的家信中都讲了些什
么。他说,信中除了有一则关于DNA的简略消息以外,其余都是一些家庭琐
事。这仅有的一条消息并不能使人放心。实际上,鲍林的一份有关DNA结构
的手稿已经完成,不久就会将副本寄给彼得。不过,他的模型究竟是什么样子,
至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来。在等待这份手稿的日子里,为了松弛一下神经,我
着手起草了一篇有关细菌性行为的文章。我在瑞士策尔马特(Zermatt)滑雪度
假后,曾对住在米兰的斯佛扎进行过短暂的拜访。这次访问使我相信,我关于
细菌如何交配的推测看来是正确的。我怕利德伯格也会很快发现这种现象,于
是就想和海斯联名发表文章,尽快把这一事实报道出去。可是在二月份的头一
个星期,我们的手稿还没有定稿,鲍林关于DNA结构的文章却已经寄到了大
西洋彼岸。
确切他说,两个副本是寄到剑桥的,一份是寄给了布喇格爵土,另一份寄
给了彼得。布喇格收到后,即把它搁置一旁。他并不知道彼得也有一本,所以,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将他收到的手稿送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如果送去,克
里克肯定会看见,那他准会又要去干他的那些白费力气的工作。根据现在的日
程计算,如果克里克的论文能按期完成,那么布喇格忍受他的笑声只不过剩下
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然后,克里克将远在布鲁克林工作,他就会有一年时间的
绝对安宁。
就在布喇格爵士考虑是否应该去冒此风险,惹得克里克不安心他的论文工
作时,我和克里克却在仔细研究着彼得午饭后拿来的那份副本。彼得进门时,
脸上流露出有要事相告的神色。我的心一沉,唯恐他会告诉我们说一切都完了。
他见我俩都显得急不可待,就马上告诉我们:那个模型是一个糖和磷酸骨架为
中心的三条链的螺旋。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觉得这个模型和我们去年中断那
个如此相象,要不是布喇格爵士阻拦的话,也许我们早就因此项伟大发现而扬
名天下了。没等克里克提出想看看那个副本,我就抢先从彼得的外衣口袋里把
它抽了出来,急切地翻阅起来。摘要和前言我是一瞥而过,目光随即就停留在
那些显示基本原子位置的图表上了。
我很快就觉察到他的模型有点不对头,可又指不出错在哪里。我又仔细地
把示意图研究了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鲍林的模型里的磷酸基团没有离子化,
而每一个羟基都含有一个相连的氢原子,因此就没有净电荷。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鲍林的核酸根本就不是一种酸。而且,不带电荷的磷酸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偶然现象。模型中三条相互盘绕的多核苷酸链是由氢键相连的,而氢则是氢键
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氢原子,多核苷酸链就会立刻松散开来,结构也就不复
存在了。
我的核酸化学知识表明,磷酸基团决不会含有相连的氢 原子。迄今为止,
对DNA是一种中等强度的酸的说法,没有人表示过疑问。因此,在生理条件
下,总有些钠和镁之类正电离子中和它们附近带负电的磷酸基团。要是氢原子
同磷酸紧密相连的话,那么,我们关于由二价离子把多核苷酸链联在一起的推
测就失去了意义。可是鲍林——这位世界上公认的最敏锐的化学家却得出了相
反的结论。当克里克也同样对鲍林古怪的化学知识感到惊愕时,我开始松了一
口气。那时我知道,鹿死谁手,依然难以逆料。至于鲍林为什么会误入歧途,
我们一无所知。假如一个学生犯了同样的错误,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根本不配在
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习。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担忧起来,鲍林是否对大分
子的酸碱性质进行了革命性的重新估价,并据此制作了这样的模型。可是,这
篇文章的腔调又与化学理论中这方面的进展背道而驰。对第一流的理论性突破
保密是毫无理由的。相反的,要是鲍林真有了这种突破,那他早就该撰写两篇
论文了;一篇报道他的新理论,另一篇介绍如何应用这种新理论来解决DNA
结构问题的。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的谬误要想保密是办不到的。我马上直
奔马肯姆的实验室,一方面是要赶快报告这个新闻,另一方面也是想进一步证
实鲍林的这个化学理论确实古怪反常。一个大人物居然也会忘记化学基本常识,
对此,他和我预料的一样,也感到好笑。他不禁又讲起剑桥另一位显赫学者也
同样丢丑的笑话。接着,我又跑到有机化学家那儿,他们告诉我,DNA当然是
一种酸,这使我再次感到宽慰。
用茶点时,我回到卡文迪什。克里克正在和肯德鲁及佩鲁兹说话。他说,
大西洋这边(英国)的人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一旦鲍林觉察自己的错误,他
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他一定会重整旗鼓,直到搞出正确的结构为止。目前我们
迫切希望的是,鲍林的同事只顾得比以前更加敬佩他的才能,而不去对他的模
型细节仔细地进行探讨。鲍林的手稿已经投寄《美国科学院院报》。所以,最迟
在三月中旬,鲍林的文章就会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因此,他的错误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样,等鲍林回过头来再全力研究DNA结
构时,我们已争取到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
按理说这件事应该提醒一下威尔金斯,可是我们没有立刻给他打电话。因
为克里克的话讲得太快,在尚未听到鲍林的谬误被彻底揭露,威尔金斯就会中
断谈话。既然几天后我要去伦敦会晤海斯,那么由我亲自把文稿带给威尔金斯
和罗西,岂不更好!那天连续几小时的紧张情绪,使我们无法继续工作下去,
克里克和我于是索性前往伊尔饭店。那儿晚餐刚开始供应,我们就坐下来为鲍
林的失败干了几杯。我还一反常态,没有点雪利酒,而是让克里克替我要了杯
威士忌。尽管我们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鲍林毕竟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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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
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
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迳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
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
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象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
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
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
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耍着玩呢。于是,我只
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
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
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
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
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
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
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
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苷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
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注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
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
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
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
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
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
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
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
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
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
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
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
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
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
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
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
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
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
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拆磨。他现在完全可以
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
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 On)的协助
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
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
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
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
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
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
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
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
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
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
“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R.D.B.Fraser)很
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
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无容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
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
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
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
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
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
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份嘲
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象
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
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
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
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
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度时期,他也
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
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
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
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
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
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
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
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
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
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
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
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
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
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
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
DNA样品的合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
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
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
现的。
--
- Et le Poète dit qu'aux rayons des étoiles
Tu viens chercher, la nuit, les fleurs que tu cueillis ;
Et qu'il a vu sur l'eau, couchée en ses longs voiles,
La blanche Ophélia flotter, comme un grand l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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