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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herman (hehe), 信区: other
标  题: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3
发信站: 听涛站 (Thu May  4 22:36:55 2000), 转信

石敬瑭　张邦昌　刘豫

　　五代时的石敬瑭，是另一类汉奸。他向契丹乞兵灭後唐，建後晋称帝。为了达
到目的，许诺事成之後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并以父礼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
当「儿皇帝」。其部将刘知远劝谏：「称臣足以，何必称父；赠以金帛可矣，何必
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听从，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国皇帝，国号晋。史
称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国北方的门户大开；每年还要向契丹输绢叁十万匹，造成
国力衰弱。石敬瑭在位仅六年而死，侄石重贵即位，两国关系终於破裂，耶律德光
大举进兵，灭後晋。

  　割地是丧权，称「儿皇帝?是辱国，石敬瑭的汉奸罪主要是这两条，再加上纳
贡这条较轻的罪。身为一国之主，竟认他国元首为父，固然有失体统，但实际上并
不如纳贡这一条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来得严重。也就是说，辱国是虚的，交钱（货）
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
为第一奇耻大辱。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
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
个部落，先投吐蕃，後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後，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叁个月便北返，行至
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於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
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
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
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
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後来却努力汉
化，二百多年後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
为中国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国大片土地予契
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
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版图；从金的角度，
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於只做一个关外藩邦。於是金宋开战，金人攻陷
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叁千馀人北返，北 文送 。金军走之前，
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着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
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
即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
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人册封
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
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於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於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
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
潭州，旋诛死。至於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一班朝臣，如王
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伪帝」，金人所封官
职为「伪官」，「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儿
皇帝」最大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於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
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有着本质区别。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
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
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
同金人说：「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於用，多留兵
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後，张邦昌
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於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
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後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
有利於人心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所有因迫於情势而
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
邦昌的故事发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
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後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地的
汉奸，比迫不得已的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


古代最大汉奸出於宋朝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复国主义的仇恨
与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150 年。对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
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着名的代表人物是秦
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
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
引起秦桧忌恨及宋高宗不安，连发十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罪名被
害，後来平反，建庙於杭州。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远的反派角色，一个阴险的
陪衬，死後被铸成铁人跪像置於岳墓前。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对金国策上。
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 我跄 ，其恶毒不可饶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
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材，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
。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他干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
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
「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
、唱词、小说、戏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但历史
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罪名之道，还治「莫须有」发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後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果有充当金人内奸
、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後灭宋，不
存在要为金人间谍讳的理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
据。秦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於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不能以此作
为定罪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
。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
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父李敢，
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十九年宰相，评价秦桧一生的功过，当然不能单
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
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
，直逃到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後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奇怪事情。岳飞
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挫金人的嚣张气焰，其实对於整个被
动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看，就更
清楚了：实际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
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改写，金
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於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
中国的史卷中。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於金，宋
军也大败於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萎琐相。及至残辽西迁，宋又暗中
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後蒙古人伐
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
之後，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後继，
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
。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於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
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宁为玉碎，不做瓦全？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
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
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
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麽国家的苟安就比打
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
，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
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
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
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叁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後
所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
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
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
大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
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即历史上的地位
。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着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
持者，後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
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
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於汪氏一身，绝无再为他讲话
之理。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
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於战败的
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
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时，汪居然主
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
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
。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
症；叁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
於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
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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