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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herman (hehe), 信区: other
标  题: 查塔呼奇河畔谈汉奸 4
发信站: 听涛站 (Thu May  4 22:37:37 2000), 转信

汪精卫为什麽当汉奸？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
，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於世。说
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沦陷区民间流传过这样的故事
：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
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站不住脚。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
着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
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立。汪精卫
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
、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
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
日本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
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於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
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
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於「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整个过程来看
，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於一时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
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干脆回重庆再任要
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
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
，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後一起用餐
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
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
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
救民於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行为动机一致。

　　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

　　第叁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
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
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州
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
；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
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
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叁敌一；国共
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中国是孤立
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
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
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但是，却不
能不打，由於被日本逼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不能打，也不应该打」，这是历史学家在抗战结束五十年後的客观评论，如
果放在当时，则属於彻头彻尾的「汉奸言论」。汪精卫出走前，虽在公开场合「同
党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战到底，私下却对前景极为悲观，即「不能打，
也不应该打」。

　　国民党高层有一个被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的沙龙，汪精卫是这个「俱乐
部」的灵魂。但「不能打」还不是动机，只是一种认识和判断。毕竟「不能打」後
面还有一个「却不能不打」。我认为，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动机是很复杂的，不可能
简单地归结为哪一类。根据其人的经历、性格、地位、信仰，及後来的所作所为来
看，毋宁取其所言，动机中包含有救国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国民党内，真正
的主和派原是蒋介石，而汪精卫是对日主战派。一九叁一年九一八事变，一九叁二
年一二八事变，一九叁五年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倒是蒋介石，九一
八事变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叁叁年出卖华北利权的塘沽协定，摧残察绥抗日
武装，一九叁五年华北特殊化的何梅协定，都是其一手导演的杰作。不料後来倒转
过来，蒋介石成了抗战到底的英雄，汪精卫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陈公博回忆，汪始
有主和倾向，实为长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
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
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及至一九叁六年西安事变後，汪更加认
为，中日应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我相信，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至於卖不卖国，怎样卖，那是第二个问题
。

　　有人会说，都到那样一个地步了，还侈谈什麽爱国？说得好，败军之将不言勇
，对敌妥协不言爱国。说到底，动机并不是最重要的，也永远争论不清。再崇高的
动机，如结果一团糟，也不能拿「好心办坏事」开脱其咎。对於历史人物，关键要
看其所为，究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怎样的影响。具体到汪精卫，主要应讨论第
二个问题，即卖不卖国，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汪精卫发动「和平运动」，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这也正是定其汉奸罪的根据
。大致有：签订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成立傀儡政府及伪国民党中央，分裂抗战
阵营，打击了民族士气；为逃兵尤其是降将提供了「合理」借口；粉饰了日本侵略
军的亡华阴谋；积极反共，而共产党当时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协助和维护
日军对沦陷区的统治，镇压地下抵抗运动；提供日军侵华的物资资源；让日本腾出
手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

　　「和平运动」负面效应

　　这些指控都没错。所有这些负面效应，都是汪氏「和平运动」必须付出的代价
，因为他是作为「战败一方」与敌议和。抗战的最後胜利，推翻了羰付出这些代
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价如承认「满州国」之类都是可以收回的；万一
抗战不能取胜，那麽中国至少可以守住已经签约的这条底线。事实上，谁也无法断
言中国将取得最後胜利。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胜感到侥幸，
如释重负。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以战为主，以和为辅，和战并用，这是一
种明智的抉择。既要有「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义勇，也要有以暂时的妥
协保全实力留有退路的灵活。即连领导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本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日和谈的可能，这不是他的动摇和软弱。延安的共产党与日军暗中交涉，也不能
说是通敌和叛卖。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表现的勇气和一定的原则性，连日方都为之敬重。据胡
兰成回忆，当时任日本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重叁，参加多次汪精卫与日方
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着，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
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
大将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风度气概，
如山河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於签订不平等条约者，一概斥之为汉
奸，如秦桧，如李鸿章。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苏俄逼使中国允许外蒙独立，时任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
京失陷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行政院长
孔祥熙签字，孔不敢签：「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敢贸然签字，他知道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
「引刀成一快」，却害怕当卖国贼，留下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
条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出台，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後投降，这份条约成了废
纸，而汪氏亦未能逃脱卖国的骂名。但他的几番坚持达成协议，还是尽可能地争得
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甚至赢得了对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员的同情。而这份
和约，至少在沦陷区，在日本投降前的数年时间内起作用。

　　汪精卫一方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国旗、
叁民主义国策不变；二，日军必须从中国撤退；叁，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
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应迅速归还；四，不承认满州国。
如果这几条完全得以实现，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平等条约了。日
本政府方面自然不会同意，提出：一，由於叁民主义是排日抗战的根源，应当修正
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使用，并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
为避免混淆，图案应予修改；叁，日军占领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归还，但铁路
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後立即归还。

　　这叁条，第叁条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派做对汪工作的「梅机
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认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麽样的战胜国，还没有
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这又是超越胜败的两
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健《扬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汪精卫走到了这一步，已无可回头。经过大半年的苦争，一九叁九年十二月叁
十日，汪精卫在上海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承认满州国；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
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
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
安的驻兵权；中国对於日军驻扎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
、水陆等应适应日本军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
、经济、技术顾问，确保《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执行。

　　此《纲要》简直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占领宣言，令许多主导此次「和平
运动」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取得和谈联系的国
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团，离开上海回到重庆，并在香港《
大公报》披露《纲要》内容。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案签字後流泪说：「这个
文件说不上什麽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了。」

　　为什麽「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因为上述地区为日军所占领已成事实，你签
不签约，反正是拿不回来的。用汪氏集团第叁号人物周佛海的话来说，「沦陷区是
蒋先生把它丢掉了的，不是我们把它丢了的，我们今与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
问题，没有丧失多少的问题。」（为《中华日报》撰写的社论）这话有漏洞，因为
蒋先生虽然把它丢了，但始终没有同意给人家，还要坚持打回来。但汪氏「和平运
动」与蒋介石政见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打不赢，所以才同意把你丢掉的给人家；
如果你打得赢，那我同意给人家的也丢不掉。即如台湾，是清朝把它丢掉了的，抗
战胜利，不是仍然要回来了吗？

　　事实上，东北是根本就没让打给丢掉的。满州国的成立，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
，差不多是默认了。西方各国，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战世界地图集，仍将满州国
划为独立於中国之外的一国。汪精卫只是无可奈何承认既成事实。就在此密约签署
前四个月，汪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统计出缺席代表人数名
单上，赫然印着「东叁省代表」的字样。汪政府成立後，汪到「满州国」访问，在
盛大欢迎会上，他满含热泪地说：「我们以前是同胞，现在是同胞，将来还是同胞
！」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军司令官为之瞠目。

　　承认满州国，同意以日占区的物资资敌，汪政权的卖国，他的坏，基本上到此
为止。

　　密约的披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观望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
支援中国抗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增兵，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终於打破。因为
它们看到了，坐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可怕後果：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汪政权对中国有无好处？

  　付出如此代价的汪精卫政权，究竟对中国有没有好处？我?为，这是评说其功
罪关键所在。

　　汪政权的建立，使中国的沦陷区有了一个「合法的」中国政府。这个「合法」
，是对日本而言，并为日本所承认的。至於它为不为全中国人民所承认，为不为国
际间所承认，那倒没关系，不承认反而更好。由汪精卫的「伪政权」取代梁鸿志的
「维新政府」，及名义上统括华北的伪政府，代表中国的沦陷区向日方进行交涉。

　　就沦陷区的人民而言，也必须接受日本占领的事实。敌人来了，你可以跟他打
，打不动的可以去逃难。而绝大多数的人是逃不走的，没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
们注定要留下来，在侵略者的统治下生活，他们注定要当「良民」。有幸生活在大
後方的人，有幸逃出来的人，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可以同仇敌忾，誓死与祖国山河
共存亡；今天的人们，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
当年，又不幸身陷敌人的铁蹄之下，沦为亡国奴，你是不会轻易去死的。即使不是
你自己，而是你的亲人，你的好友，你会希望他们以血肉之躯去拼死反抗，作无谓
的牺牲吗？如果是我，我希望他们都千万别死，好好活着，活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

　　既然如此，沦陷区最好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来统治。你可
以说，有时中国人比日本人还坏，也就是走狗有时比主子还坏。但这情况毕竟不多
，如果这是一种通常现象，那咱们还要抗日干什麽呢？让日本人占领整个中国岂不
是更好？中国人对中国人，有时比日本人对中国人还坏；但日本人对中国人，永远
不能像中国人对中国人那样好。

　　日本侵占香港叁年又八个月，没有建立一个由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
府，而是以日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直接进行统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
政权领辖的沦陷地区及「满州国」更为艰难。一年之内五十万居民被遣送内地，发
行军票以完全取代港币，实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导致经  崩溃、长期饥饿，民
生苦不堪言。

　　比较之下，被日本侵占时间超过香港两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军
事占领、政治控制、异族统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维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生产
活动如常，市场活跃，「戏院依然高堂满座，酒楼门庭若市，笙歌处处，虽似商女
晚唱，毕竟无门前冻骨，这便是张爱玲小说的社会背景，虽无爱国主义洋溢其间，
但楼台春梦，也是另一种真实，真实到在一定期间遭到排斥，但在更长时间内却深
深感染人心，受到喜爱。」（徐宗懋《日本情结──从蒋介石到李登辉》）

　　在完全由日本人统治的香港，是绝无产生像张爱玲这样出色作家的环境的。如
果说张爱玲曾嫁给汉奸胡兰成，自己也有汉奸之嫌，因此其小说可能被指为「粉饰
太平」的话，那麽与汉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钱钟书笔下的《围城》，描写沦陷後上海
市民的生活画面，大抵也是「正常」的。更先沦陷的东北，在另一些作家笔下，也
有不少「承平时代」景象。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梅济民回忆学生生活的小说《哈尔滨
之雾》，主人公成天沉迷在游泳、划船和球赛中，还有与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戏。
我接触的许多在「满州国」生活过的人，至今私下还说：「日本人不坏，他们到村
子里来，还给小孩吃糖。」谁坏呢？「苏联人坏！苏联红军来了，烧杀抢奸无恶不
作！」

　　苏联红军绝不可能比日本鬼子还坏。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
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坏和「不坏」会发生逆转。「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国
人，都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历史证明，它们都不是好东西，尽管程度有别。日本
人「不坏」，是因为有一个中国人的政府在起着作用；苏联红军坏，是因为没有一
个中国人的政府管着，哪怕是个傀儡政府。

　　在战争後期，大部分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甚至超过日本本土许多。日本由
於穷兵黩武，缺乏资源，生产能力及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遭到盟军的海上
封锁和空中攻击，其危机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沦陷区的生活值得他们羡慕。当然，
满、蒙、华北及华东、华南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中国人出面
组织「伪政府」，比没有这样的政府更符合中国人的利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汪精卫的政府成立後，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这个历
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汪政府成立後再无大屠杀

　　汪氏政权对日妥协，付出「密约」中规定的沉重的政治代价；而日方也要受该
「密约」的制约，履行其承诺。善待中国俘虏，即为一条。所有中国军队，在战场
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编为汪精卫的部队，亦即我们惯称的「伪军」。「伪军」保
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随着时间的推进，庞大的伪军数量（至少有数十万之众）在
日占区的「合法」存在，对於日军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的威慑力与牵制力。伪军是
投汪，而非投日。除了反共，即与八路军、新四军极为有限的作战，如「清乡」等
等，汪伪军没有与重庆的国军发生正面战斗。即便是打共产党，其总和也远远比不
上一次「皖南事变」的规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见汪先生，是暑天，说过正事之後，两人两杯啤酒，一碟海苔，
稍稍闲谈。我看见汪先生脸色尚有馀怒，问可是为军队的事情，汪先生冲口而出：
『刚才庠文背来要想我们与日本军队并肩对重庆作战，我当即?他，如此我们
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扳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声音还是这样激
烈。」（《今生今世》）

　　胡兰成曾追随汪敬卫的「和平运动」，曾任汪氏中央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
》总主笔。他的自述固然有为汪精卫开脱之嫌，却也没有事实足以证其伪。他最後
由於对形势的看法迥异於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职，甚至被汪亲自下令投入狱中
，经其日本友人营救方才脱险。

　　一九四四年夏，日军进攻长沙、衡阳。七月，华中日军司令部请胡兰成前往汉
口，告胡这次「日军纪律甚好」。其言带有「你看我们遵守了承诺」的诚意。华中
、华北和华南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汪精卫出走前沦入敌手，只有一个长沙守住
了。日军为了夺取长沙、衡阳重镇，打通京广（京汉、武广）铁路线，分别发动了
叁次长沙会战，日方共伤亡11 万1000馀人。到此次长衡会战，日方再伤亡6 万
6800 馀人。日军的惨重损失，并没有激起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是值得自夸的「
纪律甚好」。

　　有历史学家认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至少拯救了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中
国人的生命（刘学铫《淡水河边谈国史─你，是中国人吗？》）。日军对沦陷区的
直接掠夺，也由於汪政权的存在得到了控制。这之前，日军所到之处，耕牛全部杀
光，农民根本无法进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跃在江南广大乡村的新四军、游击队也
没有办法，总不至於牵着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这个时候农民就希望汪政
权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其实连新四军也希望汪政权做到这一点。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如果我们承认孟子的民本主义的合理性，就
无法否认汪精卫以既失的国家利益换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沦陷区人民的生命
财产於不顾，一味地指责其为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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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听涛站 cces.net．[FROM: 匿名天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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